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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括了马克斯·韦伯对社会的学术观照。正如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它已经成为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构件。《经济与社会》第一次从世界历史的深度对社会结构与规范性秩序进行了经验比较。如此来说，它超越了始终在冥思苦想要建立某种社会科学的大量“体系”。
自手稿开始出现并留待完成以来，已经逝去数十年光阴，但却没有多少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能像它这样毫不过时。尽管一直以来英语读者只能零零散散得到不完整、无条理形式的不同部分译本，或者完全可望不可即，但它的影响却早已蔚为大观。韦伯有关社会行动与社会学的类型学、工具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官僚制与超凡魅力、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等方面的观念，早已被社会科学家们通过准确的感受、富有想象力的适应以及不太罕见的创造性误解而逐渐消化。
比较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的复兴，恢复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创性思想背景。这就使它获得了一种新的针对性，也是整理出版英文全译本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则是希望矫正一下由各个孤立的部分发挥的参差不齐的影响。现在，这部著作有了被当作一个整体去理解的大好机遇，而它的读者也有了更好的机会去理解它——这对两者都将是一次检验。
《经济与社会》是韦伯唯一的教学式重要论著。它的意图只是提供一个入门，但是自不待言，它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写出的最为苛严的“课本”。这部著作的定义之精确，类型学之复杂，历史背景之丰富，可以说是对若干层次的理解力提出了持续挑战：高年级大学生要摸索自己的社会意识，研究生则必须发展自己的分析能力，而学者就必须和韦伯进行才智上的较量。
《经济与社会》是一个知识系统的组成部分，韦伯把这个系统浓缩进了他无意中留下的遗言之中，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他对一小批政治上不知所措的大学生发表的演说，“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到如今，已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读过了这两篇铺张扬厉的杰作，了解了它们对韦伯的哲学与政治见解以及治学态度的精当概括。然而，正是这两篇演说的浓缩密度，妨碍了轻松自如的理解。《经济与社会》的大量阐述在这两次演说里几乎不见踪影。无论如何，《经济与社会》把韦伯本人哲学与政治见解的传布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因为它是要为经验研究奠定一个各执己见的人们都能接受的共同基础。与某些方法论论辩相比，《经济与社会》等于是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样板。然而，这部著作还包含着在一个工业化与官僚制社会中政治民主的可能性及限度的理论，韦伯认为，它不仅在经验上是有效的，而且政治上也是现实的，足以对付当时的各种政治学说：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平均地权论、社团国家论、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因此，这部著作有一个不可简约的要素，韦伯认为它是一个政治常识，但这无损于概念结构的相对价值中立。此外，这部著作还充满了冷嘲热讽和对悖论的喜爱；一个不动声色的措辞就可能包含着对皇帝、对身份意识强烈的教授以及对自命不凡的文人墨客发出的猛然一击。
最后，尽管这部著作表面上看来是静态的类型学，但却是一位社会学家的世界史，他在以他的方式再现各大文明的演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