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任何一个有各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只要一看那里的职业统计，就可以频频
发现一种曾经几度在天主教出版物和文献
[2]
中以及在德国天主教大会上引起争论的局面：在工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现代企业中的高级熟练工人乃至更多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职员中，都是新教徒占据了优势
[3]
。事实上，不仅在宗教差异恰巧和民族差异因而和文化发展的差异也相吻合的地方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德国东部的日耳曼人和波兰人之间
，而且几乎在任何地方，只要资本主义在其迅猛发展时期任由社会的人口分布按照自身需要发生变化并决定其职业结构，那里宗教归属的统计数字也都会表明同样的局面。资本主义越是放任，这种结果就显得越清晰。诚然，新教徒相对来说更多地分享了资本所有权
[4]
、经营管理权，以及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新教徒人数较多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历史条件
，这些条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那时的宗教归属并不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结果。分享上述经济职能一般都与某种先在的资本所有权有关，通常还有代价高昂的受教育程度，而且往往需要两者兼备。这在今天多半要靠拥有遗产，至少也要靠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旧帝国中那些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特别是大部分富庶城镇，都在16世纪转向了新教。这一转变的结果，直至今天，还使新教徒在为经济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赞成教会中的革命？答案远非通常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从经济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这个因素显然大大增强了像怀疑一切传统权威的尊严一样怀疑宗教传统的尊严这一倾向。但必须注意却又常被忽略的是：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毋宁说，那只是用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取代先前的控制。这意味着否定了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感觉不到、差不多只是徒有其表的控制，而支持一种对所有行为进行的调整，它渗透进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所有范畴，不胜其烦但却得到了认真执行。天主教会的教规，“惩罚异端，宽恕罪人”，现在已被具有彻头彻尾现代经济特征的各个民族所默认，但在过去却更其如此，大约15世纪初就已被地球上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诸民族所接受。但是，加尔文宗的教规，正如它在16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16与17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地区、17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在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居然能够存在但又绝对无法忍受的对于个人的教会控制形式。这也正是当时日内瓦、荷兰、英格兰大部分旧商业贵族的看法。这些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的宗教改革派所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监督过多，而是过少。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自由民中产阶级，不仅没有抵制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反而为保卫这种专制发展出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这该如何解释呢？资产阶级本身表现出的这种英雄主义几可谓空前绝后。卡莱尔（Carlyle）曾经说过，这是“我们最后的英雄主义”，此话不无道理。
但进一步说，尤其重要的是，一直以来就有人断言，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分享了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这在今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只是由于他们继承了较多的物质财富。然而，某些其他现象却不能这样解释。这里只需列举以下几个事实：在巴登，在巴伐利亚，在匈牙利，可以发现天主教徒父母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类型与新教徒父母大相径庭。高等教育机构在校生和毕业生中的天主教徒比例一般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5]
的确，这一事实大半可以用他们继承的财产差异来解释。但在天主教徒毕业生中，从主要是培养技术工艺研究人才和工商业从业者的学校毕业的人数比例，无不低于新教徒毕业生的比例，一般来说，从那些培养学生追求中产阶级商业生活的学校中毕业的人数比例，更是远远落后于新教徒毕业生的比例
。另一方面，天主教徒乐于选择的是高级中学所提供的人文教育。这是一个不可能用财产继承的差异来解释的事实，恰恰相反，这一事实正是天主教徒很少有人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事实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它可以部分地解释天主教徒在现代产业的熟练工人中为何只占少数。众所周知，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青年手工艺人当中吸收熟练工人，但是其中的新教徒工匠总是多于天主教徒工匠。换言之，天主教徒工匠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行业中，他们往往更想成为名匠；相反，新教徒则被大量吸引到工厂里以填充高级熟练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位置。
