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R. H.托尼

本书作者马克斯·韦伯是位知识领域异常广博的学者，而他的人格甚至比他的学识给那些有幸认识他的人们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他曾被训练成一位法学家，除了作为教授先后在弗赖堡、海德堡和慕尼黑大学教学之外，他还有古代农业史、普鲁士农村人口状况、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等等不同学科的著述。他的活动范围绝不仅限于教师与学者的天地。他游历甚广，强烈关注着当代政治与社会运动，在战后德国面临的危机中发挥了有力而公正的作用，1919年5月随德国代表团出席了凡尔赛会议。他在次年卒于慕尼黑，时年56岁。部分是由于他的病体久治难愈（这曾迫使他多年无所事事），部分是由于他的早逝，大概部分也由于他的著述规模十分浩大，他未能对自己的许多著作加以最终修订。他的全集是在他身后出版的，其中最后一卷是根据他在慕尼黑的学生们记录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英译本出版时名为《经济通史》 ^[1]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两篇文章的形式分别在1904和1905年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再加上后来发表于1906年的一篇文章《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它们便形成了韦伯《宗教社会学文集》系列研究的开山之作。甫一问世，它们引起的关注便大大超出了史学专家的圈子，而且发表它们的那几期《文献》也迅速售罄，这在学术出版物当中并非寻常现象。从那时以来，它们引起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不断，迄今仍势头未减，因为韦伯提出的那些问题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他的文法也像文中得出的各项结论一样重要。它不仅卓越地展示了它所探究的那个特殊领域，同时也开辟了一条研究一系列令人长期关切的问题的新途径，而关心这些问题的不仅包括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更包括思考现代社会深层问题的所有人士。

韦伯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问题——使资本主义文明有可能得以发展的心理条件。从个人大业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对大量资金的控制，并使它们的主人由于投机、放贷、商业经营、冒险和战争而获得大量财富，这种现象和历史一样古老。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由资本所有者或其代理人出于赢利目的而依赖于对享有法定自由的工人进行组织，并给社会各个方面打上了烙印的资本主义，却是一种现代现象。

凡是获得了成功的革命，都会被宣布为天然的、不可避免的，作为通行于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制度类型的这种资本主义，它的大获全胜这一事实如今看上去已是确凿无疑。但是，它在早期却是一个觊觎者，只是经过了若干世纪的斗争，它的名分才得以确立。它包含了一套与教会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古老惯例、公认的社会伦理系统及法律截然不同的经济行为准则和人际关系制度。如此令人生疑的新事物，需要最早进行实验的先驱者们像今天那些要挣脱它编织的罗网的人们所需的一样，要具有足够的独创性、自信心和坚韧不拔的目的感。是什么样的影响鼓舞着他们去蔑视传统？他们从什么样的源头提炼出了取传统而代之的原则？

对这些问题的惯常答案就是否认它们的前提。据说，经济活动的新形式乃是产生于经济环境的性质发生的变化，这应当归因于16世纪贵金属从美洲大量涌入，归因于在欧洲以外经商所带来的资本积累，归因于扩张中的市场对产业组织的反作用力，归因于人口的增长，归因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为技术改良带来的可能性。韦伯的《经济通史》比本书更详尽地作出了回答，就是说，这样的解释混淆了原因和时机。就算16、17世纪的经济条件在某些方面——尽管绝不是在所有方面——异常有利于经济技术的发展，这些条件在过去也是一直存在的，但却并未导致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在受到它们影响的许多地区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发展，在那些享有最高度经济文明、新秩序必定能在其中发现最适宜环境的地区也同样没有。路易十四的法国控制了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说堪称巨大的资源，但大都被消耗在了奢侈与战争之中。18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仍然乏善可陈，但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箴言却最朴素、最清晰地表达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精神，支配未来的就是这种精神，而不是重商主义政治家的宏大规划。

把获利本能作为一种解释甚至更加不着边际，因为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本能在最近几个世纪比以往的时代发挥了更强有力的作用。“如果认为我们的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其他时期的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关切更为强烈，这未免失之愚蠢。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并不在于——例如相比古代商人——具备了更强劲的经济冲动。单纯经济关切本身的释放只能产生无理性的结果，比如科尔特斯与皮萨罗 那样的人，他们大概是最强有力地体现了这种关切，但与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却相去甚远。” ^[2] “理性主义”一词是韦伯使用的一个专门术语，用以描述一种并非基于习俗或传统，而是基于深思熟虑地系统调整经济手段以实现赢利目标的经济制度。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倾向取得了对传统态度的胜利——后者认为无限制的获利欲望是反社会的、不道德的。韦伯的答案是，这个胜利乃是一系列运动的结果，而这些运动的源头就是16世纪的宗教革命。

