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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韦伯专论《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 Roscher und Knies und die logischen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的译文，韦伯于《施莫勒之立法、行政与国民经济学年鉴》（ Schmoller's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 Verwaltung und Volkeswirtschaft ）上分三部分发表此文。当时，《年鉴》正执德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之牛耳。 1 有关此文出版的基本事实如下：第一部分，《罗雪尔的“历史方法”》（ Roscher's “historische Methode” ），刊于《施莫勒年鉴》，卷25，1903年，pp. 1181-1221；第二部分，《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 Knies und das Irrationalitätsproblem ），刊于卷29，1905年，pp. 1323–1384；第三部分，《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补论）》（ Knies und das Irrationalitätsproblem ［forts.］），刊于卷30，1906年，pp. 81–120。此文于1922年重印，作为篇首收入玛丽安妮·韦伯编辑的《科学论文集》（ Gesammelte Aufz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中。“Wissenschaftslehre”一词或可译为“科学理论”（theory of science）——就它是关于科学的某种理论而言——或者“元科学”（metascience）。《科学论文集》于1951年、1968年两次再版，主编为约翰内斯·温克尔曼（Johannes Winckelmann）。
韦伯为全文划分了章节。这些划分及韦伯所用的标题都保留在译文目录中。《克尼斯》一文的副标题、该文的最后一段及韦伯所加的最后一个注释都表明，关于克尼斯的这些“残篇断章”——德文版中长达103页——起初是作为一项更为广泛的研究的第一部分而构思的，可惜这项研究并未完成。
文中着重格式都是韦伯所加。斜体
强调某一表述的重要性。这种强调无疑过多，《罗雪尔》文第一部分尤其明显。不过，要明白韦伯为什么这么做也不难。比如，在《罗雪尔》文的第一段中，韦伯强调了“分析性”与“描述性”两词，意在提请读者注意，这种重要区别在看待科学研究的目的、方法与结果方面迥异其趣，罗雪尔对科学的分类就奠基于此。引号表示他对某一表述的内涵存疑。比如说，在《罗雪尔》一文标题中，“历史方法”一词被打上引号，就是因为韦伯认定，罗雪尔那里并没有一套连贯一致的方法论学说。如此一来也会带来不利的恼人后果，那就是有时难以决断，韦伯到底是引用他人的著述，还是对作者观点的可靠性存疑。
在德文版中，韦伯的注释用的是脚注。注释很多，有些甚至长得不像一般的注解，韦伯这一点常为人所诟病。为方便起见，本书注释都按序置于文末。韦伯显然没有受到今日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所做要求的困扰。就韦伯所处时代的许多学术著作来看，作品的文献引述风格多少有些漫不经心。引述常不正规，甚或引而不注。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因为韦伯著作的受众限定在从事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为了顺带引述“洪堡的研究，这些研究最近成了争论的主题”（见《罗雪尔》文注52），韦伯可能预设其读者知悉提到的是哪位洪堡（不是亚历山大，而是威廉 (1) ），说的是哪项研究（后者的著名演讲《论历史学家的使命》［ Ü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chreibers ］）。此译本的参考文献提供了韦伯所引主要著作较为完整的书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