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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在《社会科学的逻辑》（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一书的前言里提出要建立一种交往行为理论。 [1] 当时，我把方法论兴趣和“社会科学的语言理论基础”联系在了一起，而今，这种方法论兴趣已经变成了一种实际关怀。交往行为理论不是什么元理论（Metatheorie），而是一种试图明确其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的开端。我不认为对理解行为的普遍结构的分析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下手段，在步认识论的后尘。因此，帕森斯（T.Parsons）1937年在《社会行为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中所阐述的集理论重建和概念分析于一体的行为理论，无疑是我的一个榜样；但其方法论趋向同时又让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基本概念的结构和对实际问题的回答之间密不可分，这是典型的黑格尔作风。
1971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主持了克里斯蒂安·高斯讲座（Christian-Gauss-Lectures）。当时，我打算对讲稿稍作整理就予以发表，这样想看来是错误的。我对行为理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以及分析哲学的相关领域钻研得越深，就越感觉到除了细枝末节之外，整个研究的目的还不是很清楚。我越是想满足哲学家的解释要求，就越是偏离社会学家的关怀，因为社会学所要追问的是概念分析究竟有何意义。我难以把我所要表达的一切放到恰当的表述层面上。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我们即已认识到，表述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它同样也是实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A.麦卡锡（Thomas A.McCarthy）的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着手撰写一部新的著作。
在过去四年里，除了由于到美国作客座研究而中断一个学期之外，我一直都在撰写这本书。在第一卷的中间考察（Zwischenbetrachtung）当中，我对交往行为这一基本概念作了阐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三个相关的主题：首先是交往理性概念，我在对它进行阐述时虽然充满重重疑虑，但交往理性概念还是顶住了认知工具理性的短视行为；接着是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它用一种并非只是修辞学的方法，把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了起来；最后是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楚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进行解释，认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的摆布。因此，交往行为理论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代发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
导言部分所论述的主题是：合理性问题并不是外在强加给社会学的。对于 任何一种 提出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而言，（一直具有丰富规范内涵的）合理性概念的使用问题都必须落实到三个层面上。（使用合理性概念，）既无法避免其主导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的元理论问题，也不能回避通过理解意义而进入客观领域所具有的合理性内涵的方法论问题，最后还有经验理论问题——从何种意义上讲社会现代化堪称是合理化——也是绕不过去的。
通过对理论历史的综合研究，我找到了从康德到马克思所阐发的哲学思想在当代能够取得科学结果所立足的整合层面。我把韦伯（Max Weber）、米德（Mead）、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及帕森斯当作经典理论家，亦即当作对我们还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理论家来加以讨论。和导言以及两卷里的中间考察一样，插入在各个章节中的附论所探讨的也都是整个理论体系内的问题。结论部分把理论历史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用法治化对所提出的现代性解释模式加以论证，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使命加以阐明。
这样一种研究就这么理直气壮地使用交往理性概念，现在遭到了怀疑，认为它会落入基要主义原理的圈套。但是，把形式实用主义原理和古典先验哲学混为一谈，这条路是错误的。读者对这一点如果觉得迷惑不清的话，我建议不妨先读一读本书的最后一节。 [2] 如果我们尚未找到理性在符号结构和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形式，哪怕是片段的和散乱的，那么，我们就无法搞清楚理解行为的内在合理结构。 [3]
当代的历史主题是显而易见的。6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的处境越来越尴尬，西方理性主义遗产再也不是无可非议的了。在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内在关系（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也许是联邦德国），越来越要求在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付出额外代价；超级大国之间的不稳定关系虽然暂时有所缓和，但从未彻底根除；对于这一点，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从理论上对这些社会现象加以探讨，这样做实际上才是真正掌握了西方传统和西方精神的精髓。
新保守主义者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模式。他们十分看重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而造就的经济增长，而全然不顾这种增长已经日趋紧缩。针对这种增长所导致的社会分崩离析的后果，他们想从虽然已经没有什么社会基础但在修辞上仍然还有吸引力的比德迈尔派（biedermeierlich）文化传统那里找出路。很难理解，19世纪后期从市场转移到国家身上——这样做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的问题如果掉过头来，也就是说，如果把问题在权力和金钱这两种媒介之间变来变去，究竟还能产生怎样的新的动力。试图用一种历史启蒙意识把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消耗得干干净净的传统资源重新焕发出来，这样做显得更是无力。新保守主义的卫道士们，面对偶尔出现的反现代增长的批判，是寸步不让的。这种批判矛头所指的是高度复杂的经济行为系统和行政行为系统以及已经自成系统的军备竞赛。一边想从传统主义的角度，阻止和削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经验在另一边所导致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立场。这种对立的立场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消除差异，可是，这样反过来又会使自己丧失掉关键的不同特征。限制金融—行政复合机制的增长，和放弃现代生活方式决不是一回事。尽管已经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出现了一种理性潜能，但不能说在于系统复杂性的增长。
上述说明所涉及的当然只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背景， [4] 而不是本书的真正主题。本书是为那些对社会理论基础颇有专业兴趣的读者撰写的。没有德文译本的英文文献，我将直接引用原文。法文引文由马克斯·洛泽尔（Max Looser）负责译成德文，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
我首先要向英格·佩特兰（Inge Pethran）表示谢意，她把我不同时期的手稿整理了出来，还编撰了参考文献；而这些只是我们十年来密切合作的一部分，她的合作对我至关重要。此外，我还要感谢帮助查找资料的黑林（Ursula Hering），以及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赫博特（Friedhelm Herborth）。
另外，本书的底稿是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稿。我要感谢学生们的踊跃参与和积极讨论，感谢这些学校的同仁，特别是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狄克·伯恩斯坦（Dick Bernstein）以及约翰·塞尔（John Searle）。
我希望我的叙述能带有充分讨论的性质在里头，果真如此，它们也不过是我们在施塔恩贝格研究所工作过程中争论氛围的折射。我们每周四举办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曼弗雷德·奥韦特（Manfred Auwärter）、沃尔夫冈·邦斯（Wolfgang Bonss）、赖纳·丢伯特（Rainer Döbert）、克劳斯·埃德（Klaus Eder）、君特·弗兰肯贝格（Günter Frankenberg）、基伊（Edit Kirsch）、莫尔施舍尔（Sigrid Meuschel）、马克斯·米勒（Max Miller）、努纳—温克勒（Gertrud Nunner-Winkler）、乌尔里希·勒德尔（Ulrich Rödel）以及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他们围绕本书手稿展开的讨论对我启发颇大；此外，我要感谢图根哈特所做的大量注释。和同事们的交谈，对我也很有教益，比如到我们研究所作长期访问的阿纳森（Johann Paul Arnasson）、本哈比（Sheila Benhabib）、马克·古尔德（Mark Gould）以及麦卡锡，还有经常来研究所访问的西科莱尔（Aaron Cicourel）、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劳伦斯·科尔贝格（Lawrence Kohlberg）、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乌尔里希·厄费尔曼（Ulrich Oevermann）、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以及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等。
哈贝马斯
1981年8月于施塔恩贝格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