韦伯是作为一个学者而非宣传者写作的，他的著作中不存在历史憎恶的痕迹，而这种憎恶至今仍在扭曲着对宗教改革的影响进行的讨论。皮雷纳教授 ^[3] 在一篇令人大开眼界的文章中认为，社会进步是自下而上发生的，每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都不是由那些渴望把持财富与权力的阶层，而是由那些起自微贱、在一些朦胧基础上建立了某种新结构的阶级创造的。韦伯的命题也大体类似。他认为，现代经济秩序的前驱就是那些不顾传统土地和商业贵族的敌视而夺路求成的 parvenus （暴发户，新贵）。支持他们投身这场冲突的力量乃是一种新的宗教观念，它教导他们不是把追逐财富仅仅看作赢利，而是看作一种义务。这种观念把仍然势单力薄的资产阶级团结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力量，增强了它的活力，给它的实用主义罪恶罩上了一个圣洁的光环。简言之，意义深远之处并不在于经济自利的动机得到了增强，因为这种动机在所有时代都是寻常现象，无需解释。这里的关键是，道德标准发生了变革，一种天生的弱点转变成了为精神增光的因素，以往在各个时代被谴责为罪恶的种种习惯则变成了经济美德。造成了这种变化的力量就是与加尔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教义。资本主义就是加尔文主义神学的社会对应物。

韦伯在证明他的理论时所求助的核心观念就体现在独特的“天职”一词中。与绝大多数中世纪神学家一样，在路德看来，天职通常就是上帝为个人安排的那种生活状态，违逆这种状态就是邪恶的离经叛道。韦伯认为，对于加尔文教徒来说，天职并非个人与生俱来的条件，而是由自己选择的、怀着一种宗教责任感去追求的紧张艰苦的事业。浸入清爽的——尽管是冰冷的——加尔文主义神学之水中，曾被认为有害于灵魂的商业生活便获得了新的净化。劳动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手段：它是一个精神目的。贪欲尽管有害于灵魂，但与懒惰相比已不再是多么可怕的威胁。远离贫困是值得称道的，选择更加有利可图的职业则是一种义务。赚钱与宗教虔诚的冲突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天然的伙伴，因为上帝选民必备的美德——勤勉、节俭、冷静和审慎——乃是商业繁荣的最可靠保障。因此，曾被视为宗教之敌而令人忧心忡忡的发财致富，如今作为宗教的盟友受到了欢迎。体现了这种哲学的习惯和制度在产生了它们的教义开始失效或者从欧洲退往更合适的地方之后，也仍然长期保持了下来。韦伯在最后几页指出，资本主义是作为蓬勃进取的资产阶级的实用唯心主义开局的，但它的结局却是唯物主义的狂欢。

英国的大工业是在若干世纪的逐渐增长中发展起来的，由于英国的社会等级制度长期以来都是基于财富的差异而不是法律地位，所以新旧秩序的法律基础之间并无强烈的反差。因此，英国人并不容易接受资本主义是个独特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种观念。在那些自幼便对封建制意义上的定例安之若素的作家们来说，至今仍有可能把资本主义看作理论家的抽象或者政治家的口号而不屑一顾。

欧洲大陆经济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不同于英国，因此，大陆思想家使用的范畴也不同。在法国，现代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那个基础已被一场大灾变所摧毁；德国用1850—1900这50年时间走过了英国200年的发展历程，几乎没有受到诱惑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文明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性质上也是一种不同于此前社会秩序的现象。因此，毫不奇怪，它的起因与特性也就一直成为法德两国历史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这场讨论始于马克思——他作为社会学家比作为经济理论家更名副其实——的划时代研究，而且至今势头未减，其最精致的纪念碑就是松巴特（W.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

松巴特此书的第一版于1902年问世。两年后，韦伯的文章发表了第一部分，研究的是同一个问题的单独一个方面。与他们讨论的主题有关的文献 ^[4] 也层出不穷。韦伯的命题在经历了25年的究问和批评之后，如今还能站得住脚吗？

