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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为提出某些关于现代世界的由来与可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建起了一个社会学的脚手架。韦伯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比过去更加明确、经验上更站得住脚的答案。倾心于此的人数很少，韦伯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既不接受那种广为流行，但即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的进步信仰，也不理会已经开始对许多年轻人产生了吸引力的新的哲学反理性主义。
韦伯给“经济与社会”的画像，在以研究社会为取向的学者当中如今已被广泛接受，就其最一般的系统阐述而言，它已不再显得非同寻常，除非我们还记得它划定了与那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什么主义的最后界限。韦伯拒绝了盛行于世的进化论和单一因果论，不管那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机械论的还是有机论的；他既反对社会科学家的简单化方法和历史学家的肤浅态度，也反对固执地追寻“更深刻”的背后原因和对历史上形成的先验概念根深蒂固的厌恶情绪。他认为，一个群体的经济结构是它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尽管这个因素是可变的，而社会则是群体冲突的舞台。但是，他并不相信阶级斗争法则、丛林法则或者种族法则，毋宁说，他看到的是人们在多数时候都是根据创制的法律并在既定组织内部进行斗争。由于对他的著作接受得并不完整，他所分析的暴力和正当性的作用被孤立地强调过了头。《经济与社会》明确指出，人们行其所行，乃是出于对权威的信仰、行政班子的强制、对自我利益的计算以及某种有效的习惯。然而，韦伯没有多少兴趣对社会的性质进行万能钥匙般的陈述，而且反对“世界公式的需要”（Weltformelbedürfnis）。与恩格斯不同，他不认为能够拿出什么根据来假定存在着某种“历史的终极决定因素”。《经济与社会》表明了他要在一个相当具体的层面上研究社会学理论和历史的普遍性。
1903年以后，韦伯用六篇文章阐明了他的文化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立场。 [1] 但在《经济与社会》中，他集中论述了那些直接有助于研究的概念和类型。韦伯把他的社会学理论——有时他也称之为范畴理论（Kategorienlehre）——发展成了对社会行动的基本方面以及对协同行动的历史类型（“一般的理想类型”）进行虽无最后答案但在逻辑上一以贯之的系统阐述。这种跨时代、跨文化的类型——比如经营和大庄园（enterprise and oikos）或者官僚制与僧侣政治（bureaucracy and hierocracy）——建构，使得社会学理论历史性地成了比较研究理论。这样，社会学理论就给韦伯提供了多维的概念和经验类型，它们是比较心理实验和富于想象力的推论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样的实验和推论，就不可能对历史进行因果说明。
因此，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乃是产生于广泛的历史研究，目的则是再把它应用于过去的和正在形成中的历史。除了这种一般历史意义上的理论之外，他还利用了具有不同程度历史特性的大量理论：
1. 对相对同质的历史结构——例如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说明的理论（“单独的理想类型”）；
2. 关于相对异质但在历史上相互关联的结构的理论，比如“古代地中海城邦的经济理论”；
3. 等于是对许多历史格局加以概括的理论（“经验规则”），但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可试验命题，例如外来征服者与本土祭司形成的同盟，或者具有改革思想的僧侣和世俗统治者间或进行的合作——尽管双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立。前一种格局的出现——例如古代犹太教的情况——或者由于马拉松战役 [2] 而在希腊化地区无缘出现，可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后果——这就是韦伯关心这种历史“概括”的一个原因。
当然，对任何特殊历史事件的说明，也始终都是“理论上的”说明，因为它要纳入许多不相关联的行动；它仅仅是听上去言之成理，因为它不可能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韦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困难，而他的多数研究领域所需的文献——包括古代和现代文献——既不充足又不可靠，更是加大了这种困难。
社会学家要靠他们的双重任务为生并深为所苦：提炼普遍性并用来说明特例。这就是社会学
raison d'être
（存在的理由）以及它的固有张力。它与韦伯的精神格格不入，韦伯给予更高度评价的是任何形式的社会学理论那种超历史（“功能主义”）的普遍性，而不是借助适当的类型学对某个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有效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社会学是“克利俄
的女仆”；比较研究的目的是说明某个既定的历史问题。类比和比拟那时一般都被用于进化论和形态学的建构以及虚假的因果解释，而对韦伯来说它们只有工具性的用途：
