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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正月初六的《顺天时报》刊登了一篇《新年颂》，文中说：

维辛亥之纪元，实宣统之三年，正月朔吉，瑞雪兆丰，普天同庆，万象更新。念夫圣德皇仁，沛施于无间。面二十二省之士民，所感戴不置者，而天时人事，日相催促以竟进，则国家政治进化之机，正自不容己也。……夫朝廷之上，为缩改宣统五年开设议院之期限，已饬宪政编查馆修正逐年筹备事宜矣。其遵拟修正清单呈览，已奉旨依议矣。谨按宣统三年，所有筹备各要项：曰颁布内阁官制，设立内阁；曰颁布弼德院官制，设立弼德院；曰颁布施行内外官制；曰颁布执行各项官规；曰厘定会计法；曰厘定国家税、地方税各项章程；曰厘定皇室经费；曰颁布行政审判院法，设立行政审判院；曰颁布审计院法；曰颁布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颁布户籍法；曰报各省户口总数；曰续办地方自治；曰续办各级审判庭；曰续筹八旗生计。凡此皆宣统三年之所有事也……

一个署名“老农”的作家，在街头看到一个卖灯笼的，“灯上的字却更加特别了，也不是什么状元及第，什么五子登科，什么文华殿大学士，都是按着一二三四等数目写去，什么是一闹鼠疫哩，二减房租哩，又是三月资政，四品京堂，五年国会哩……你看现在国民的文明程度竟一天高似一天，连这做小生意的也改良起来了，有些国家思想了” 。

这些任务，对于这个积重难返的帝国来说，这些任务显得过于艰巨了。此时，大清帝国的最后几位政治主角已经纷纷离开人世。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回来后即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两个月后，在北京贤良寺病逝，死前留诗曰：“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1903年，荣禄去世。张之洞也于1909年10月4日病逝，翌年归葬南皮。支撑帝国大厦的最后几根柱梁接连倒下，只有袁世凯，适时地填补了帝国的政治真空，成为清廷唯一仰仗的重臣。

并排躺在棺木中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成为1908年法国《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杂志的“封面人物”。如果光绪没有死，如果1908年慈禧去世之后出现在太和殿宝座上的执政者是这个三十七岁的变法皇帝，王朝的历史又会怎样书写？

隆裕后来总是忧伤地回忆起慈禧太后的末日时光。那张不怒自威的面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苍白、虚弱的面孔。她清楚地记得，1908年6月以后，慈禧太后处在连续腹泻的慢性消耗中。那段时间，即使如后来遗诰所描述的，“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 ，但危机的帝国，仍把她拖入繁杂的公务中，没有时间休息静养。仅以10月15日以后为例，10月15日，批庞鸿书、王士珍等人折片十四件；16日批陈夔龙等人折、片、单共十件；17日批杨士骧等人的折、片、单共二十五件，发谕旨五道……

慈禧太后知道自己老了，在一次有载沣、善耆、载泽等参加的御前会议上，很少掉眼泪的她两度落泪，说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救得了大清帝国。

她不想死，她想看到大清帝国的万世永久，像乾隆皇帝在遗嘱中所希望的，“若我大清亿万斯年，我子孙仰膺天眷，亦能如朕之享图日久，寿届期颐” 。

慈禧喜欢别人称她为不死的“老佛爷”。“佛爷”是对皇帝的一种惯称。早在18世纪，康熙大帝就说：“要让全中国都敬畏朕，朕就是佛，是普天下的神，是中国人和鞑靼人的活佛。” 1908年9月，另一位“佛爷”——达赖喇嘛受到慈禧太后的邀请到达北京，为当年的一大盛事。京城里的老百姓纷纷传言，两尊佛不能在一座城市里同时出现，否则会相克。李连英听到过这样的传言，他恳请老佛爷取消这一计划，慈禧太后回答他说：“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来京与否，无所关涉。”这句话透露了两条讯息：第一，对于光绪的死，慈禧太后早已心中有数；第二，她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很快死去。有学者据此推论，慈禧不可能害死光绪。 然而，就在达赖喇嘛离开北京不到几个星期，慈禧太后就离开了人世。那一年，她七十三岁。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召自己去。

那个有人爱、更有人恨的老女人走了，走进臣工们辞藻华美的悼词，走进更多人的谴责和唾骂，留下她企图改变的帝国，鞭长莫及。

那个帝国，留给了一个还在尿炕的皇帝，也留给了四十岁的隆裕太后和二十五岁的摄政王载沣——一个新执政者。他的出现，曾经让国际社会眼前一亮。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这样形容载沣：“他长得很端正，两目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

辛亥年正月，冬日里的薄阳，给斑驳的宫墙涂上一层粗糙的色泽，一个新的太后出现在老太后从前的位置上，接受着来自文武百官的朝贺，那些贡品上的图案，不是象征长寿的白鹤，就是象征幸福的蝙蝠，而摄政王载沣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的快乐。从前困扰慈禧太后的那些奏折，正像山一样摞满他的案头。除了致命的鼠疫，顺天直隶等地，灾荒正在蔓延。沉湎于寿诞的隆裕并不知道，摄政王刚刚发布上谕，将灾区的春赋地丁钱粮等项，分别缓至本年麦后及秋后起征，以纾民力。 但这样的惠政，对于灾变中的帝国，只是杯水车薪。

这份上谕照例被《顺天时报》登载出来。同一天的《顺天时报》上，刊有一则北京前门大街云公府路东信昌洋行大药房的宝丹广告，在这座鼠疫威胁的城市里，这则几乎包治百病的宝丹广告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玩笑。广告称，该宝丹“曾蒙载振贝子赐顾之荣”，专治：霍乱、痢疾、泄泻、眩晕、头痛、船车酒害、心腹痛，兼治蜂蝎叮蛰一切虫毒。这种药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起死回生宝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