把宗教信仰与社会制度解释为共同心理态度的不同表现，这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文集》中得到了详尽阐述，此后便不再是个特别新鲜的话题了。实际上，一经阐明，它也就变成了老生常谈。人类对自身加以分门别类的能力令人称奇，但它也并非没有限度。不言而喻，只要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有关的教义被坚信不疑，它们就会反映在社会秩序的性质所构成的最有助于幸福的舆论中，而经济环境的压力塑造出来的习惯则会转而给宗教打上它们的烙印。韦伯无可争议的论点是，加尔文主义至少在它的某些历史阶段是与对待社会伦理问题的态度息息相关的，而同时代人认为这种态度就是它的独特之处。加尔文主义的批判者认为，它是狡诈的商业活动的伪善同盟，而它的支持者却把它视为经济美德的大学校。到了17世纪中叶，天主教欧洲的社会保守主义同加尔文主义共同体发奋进取之间的反差已是尽人皆知。一位小册子作者在1671年写道，“教皇制宗教与商业有一种天然的不适应性，而归正宗恰恰相反，他们的宗教热忱越是高昂，就越是要投身工商业，而把游手好闲视为不法。”在解释荷兰的经济繁荣时，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就是常常被人提到的一个原因。在英国，不从国教者的堡垒就是各商业阶层，这一事实曾一再被作为宽容不从国教者的论据。

因此，韦伯使人看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即强调指出了宗教激进主义和经济进步之间的联系，对此，以往的作者也曾注意到了，但却无人以同样渊博的哲学洞察力进行审视。探讨这种联系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促进经济革新方面与其他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个不同的、而且更加困难的问题。韦伯的论文只是着眼于各种宗教运动在创造条件以利发展一种新的经济文明类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且力求不致遭到这样的批评，即低估了商业、金融和工业领域相应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显而易见，在没有考察后者之前，要想确定前者应有的分量是不可能的。至少，仍可商榷的是，且不论加尔文主义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说两者在经济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变革中发挥了不同的影响，看来是同样可信的。

人们总是会受到诱惑要阐明一个富有成效的新观念，把它用作打开所有门户的钥匙，并借助某个单独的原则去解释现实中由多种原因共同产生的现象。韦伯的论文大概也没有完全摆脱质量缺陷，在把比较平凡的世俗力量带来的，以及明显与宗教教义的性质无关的发展——无论外部条件给它们提供了多么适宜的环境——归因于思想与道德的影响时偶尔显得过于精细。“资本主义”本身是个含糊的用词，尽管它是必需的，而韦伯对它的解释看来也确有值得H.塞（H. Sée）教授批评之处， ^[5] 就是说，他把该词的含义简单化了，而且仅限于供他的论证之需。14世纪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以及15世纪的安特卫普都不缺少“资本主义精神”。它在荷兰与英国的发展，更多的并不是因为两国或两国中的某些社会阶层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加尔文主义版本，而是因为它们所产生的大规模经济运动与社会变革。皮雷纳（H. Pirenne）教授写道，“马克斯·韦伯与特勒尔奇认为，加尔文主义精神正是当时的经济革命给商业生活带来的那个不为传统主义者所容的新家园的精神” ^[6] ，为什么定要认为因果关系会在唯一一个方向上发挥作用？如果像韦伯暗示的那样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必须等待宗教改革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这岂不是有点矫揉造作？如果认为宗教改革本身只是经济运动的结果，难道不是同样的花言巧语、同样的一面之词？

从韦伯对问题的研究角度来看，很自然，他在本文中似乎会略显绝对地突出思想与伦理力量的作用，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他对这些力量本身的分析大概就需要加以补充。布伦塔诺批评说，文艺复兴的政治思想也像加尔文的教义一样有力地削弱了传统的束缚，这一点不无道理。无论如何，在英国，16世纪一再发生的财政危机和价格水平的变化引起了商人与经济专家在货币、价格及外汇方面的投机，这在瓦解韦伯所说的传统主义态度方面也发挥了同样有效的作用。对经济思想发展的最新研究表明，关于经济伦理的舆论变化绝不能仅仅归因于加尔文主义，这是一场普遍的思想运动的组成部分，不光在新教作家，而且在天主教作家的见解中都有反映。加尔文教义本身的影响也不像韦伯论文的读者可能揣测的那样有着一元化的性质或者一成不变的趋势。恰恰相反，随着经济条件、社会传统与政治环境的不同，它也因时因地而异。它既面向未来，也瞩目于过去。尽管它在某些阶段侧重于变革，但在另一些阶段也会倾向于保守。

