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韦伯很早就关心德意志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以及两者的可比性。在这方面他很接近于特奥多尔·蒙森，后者从自由主义理论的角度描述了罗马共和国，并且反对将德意志帝国与古代相类比。在学术界，韦伯的比较研究兴趣最初并没有受到广泛注意。《罗马农业史》从技术上说太过艰涩，很难被一个极小的学者圈子以外的人们所理解。当今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罗马史学家之一阿尔弗雷德·豪斯就曾指出，
韦伯是严肃看待罗马农业问题作家（加图、瓦罗、科卢梅拉）、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审视他们的第一人……并从技术细节上揭示了罗马农业资本主义的粗糙原理。在这方面，此书虽然被史学家普遍忽略，但却成了开先河之作，此后的探索都不得不继续循着这条研究路线进行。……彼时的史学家当中还有谁能像韦伯这样把握那些法律文献和土地测量员的技术语言，并以如此精到的方式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此书难以理解是由于它的主题枯燥而遥远，但它却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 [16]
当时的历史学家中，老年蒙森最有资格评价韦伯的著作。他热情赞扬了该书的出版，并欢迎它的作者步入以往由他独占鳌头的研究领域：罗马私法与公法的分界线。早在韦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时的场合，蒙森就曾说过：“我在某一天走向坟墓的时候，可能除了马克斯·韦伯以外我不会对任何人这样说：‘孩子，这是我的矛，它对我的手臂来说过于沉重了。’” [17] 然而，韦伯并未成为他的后来人，而且很快超越了古代史的范围。90年代初期，他在 社会政策协会 支持下专心致志于农业劳动力状况的问卷调查，该协会是由教授、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为研究德意志帝国的社会问题而组成的最重要的社团。在1892到1894年间，韦伯全面发表了关于农庄劳动的研究成果，与《罗马农业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新作吸引了广泛的关注。韦伯兴趣方向的转变获得了公认，1894年，他接受了弗赖堡大学提供的经济学教席；为一个法学家提供这样的教席是不同寻常的——甚至没有要求他提交通常都会要求的“Rehabilitation”（即在一个不同学术领域取得任教资格的第二篇论文）。
在弗赖堡大学，韦伯发表了一次大受欢迎的演讲，“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1896）。 [18] 他对古代的研究与对易北河以东地区的研究之间主要的政治关联，就是“帝国的兴衰”问题。两者共同的主题是帝国因富人与穷人的分裂而自我毁灭。在《罗马农业史》中，韦伯探寻了帝国扩张背后的那些“社会阶层和经济利益集团”，以及无与伦比的资本主义开发：“可以说，一个庞大实体的政治支配从未如此有利可图”。 [19] 罗马国家深受“其社会机体的痉挛病”之苦。韦伯坦陈了他的价值判断。从军营奴隶状况向获准拥有自己的家庭并有条件地使用土地的世袭依附农民状况过渡，这在韦伯看来是个决定性的大好变化：
这项发展的道德意义几乎无须强调。必须记住，倍倍尔帝国（Empire Bebel）的合法婚姻理想［即自由缔结与解除婚姻］最初 事实上 是在上层社会中实现的，一般来说就是公民的 合法 婚姻。结果如何早已是众所周知。这项研究尚不可能揭示基督教婚姻理想的影响与这种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奴隶与采邑家族的分离乃是意义深远的内部复原（Gesundung）的一个要素，即使为此而使“上流社会”倒退回野蛮人状态几个世纪，也决不算过于高昂的代价。 [20]
韦伯是从罗马史的背景看待易北河以东地区社会发展的。他忧心忡忡地观察到了19世纪下半叶农民的无产阶级化。采邑的容克逐渐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经营者，他们宁要来自俄国边境那一边的廉价季节工——其状几与军营奴隶无异——也不喜欢安土重迁、拥有土地的德国劳动力。韦伯预见到了 容克 的劳工政策与关税政策将会造成的危局，并且断然指出了他们在瓦解帝国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同时居然还妄称自己是帝国的军事支柱。他在1893年对 社会政策协会 的大佬们发出警告说，“最可怕的事态莫过于对拥有土地的无产者来说这种继承而来的土地竟变成了一个祸根”。 [21]
在1896年的弗赖堡演讲中，韦伯再次提出了他的判断，并且警告受过古典教育的听众不要轻易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落能够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提供教训。他甚至走得更远，把这个话题说成是“纯粹的历史兴趣”。但这主要是教学上的限制。他是要让听众多少明白经济因素与社会变革在下层社会中的 相对 重要性。看待一种思想与政治文化时不应把它与经济和社会结构隔离开来，而人文主义者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比如雅克布·布克哈特，古典学派至今还在这样做。从历史上看，下层社会中劳动方式与劳动分工的根本变化，尤其是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可能像统治集团及其文化的变迁一样意义重大。德意志帝国就是因为它的工农业无产阶级的扩大而面临着这种变化，尽管她的特殊难题多半都不同于导致了罗马帝国衰亡的那些问题。
在后来关于古代城邦的经济理论中，韦伯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他对罗马帝国衰落的看法：随着帝国的稳定，古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资本货物——新增奴隶——的来源开始萎缩。商业败落了。靠沿海城邦的财富管理巨大的被征服内陆地区，事实上已经日益捉襟见肘。大农场主们自行建立了独立于城邦的行政单元。地方军队取代了常备军，而且大都能自我长存，乃至一半以上的兵员都是军人的子弟。随着经济与文化变成了农村经济与文化，世界主义消失了。因此，古代的经济发展兜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开始成为一种地方色彩的自给经济。不过，在韦伯看来，这种循环（Kreislauf）并非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模式的形态学假设。
帝国的瓦解是上下层结构的问题：“本质上说，衰落仅仅意味着城市行政机器的消失。由此，政治上层结构就要依赖于货币经济，因为它的经济下层结构已不再适应自然经济。” [22] 随着从沿海到内陆经济发生的这种变化，城市的下层结构——货币经济与商业——就变成了没有支撑基础的上层结构。因此，韦伯根据地理方位和时间顺序论述了上下层结构的关系。
韦伯的通篇演说都使用了比较方法。他从古代与中世纪城市的相似之处开始，以便找出它们之间差异的原因。发现的相似之处越多，就越是能够缩小关键差异的范围。为了澄清古代自治市的消解过程，他借助了一个负面的当代现象进行类比：普鲁士 容克 抵制他们的庄园与农村“公社”（Landgemeinden）的行政合并。 [23] 韦伯还把人们熟悉的中世纪与现代逃离土地的现象和罗马晚期逃离城市的现象进行了对比。他使听众比较容易地就理解了罗马奴隶的军事纪律，因为他把它与听众所熟知的一个经验进行了说明性比较：未婚的应征服兵役者（“奴隶”）过着严格的军营生活，由已婚但未授军衔的军官（“ 佃农 ”）进行训练。在比较了罗马大农场主的奴隶与加洛林王朝庄园的奴隶之后，韦伯指出了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后者由于和他们领主的大庄园分离而获准拥有家庭并使用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