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由环境——这里指的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照拂的那种教育类型——养成的心理和精神特质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
天主教徒较少参与德国的现代商业生活这一事实更为令人惊诧，因为它与任何时候
——包括现在——都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恰好相反。屈从于一个统治者群体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在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驱使下介入经济活动。他们当中最富有才干的成员都会力图在这一领域满足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承认的愿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为国家效力。俄国与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肯定就是这样，毫无疑问，他们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要比在他们占支配地位的加里西亚快得多。再往前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胡格诺教徒，英格兰的不信国教者与贵格会教徒，最后还有不可不提到的两千年来的犹太人，也都莫不如此。但是，却没有显著的证据可以表明日耳曼天主教徒的状况是他们所处的地位所致。过去，不管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不管是在他们受到迫害时还是仅仅被宽容时，他们从未像新教徒那样在经济上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但确凿无疑的是，新教徒（特别是后面还要详尽探讨的新教运动某些分支），不管是作为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这在天主教徒当中却从未达到同样的程度，不管他们的处境是上述的前一种还是后一种。
[6]
因此，我们必须到他们宗教信仰的永久性内在特征中，而不光是在他们一时的外在历史——政治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7]
我们的任务将是研究这些宗教以求找出它们所具有的或者曾经有过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可能导致了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种表现。只作表面的分析，只根据一些平常的印象，人们不免会这样谈论其间的差异：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有着禁欲主义性质，这势必会把信徒培养得对今世的利益无动于衷。这样的解释不过是在随波逐流地评价两个宗教。在新教一方，这种解释被用作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中那些（真实的或想象的）禁欲主义理想的根据；天主教方面则非难说，正是因为新教把所有理想统统世俗化，这才导致了物质至上的后果。最近有位作者就试图这样来概括它们对经济生活的不同态度：“天主教徒更为恬静，更少获利冲动；他宁愿过一辈子收入不高但尽可能安稳的日子，也不愿过那种冒险而骚动的生活，即使那可能有机会名利双收。俗话说得有趣：‘要么吃好，要么睡好’。用在这里，就是新教徒宁愿吃得舒服，天主教徒则乐意睡得安详。”
实际上，这种想吃得舒服的欲望，也许准确地概括了现今德国许多有名无实的新教徒的行为动机，尽管概括得并不全面。但事情在过去却大不一样：英国、荷兰、美国清教徒的典型特征恰恰与纵情享乐背道而驰，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一事实对我们这里的研究的确至关重要。此外，法国的新教徒
长期以来甚至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各地加尔文主义教会都要给烙上的那种典型特征，特别是在宗教斗争时代的磨难中留下的特征。其他地方的新教徒亦然。不过（或许，如同我们后面还要问到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众所周知，这些特征是当时法国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在宗教迫害时期尚存的狭小范围内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严肃态度和在全部生活行为中居于有力支配地位的宗教关切称做苦修来世，那就可以说法国的加尔文教徒从过去到现在至少都像北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一样在苦修来世，对于那里的天主教徒来说，天主教乃是不可或缺的事情，正如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宗教对于自身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事情一样。两者在各自的国家中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背离了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潮流。法国的下层天主教徒热衷于生活享乐，上层则公然敌视宗教。同样，德国的新教徒今天都在专心致志于世俗的经济生活，上层则对宗教极为冷漠。
[8]
以上比较已经清楚不过地表明：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天主教苦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等等，对于解决本书中的任何问题都无济于事。以这种泛泛之论来概括两者的区别，既不足以说明今天的实际情况，更不足以说明过去的实际情况。然而，如果终究还要利用这种区别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若干其他的观察也会接踵而至，它们与上述观察结合在一起则会令人觉得，所谓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虔信派教会为一方，以参与资本主义获利活动为另一方的冲突，可能实际上会证明双方的关系竟然非常亲密。