韦伯对他的命题所作的大部分说明，都是取材于17世纪下半叶英国清教徒的著述。他们的学说为他刻画虔诚的资产阶级提供了素材——这个阶级把经商看作是上帝安排给特选子民的一项天职。“天职”一词表达的观念是否像韦伯指出的那样为加尔文主义所特有，这对神学家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而且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比他论述的要复杂得多。在这些作家与《基督教原理》的作者之间经历了三代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鼓动，反对英国内战的加尔文主义并不是其奠基人的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中好不容易赢得了宽容的加尔文主义就更不是了。

加尔文本人的社会组织理想是由他在日内瓦建立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那是一种实行牧师独裁的神权统治。在这个“使徒时代以来能够见之于尘世的最完美的基督学校”中，铁一样的集体主义就是生活的规则；诺克斯、法国归正会的宗旨就是厉行神圣的纪律，英国长老会运动的先驱者们同样如此；严格控制经济活动是新英格兰圣徒们首先实行的政策。加尔文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与荷兰则是另辟蹊径，它发现了一种妥协，从中达到了繁荣与得救之间更合理的平衡，尽管保留了那位鼻祖的神学理论，但却抛弃了他的社会伦理方案。它使人相信“敬畏上帝既是为了来世，也是为了今生”，并且毫不妥协地抗拒政教两方面插手干预商业事务。这是加尔文主义的第二阶段，即个人主义的阶段，而不是加尔文本人那种毫不留情的苛严，这大概就是说它与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气质具有亲和力的理由。需要研究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令信徒们感到适得其所而牧师们却感到困惑不已的态度变化。

这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在韦伯的论文中未及详细讨论，尽管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些争议。他所讨论的话题不是清教徒资本家的行为，而是清教徒神学家的教义，并且采取了一条高度精巧的研究路线。他的结论令人大开眼界，不过也许可以认为，这些结论绝不是唯一的解释。有了作用力也就会有反作用力，清教主义有助于塑造社会秩序，反过来说，它也会被社会秩序所塑造。循着韦伯的思路去追溯宗教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很有意义。但是，理解一个时代公认的经济秩序对支配着宗教领域的舆论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点同样重要。

[1]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 trans. Frank H. Knight, Ph. D.（ George Allen ＆ Unwin）。韦伯的著作目录附于他的遗孀冯·玛丽安妮·韦伯所著《马克斯·韦伯传》（J. C. B. Mohr, Tübingen , 1926）书末，该书对他作了引人入胜而又富于启示意义的刻画。另见“Economistes et Historiens: Max Weber, un homme, une œuvre”, par Maurice Halbwachs, in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 No. 1, January, 1929。

[2] 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 trans. Frank H. Knight, pp. 355–356.

[3] Henri Pirenne, Les Périodes de l’Histoire Sociale du Capitalisme , Hayez, Brussels, 1914.

[4] 尤见以下篇目: E. Troeltsch, Die Sozialen 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 , 1912；F. Rachfahl, 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ternationale Wochenschrift , 1909, i. III)；B. L. Brentano, 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 1916 and Der Wirthschaftende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 , 1911；W. Sombart, Die Juden und das Wirthschaftsleben (1911. Eng. trans.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 1913)and Der Bourgeois (1913. Eng. trans. The Quintessence of Modern Capitalism , 1915)；G. v. Schulze-Gaevernitz,“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n Grundlagen der Anglo-Amerikanischen Weltsuprematie. III. Die Wirthschaftsethik des Kapitalismu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 Bd. 61, Heft 2；H. Sée, “Dans quelle mesure Puritains et Juifs ont-ils contribué au Progrè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Revue Historique , t. CLV, 1927 and Les Origine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 1926；M. Halbwachs, “Les Origines Puritaine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Revue d’histoire et philosophie réligieuses , March-April 1925 and “Economistes et Historiens: Max Weber, un homme, une œuvre”,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 No. I, 1929；H. Hauser, Les Début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 1927；H. G. Wood, “Te Infuence of the Reformation on Ideas concerning Wealth and Property”, in Property , its Rights and Duties , 1913；Talcott Parsons, “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December 1928 and February 1929; Frank H. Knight, “Historical and Teoretical Issues in the Problem of Modern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 November 1928; Kemper Fulberton, “Calvinism and Capitalism”,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 July, 1928。

[5] H. Sée, “Dans quelle mesure Puritains et Juifs ont-ils contribué au Progrè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Revue Historique , t. CLV, 1927.

[6] H. Pirenne, Les Périodes de l ’ Histoire Sociale du Capitalisme , 1914. Ki0REj03oDZ0D9wa/xPPR0q5sgLnytpyik70XygdbfzBCyHKx4uQFirzyTzv7d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