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的一部重要的代表著作，但不是他的集大成著作，因为按照哈贝马斯自己在前言中的交代，这部著作不过是他对自己前期思想的总结，是他从规范的角度重构社会批判理论的绪论，因而不是一部结论性的著作，而是一部过渡性的著作。关于这部著作的思路、内容、历史效果以及有关重要概念的中译等问题，译者将在第二卷的后面撰写长文加以探讨。但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首先简单地解释一下：

（1）译本问题：我们知道，若干年前，国内就已经有了《交往行为理论》的中译本（请参阅：《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问世，现在再来重新翻译出版这部著作，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呢？关于现有译本的质量问题，译者曾经撰写专文予以点评，刊载在《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杂志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撇开翻译质量问题不谈，我们认为，像《交往行为理论》这样重要的社会理论著作，有两个乃至多个汉语译本，应当不是一件坏事。毕竟，翻译是一门理解的艺术，不同的译者，不同的时代，对原著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2）结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阅读和理解，哈贝马斯在出版《交往行为理论》（第一、二卷）之后不久，就把他围绕这部著作先后撰写的相关文章编辑成导读式的专著，题为《关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与补充》。同样，为了便于汉语学界接受《交往行为理论》，也为了给有关研究者提供完整的研究文献，我们在征得原作者和原出版社同意的前提下，把《关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与补充》这本导读著作和原著放到一起，作为《补充论证卷》，一同予以翻译出版。

（3）书名问题：许多友人都曾向我提出，认为这本书的标题翻译为“沟通行为理论”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个人认为，把“Kommunikation”一词翻译成汉语的“交往”和“沟通”，只是字面上的差别，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这里之所以坚持选用“交往”，主要是想强调哈贝马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强调这本书中所理解的“Kommunikation”概念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出的“Kommunikation”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译本出版之际，请允许我首先向哈贝马斯教授（Prof.Dr.Jürgen Habermas）本人表示感谢，感谢他在诸多方面对我的大力帮助。在我留学德国、阅读和研究哈贝马斯著作期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弗里德堡教授（Prof.Dr.Ludwig von Friedeburg）、霍耐特教授（Prof.Dr.Axel Honneth），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尼森博士（Dr.Peter Niesen），以及波茨坦大学哲学系的克吕格尔教授（Prof.Dr.Hans-Peter Kruger）等，均给我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学理上的指点和技术上的帮助。国内诸多师友，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诸位师友，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和帮助我对哈贝马斯的翻译和研究，但愿这个译本不会让他们过于失望。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俞吾金教授和陈学明教授给我提供了驻所研究的机会，让我得以从纷乱嘈杂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把译稿系统地整理和校对了一遍。

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版权部的哈特博士（Frau Dr.Hardt）在哈贝马斯著作版权方面给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支持，并且馈赠了大量相关的经典文献和研究著作，让我得以轻松地研读和翻译哈贝马斯的著作。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的格斯先生（Herr Berthold Gees）以他对哈贝马斯的高度热情和精确理解，不断鼓励和帮助我，并解决了我在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生活难题。

曹卫东
2000年春节初稿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2003年春节定稿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