事实上，从一种完全表面的观察出发，看到那些最崇高的基督教虔诚形式的大批代表人物竟是出自商业圈子，确实会令人感到意外。看到许多最热诚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则尤其令人意外。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不适应商业生活的敏感本性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动，一如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那样，许多虔信派教徒也是从这个角度解释他们的皈依过程的。同样，许多最出类拔萃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直至塞西尔·罗得斯
——都出身于牧师家庭，似乎可以解释为这是对他们禁欲主义教养的反动。但是，当一种非同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最彻底的虔诚形式结合在同一批人、同一些群体身上，而这种虔诚已经渗透并支配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时，这种解释便无能为力了。这些情况并不是孤立的，新教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教派都有这些典型特征。特别是加尔文宗，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现
，总是体现着这种结合。在宗教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尽管它（或任何其他新教信仰）很少同任何特定的社会阶层息息相关，但在法国的胡格诺派教会里，修道士和商界人士（商人和手艺人）在改宗者中的数量却特别多，在宗教迫害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很独特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非常典型的。
[9]
甚至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异端邪说（即荷兰的加尔文宗）促进了贸易，而这种说法同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在探讨荷兰资本主义发展原因时所发表的见解正相吻合。格赛因（Gothein）
[10]
曾恰如其分地将加尔文教徒在各地的聚居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11]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也还可以把这些共同体所具有的法国和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性，甚或离乡背井对于打破传统关系所起的巨大作用，看作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在法国，正如我们从科尔贝尔
的斗争中所知，甚至17世纪时的情况就已经如此。连奥地利都在直接输入新教徒手艺人，更何况其他国家呢。
但是，似乎并非所有的新教教派在这方面都具有同样强大的影响力。即使在德国，加尔文宗的影响也是最强的；加尔文宗，即归正宗
，似乎就比其他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不管在乌珀塔尔
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无论从总体上还是就具体事例进行比较，似乎都能证实它比路德教的影响要大得多，在乌珀塔尔尤其如此。
苏格兰有巴克尔（Buckle），英格兰诗人中有济慈（Keats），都曾强调过这些同样的关系。
唯须提到的是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现象：那些以苦修来世同时又富甲一方而闻名于世的教派，特别是贵格会和门诺派，恰恰是把宗教生活方式和极度发达的商业头脑结合在一起的教派。贵格会在英格兰和北美扮演的角色，在德国与荷兰则由门诺派扮演。在东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对门诺派数徒手下留情，是因为尽管他们断然拒服兵役，但对工业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不过是大量能够说明事实的著名个案之一，但联想到这位君主的性格，也未必不是最令人难忘的个案之一。最后，强烈的虔诚和高度发达的商业头脑相结合，也充分体现在虔信派教徒身上，这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
[12]
必须提到的还有莱茵地区和卡尔夫
。在这项纯属导言性质的讨论中，无须再堆砌更多的例子了。这为数不多的范例就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刻苦工作、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不论冠以什么称号的这种精神，它的觉醒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对此，务必不能像流行的做法那样把它理解为追求生活享乐，也不应在任何其他意义上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路德、加尔文、诺克斯（Knox）、富蒂（Voët）
的老牌新教与今天所说的进步几乎毫不相干。它会直接敌视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但今天的哪怕最极端的宗教狂也不会打算去扼杀它们。如果说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它的所谓多少是唯物主义的或者至少是反禁欲主义的生活享乐中，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这种联系。孟德斯鸠说（《论法的精神》第二十卷，第七章）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虔诚、贸易和自由”。他们在贸易上的优势和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顺应，以某种方式和孟德斯鸠提到的虔诚连成了一体，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时，大量可能的、模糊感觉到的关系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鉴于历史素材无穷无尽，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清晰地阐述杂陈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则须将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笼统模糊的概念抛到脑后，尝试着探究在基督教各个分支中历史地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异。