无论是谁，只要是由于论证“凡事过去皆已发生”、一切或几乎一切差别都是 程度 问题——这倒是个明显的真理——而使历史学变成了多余，都不会理解“历史学”独有的任务就是把重点放在尽管可做种种比拟但终归是出现了的 变化 （ Verschiebungen ）上，并且只是把那些相似性用来确定这两条轨道（即古代和中世纪）彼此的 特殊性 （ Eigenart ）。……对古代城邦和中世纪城市发展阶段的真正批评性 比较 ，可能是有益而富有成效的，但只有并不以现在流行的一般发展图式去追求“类比”和“比拟”的比较才能如此；换句话说，它应当关注这两项发展最终产生了如此差异的各自的特殊性，而比较的目的必须是为这种差异作出因果 说明 。当然，始终确凿无疑的是，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准备，这种因果说明需要分离（亦即抽取）事件过程的个别构成成分，并以经验规则和 清晰的概念 为取向处理每个构成成分，非如此就根本不可能确定因果关系。在经济学领域尤其应当如此，如果那里没有足够的概念精确度，就可能产生最为扭曲的评价。 [3]
韦伯想到的是诸如兰克的学生罗雪尔这样一些人，在他们看来，各民族都是“同类生物体”——辛策非常充分地指出了这一点。罗雪尔明确说过，从科学角度来看，各民族的发展大体上始终是如出一辙，尽管表面上不同，但事实上，太阳底下无新事，总是老一套“随机的”，因而从科学上来说无关紧要的混合物。这显然是个特别“自然科学的”（naturwissenschaftliche）透视法。 [4]
韦伯的比较研究与那些历史同一性理论和共同阶段理论是直接对立的。他尤其反对把古代事物——包括古代资本主义——解释为一种现代现象，而提出这种解释的则是反对人文主义传统把古代希腊罗马理想化的“现实主义”历史学家。韦伯同样反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同步阶段论。他也相信“普遍的文化发展”，但他集中关心的是特定历史现象的动力、它们的发展以及衰落。为此目的，他使用了若干比较方法：1. 验明相似性作为因果解释的第一步；2. 负面比较；3. 说明性类比；4. 比喻性类比。
理想类型也有一个比较的目的。这是韦伯对于概念唯实论与唯名论这个老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但在当时的背景下，韦伯主要是为了回应科学规律观和进化阶段论。他的作品更多的是论述理想类型的逻辑地位而不是他的比较研究经略。这种不平衡在文献中就反映了出来；大量文献是为理想类型而作，很少涉及比较研究的技艺。理想类型是对不同程度特殊性的历史“概括”，被用来与历史现实的切片进行比较。 [5] 在这位研究者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理想类型是否不如其他历史概念那么“真实”；毋宁说，他的任务是确定眼下的问题所适用的概念的特殊性程度。读者自己能够看到，韦伯的理想类型意味着一种对有关现象的动态取舍路线的理论。它们并不是为了适应进化论图式，但它们有一种发展维度。
理想类型是借助于历史的经验规则建构起来的，并被用作探索性命题。例如，韦伯的君主制理论包括了这样的观察：所有时代的君主，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直至德意志帝国的君主，无不抱有福利意识，因为他们需要下等社会阶层的支持以对付上等阶层，然而，这些上等阶层——贵族和祭司阶层——通常对于维护君主的权力和正当性总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君主制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就依赖于统治者平衡这两种群体的能力。根据这种观察，为了做出必要的说明，便出现了家产制的理想类型（见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韦伯的比较研究经略，旨在借助于他的类型学以确定（1）现代条件和以往条件的 差异 ，以及（2）出现这些差异的 原因 。这就意味着要去探索那些已经“退出”历史，但其本身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或者有助于对现代性进行鉴定的世俗现象（例如古代资本主义）；同时这也意味着探寻历史的“因果链”。
在韦伯看来，由于不存在简单化的单一因素图式和历史的“单行线”，经济、社会与政治实体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多面性的问题域，其中包括了生产组织与生产技术、社会分层、民事与军事行政、宗教与世俗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除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问题之外，这种透视法还使韦伯产生了对各大文明运行方式的比较研究兴趣。
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研究规划，需要若干领域的广泛知识和专业造诣。《经济与社会》的历史内容有赖于大量的学术文献，但也有赖于韦伯以往的研究。在利用历史资料和间接文献方面，韦伯胜过那些主要是接受了哲学和文献学训练的历史学家，部分是因为他是个训练有素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部分则是因为他发展出一个社会学框架，使他可以在这个框架之内利用间接文献提出恰如其分的问题。
要充分理解《经济与社会》，就应当围绕韦伯以往的研究著述去做，并要把握其中的密切关联。由于韦伯并没有对他的比较研究经略或者导致他撰写《经济与社会》的思想发展过程做出系统的说明，看来就理应在这里追踪一下交汇于这部后期著作中的方法论的实际推理路线。 [6] 由于早期的著述几乎均未译出，大量加以引用就不是那么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