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马克斯·韦伯的同事与朋友中，有一些气质独特、心气高傲的人，比如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以及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特洛尔奇是海德堡大学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在宗教史与宗教社会学方面与韦伯兴趣相投，甚至在位于Ziegelhäuser街、俯瞰内卡河的韦伯家中借住多年。李凯尔特是新康德主义学院派哲学家，与韦伯在孩提时代相识于柏林，后又在弗莱堡大学成为同事。李凯尔特是哲学编外讲师，韦伯则在那里获得了第一份正教授教席。后来，李凯尔特在韦伯之后去了海德堡，在那里他仔细研究了韦伯方法论著作的发展。西美尔是社会文化科学大师，社会学家、认识论专家、美学家及思想史家。但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柏林大学一位没有稳定职位的教师。他是韦伯海德堡家中的常客，两人通信频繁。为帮助西美尔在海德堡大学谋取一个教授职位，韦伯到处游说，但没能成功。韦伯这三位朋友，在评价同代同行时，从不虚言客套，故作谦虚，也不随意吹捧。但在威廉德国的思想文化［氛围］中，这样的美德显然既不受到倡导，也没什么回报。但这三位都把韦伯视为天才。

李凯尔特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许多问题上似乎并无共识，就连在雅斯贝尔斯是否应该被指派承担海德堡哲学教席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但他们都认为韦伯是那个时代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就明晰性、原创性与历史重要性而言，韦伯的方法论可以与伽利略论自然科学基础的著作媲美。李凯尔特也拿韦伯的方法论著作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家们有关科学的哲学著述相比较。为澄清研究自然现象的新方法，培根、伽利略与笛卡尔研究了有关科学的哲学。他们的著作对后来的自然科学家至关重要，并且已被奉为经典。在李凯尔特看来，韦伯方法论著作背后的意图，也是去发展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研究逻辑，一种可以定义社会文化科学主题、问题、方法与理论宗旨的新范式或问题意识。

74年前，韦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方法论文章。55年前，他的所有方法论著作都被结集出版。韦伯的方法论与我们有何关联？韦伯认为，任何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在50年内必然会过时。这是科学进步内在辩证的结果，也是科学分工日趋精细的结果。韦伯方法论的重要性有没有得到理解与充分挖掘？其局限与缺点有没有得到揭示与分析？社会文化科学是否已经把握、检验、批判、穷尽并超越了韦伯方法论的可能性？是否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比韦伯看得更远？或者，用沙特尔的贝尔纳（Bernard of Chartres）在论述12世纪学者与古代哲学家之间关系时所用的比喻来说：我们都像坐在巨人肩上的矮子？要把握这些问题的修辞含义，无需借助有关社会文化科学史的高深著作。我们对待韦伯方法论著作的姿态远为谦逊。遥远的巨像巍然耸立，我们用侏儒的眼光来窥视它神秘莫测的面孔。贝尔纳明白其同时代人的著作无法与古人的成就相比。但他也清楚，自己已经仔细地、批判地研读过他们的著作。然而，韦伯很多重要的方法论著作，以及那些影响过他的人的著作，尤其是狄尔泰（Dilthey）、西美尔以及李凯尔特的著作，都还没有翻译成英文，英美的社会文化科学研究者至今仍无缘得见。

经自由出版社与主编查尔斯·E.史密斯（Charles E. Smith）的努力，作为“解释性”社会科学之基础的［韦伯］方法论，得以更为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1975年，自由出版社出版了韦伯的第一部也是最具雄心的一部方法论著作：《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 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随后又出版了西美尔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科学哲学著作，也即《历史哲学问题》（ The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的英译本，这本书常常被韦伯当作重要参引来源。眼前这部《批判施塔姆勒》（ Critique of Stammler ）英译本揭示了许多关键联系：“罗雪尔与克尼斯”专著与《经济与社会》（ Economy and Society ）的问题意识之间的联系；韦伯的方法论与当代许多方法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包括彼此交叠的常人方法学、现象学社会学、诠释社会学（hermeneutical sociology）以及日常生活社会学等学说。自由出版社的艾琳·菲茨杰拉德·德瓦尔德（Eileen Fitzgerald DeWald）负责这些手稿，她的修订使译稿更为明晰，文字更为顺畅，使这些译著增色不少。这些译著得到了蒙莫斯学院（Monmouth College）三笔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