然而，在着手这一工作之前，尚须扼要谈谈我们正在试图作出历史说明的那些现象的独特性，然后再讨论这样的说明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可能具有的意义。
[1]
围绕这篇论文所积累起来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我只能从中列举最全面的几种批评：（1）拉什法尔（F. Rachfahl）的“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
Internationale Wochen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Technik
（1909），第39—43期。我答复的文章是：“Antikritisches zum Geist des Kapitalismus” ,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Tübingen） , XX, 1910。拉什法尔撰文作答，“Nochmals Kalvinismus und Kapitalismus” ,
Internationale Wochenschrift
（1910），第22—25期。我最后的答复是“Antikritisches Schlusswort” ,
Archic
, XXXI。（布伦塔诺显然并不了解此番讨论的这个最后阶段，因为他的批评中没有提到此文，下面就要谈到他的批评。）我在本版中没有收入同拉什法尔裨益不大的论战中的任何材料。他是一位我在其他方面极为钦佩的作家，但在此他却闯入了一个并不十分得心应手的领域。我只根据我的反批评增订了几条补充性参考材料，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段落和脚注，以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误解。（2）松巴特的《资产阶级》（
Der Bourgeois
）一书（慕尼黑和莱比锡，1913，也被译成了英文，书名为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伦敦，1915），对此我在下面的脚注中还要提到。（3）最后还有卢卓·布伦塔诺的慕尼黑演讲（1913年在科学院），题为
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附录II，发表于1916年。［韦伯逝世后，布伦塔诺将这些论文略加补充收入了他的新作
Der wirtschaftende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
。——英译者注］我还将在适当地方以专门的脚注提及这项批评。我欢迎感兴趣者进行比较，以证实我并未在修订时删除本文任何一个包含实质要点的句子，或者改变、冲淡其含意，或者增添有实质性不同的说法。我毫无必要这样做；随着本文阐述的展开，仍抱怀疑态度的人将会确信这一点。后两位作者之间进行了一场比同我的争执还要激烈的争执。布伦塔诺对松巴特所著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一书的批评，在我看来虽有可取之处，但即使撇开布伦塔诺本人似乎并不理解犹太人问题的真正实质这一事实，也常常有失公允［本文完全回避了犹太人问题，但是以后将会论及（《宗教社会学》后面一节）——英译者注］。
我从神学界那里得到了与这项研究有关的许多宝贵意见。他们的反响总的说来是友好而客观的，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这种反响使我倍感欣慰，因为这些问题必须放在这里讨论时所采取的方法难免会招致某种程度的反感。对于一位神学家来说，有些事情在他的宗教中可能弥足珍贵，但在本文的研究中却不能占有重要位置。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关心的往往都是宗教生活中非常肤浅、非常粗俗的方面，但也正因为它们肤浅粗俗，才经常是最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外在表现。
还有一部著作，姑且不论它的其他内容，仅就与我们这里的问题有关的论述而言，也堪称是对本文的认可与补充。这就是E.特勒尔奇（E. Troeltsch）的重要著作
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n und Gruppen
（Tübingen，1912）。它以极为全面的独到观点阐述了西方基督教的伦理史。我在此建议读者根据此书进行总的比较，以省却对一些要点的反复征引。它的作者关心的主要是宗教学说，而我的兴趣却在这些学说的实际后果。
[2] 参阅Schell, Der Katholizismus als Prinzip des Fortschrittes , Wurzburg, 1897, p. 31；V. Hertling, Das Prinzip des Katholizismus und die Wissenschaft , Freiburg, 1899, p.58。
[3] 我的一位学生研究了迄今为止我们就这一主题所能掌握的最完整的资料，即巴登的宗教统计资料。见马丁·奥芬巴赫（Martin Ofenbacher），“Konfession und soziale Schichtung” , Eine Studie über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r Katholiken und Protestanten in Baden , Tübingen und Leipzig, 1901； Yolkswirt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der badischen Hochschulen , Vol. IV, part V。以下用作例证的事实与数字皆为这一研究的成果。
[4]
例如1895年在巴登，能够作为税源的可用应税资本为：
每1000名新教徒……954 000马克
每1000名天主教徒……589 000马克
