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辛亥年伊始，遥远的哈尔滨正在成为一座死亡之城。寒鸦冷月的凄凉图景，正在覆盖这个东方巴黎的灯火繁华。一场空前恐怖的“肺鼠疫”，正在这里悄然弥漫，并且步步为营地侵蚀帝国的肌体。1911年新年这一天，考取游美学生资格的学生吴宓，在从陕西辗转赴京途中，由于火车停开，困在山东泰安。在客栈里，他从北京来的旅客那里听说了东三省鼠疫盛行的消息，入京之各路旅客均受严查 。然而，在当时，只有一个人对这种鼠疫的杀伤力了如指掌——这是一种不需经过老鼠这个“中介”，而完全可以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而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高传染性的鼠疫，这个人，就是三十一岁的归国华侨伍连德。在当时，不仅普通民众，即使国际鼠疫专家，也对此一无所知。正当吴宓在泰安的那家客栈里困顿无措的时候，伍连德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前往中东医院探访。当他看到医生们在对病人进行诊疗时居然不加任何防护措施时，向那里的主治医师、著名鼠疫专家哈夫金（Haffkine）指明了危险，哈夫金对此不屑一顾，他告诉伍连德：他们已经注射了他叔父所制的疫苗，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预防工具。不久，第一位国际志愿者、法国医生梅尼斯抵达哈尔滨，他不仅毫不相信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而且认为自己有资格取代他的“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他的这一要求遭到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断然拒绝。1月5日，梅尼斯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在哈尔滨铁路医院先后诊断了四名传染者，仅仅六天后，这位信誓旦旦的鼠疫专家，就停止了呼吸。

梅尼斯之死，不仅震惊了哈尔滨，更使整个帝国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东三省总督锡良以“万万火急”的字眼，吁请朝廷禁绝满洲交通，绝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山海关，连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回时，也在山海关隔离了五天才能返京。

不顾危险前往哈尔滨采访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伍连德的陪同下视察了隔离站。莫理循是在1911年2月从莫斯科乘火车到达哈尔滨的，一下火车，他就开始采访报道，并与伍连德建立了生死之交。对隔离站，他这样描述：“污浊的环境中，一个挨一个裸着身子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土炕上，挤得满满的……或成排地躺在从地面到房顶支起的上下铺上。” 1月23日，多名被强行隔离的劳工举行暴动，向山海关拥去。据《盛京报》报道，官方已经发布命令，“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

看不见的病菌，正在侵蚀帝国的躯体，死亡正向帝国的首都一步步挺进，成为帝国危机的绝妙象征。

铁路，在如此纷乱的局势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最明显的历史线索。哈尔滨和奉天，是北满和南满铁路的枢纽，俄日两国向清政府要求分别主管它们在日俄战争后平分的北满和南满铁路的防疫，而检疫、防疫，则是主权的象征。两国的共同施压，遭到清政府的抵抗。除俄日两国外，法国已经取得了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的权利，德国人则已获准修筑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坚信铁路与火车将破坏风水的山东农民与筑路工人发生了冲突，开入山东高密的德国海军陆战队开枪伤人，近一百年后，出生于高密的作家莫言将这段历史写进自己的小说《檀香刑》。对于铁路权利的流失，当年《中兴日报》对此做出这样的评价：“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立乎？” 1911年5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宣布将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反而激起民变，引发“保路运动”，并最终导致武昌起义的发生。试图通过兴办实业振兴大清帝国的盛宣怀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然以这样的方式，为帝国敲响了丧钟。

如果说伍连德将病菌肆虐的东北解救出来，那么，对于这个打摆子的帝国，谁拥有妙手回春之术？革命派和立宪派，分别制定了自己的方略，立宪派致力于制度建设，革命者希望进行一次彻底的手术，这样的争论，即使再持续一百年也难见分晓，而当时之中国，连论争的时间都没有了。无论选择多么仓促，它都必须进行。犹如战场对敌，战机稍纵即逝，士兵不可能对先射杀哪个敌人而讨论一番，再去扣动扳机，子弹必须在第一时间打出去，至于结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此时的帝国，面临着来自不同方向的挤压——朝廷中的立宪派、朝廷外的革命党，都以各自的方式，压迫着帝国的走向，使它已经不可能再沿着沿袭千年的“家—国”政治伦理轨道平稳地前行，它未来的道路，取决于不规则的作用力的综合效应，此时的帝国，早已陷入有病乱投医的慌乱中，如果帝国的政治改革自戊戌变法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到辛亥年，帝国政府或许不会陷入这种手忙脚乱的境地。但即使付出了血的代价，帝国政改的道路依然颠簸不定，因人而异，只顾眼前，缺乏连续性和长远性，甚至充满随意性，以至于在各种力量的共同压迫下，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在这些力量中，西方现代文明，在坚船利炮的大力推动下，在中华帝国衰老的版图上长驱直入，帝国残存的核心价值在它们的轰击下苟延残喘。

没有一个朝代像晚清那样处于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路口。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率领其国家在困境中成功突围。而帝国的政治制度，注定了它无法孕育这样一个领导者。当慈禧太后在咽气前的最后时刻决定将帝国的权力交到一个还在尿炕的孩子身上，她所发起的“新政”，就注定随她一道进入坟墓了。 UEaJMddpFZIHlYderpWyLCfXXwQMmFXT8FXYpTD4RYi0s6aypKlE6HyWc+7wmh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