的确，犹太人远远领先于其他人，他们每千人拥有400多万马克。（细节可参见上引奥芬巴赫的书，p.21。）
[5]
1895年巴登的人口构成如下：新教徒，37.0%；天主教徒，61.3%；犹太人，1.5%。然而，在公费义务教育就学阶段之外的在校生成分却如下表所列：
［高级中学主要着重于古典教育。文法中学则取消了希腊语课程，拉丁语课程也被削减以加强现代语、数学与科学教育。实科中学和理科中学与文法中学类似，但是完全取消了拉丁语课程以学习各种现代语。见G. E. Bolton,
The Secondary School System in Germany
, New York, 1900。——英译者注］
在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阿尔萨斯–洛林和匈牙利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形（见奥芬巴赫著作中的数字，pp.16 f.）。
[6]
配弟之所以谈到爱尔兰的情况，完全只是因为这一事实：那里的新教徒仅仅以在外地主的身份出现。如果他想说明更多的意思，那就可能是谬说了，苏格兰–爱尔兰裔人
的状况可以证明这一点。爱尔兰也像其他各地一样存在着新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典型关系。（关于苏格兰–爱尔兰裔人的问题，见C. A. Hanna,
The Scotch-Irish
, two vols., New York: Putnam。）
[7] 这当然不是否认最后这一事实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后面我要证明的，许多新教教派都是一些小教派，因此也是一些同质的少数派，这一事实对于他们全部特性的发展、包括他们参与经济生活的方式，都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即使他们掌握了政治权力，也依然如此，比如日内瓦和新英格兰以外所有那些严密的加尔文教派。世界上的所有宗教，包括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希腊人、伦巴第人等等的宗教，其教徒作为高度发达地区商业知识的载体，因遭到驱逐而流徙他国，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与我们的问题无关。布伦塔诺在 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一文中——此文我将经常提到——曾以自己的家族作为例证。但是，所有国家的所有时代都曾存在过外国血统的银行家，他们是商业经验和商业联系的代表。他们并非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新教徒始终是抱着一种道德疑虑看待他们的（见下）。至于那些从洛迦诺移居到苏黎世的新教家族，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穆拉尔茨（Muralts）和佩斯塔罗兹（Pestalozzi）家族等等，他们很快就融入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有的现代（工业）类型。
[8] 关于德法两国不同宗教的典型特质，以及这些差异和阿尔萨斯地区民族冲突中其他文化要素的关系，在W. Wittich的杰作“Deutsche und französische Kultur im Elsass”中可以看到极为出色的评论，见 Illustrierte Elsässische Rundschau （1900），另有单行本出版。
[9]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Dupin de St. André, “L’ancienne église réformée de Tours. Les membres de l’église” , Bull. de la sos. de l’hist. du Protest , 4, p.10。这里可以再次把摆脱寺院或教会控制的愿望看作主要动机，从天主教的观点出发更是如此。然而，不利于证实这一观点的，不光有同时代人（包括拉伯雷）的看法，还有胡格诺派早期的全国宗教会议（例如第一届宗教会议，C. partic. qu. 10 in Aymon，见 Synod. Nat ., p.10）对银行家可否充任教会长老这一问题所表现出的良心不安；尽管加尔文本人立场明确，但是，由极端谨慎的成员提出的是否允许收利息这一问题，仍然在同一批人当中一再引起争论。这可以部分地由这一问题所直接涉及的人数来解释；但同时，暗中放 高利贷 而又不必忏悔的愿望却又不可能独自发挥决定性作用。荷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见下。这里应当明言，我们这项研究将不考虑教会法的利息禁令。
[10] Gothei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Schwarzwaldes , I, p. 67.
[11]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松巴特的简评（ Der moderne Kapitaliamus ，第一版，p.380）。后来在凯勒（F. Keller）一项研究（ Untermehmung und Mehrwert , Publications of the Goerres-Gesellschaft, XII）的影响下，松巴特却不幸坚持了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对此我会在适当场合谈到。依我看，就这些内容而言，那是他的大部头著作中最差的一部（ Der Bourgeois ）；至于凯勒的那项研究，尽管有许多好的见解（但这些见解对我们来讲已不新鲜），其水平却大大地低于其他几本天主教护教学的新著。
[12] 很自然，这并不意味着官方的虔信派后来没有像其他宗教流派那样，一度从家长制的观点出发反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些进步特征，比如从家庭工业向工厂制的过渡。一种宗教作为理想追求的东西和它影响信徒的生活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肯定有着明确区别，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将会看到这一点。关于虔信派教徒特有的适应工业劳动的问题，我曾在“Zur Psychophysik der gewerblichen Arbeit”（载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 XXVIII）一文以及数次在其他地方，以威斯特伐利亚的一家工厂作为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