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七年前，另一个太后的万寿大典在紫禁城里举行，那一年，刚好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诞。那一年正逢科举之年。7月4日清晨，迷离的晨雾还没有散去，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二百七十三名贡士，就鱼贯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之后，庄重的殿试正式开始。二十四岁的谭延闿在会试中考中第一名，殿试时，由于他本人的谭姓与参加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同，主考官们怕慈禧太后怪罪，在给太后的十张考卷中，没有把他列进去，谭延闿就这样，因为姓氏与状元无缘。辛亥革命后，谭延闿成为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都督。

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文辞畅顺华丽，爱才之心油然而生。但一看落款，心头顿时升起一股阴云。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不禁让这位老佛爷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眼中，广东无异于帝国叛逆的温床。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珍妃”的“珍”字，“朱”又与“诛”同音，“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就触动了想象力颇为发达的慈禧的神经。朱汝珍的试卷，于是被扔到一旁，状元之门对他关闭了。

金息侯的殿试卷慈禧太后初阅后很欣赏，但经过细审，慈禧太后发现他在应对策论时，针砭时弊，写出了“国家危亡”“痛哭流涕”的字样。这与慈禧七十万寿大典的喜庆气氛背道而驰，慈禧心中十分不快，金息侯也同样惨遭淘汰。

当刘春霖的试卷映入慈禧太后的眼帘时，她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慈禧太后喜欢疏淡清新的字体，刘春霖擅长小楷，在书法界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与慈禧太后的喜好不谋而合，而刘春霖的名字，又给慈禧太后带来些许安慰。那一年，天下大旱，整个帝国，都急盼着一场春雨。“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对于萧瑟的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之其籍贯为直隶肃宁，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亦不失为“吉祥”之兆。这是皇权中国所信奉的符号学原理。于是，慈禧太后的朱红毛笔，终于在刘春霖的名字上轻轻点了一下，苦读诗书的刘春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居然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夺魁天下。

这次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的刘春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像秋风里的落叶一样在北京菜市口飘落仅仅三年之后，慈禧太后居然推行了比康梁更加激进的改革——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30日），在惊恐万状中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出人意料地发出一道谕旨，宣布实行“新政”。谭嗣同未竟的事业，就这样被慈禧太后继承下来。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这个照亮过整个西方的东方帝国，在20世纪来临之际陷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皇家宫殿沦为外国人的兵营，有关帝国昌隆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无情地撕去了，帝国仅有的一点妄自尊大已经荡然无存。连慈禧太后，也升起雪耻自强的心。当慈禧太后逃出紫禁城，逃到怀来县的时候，曾泪眼婆娑地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

末代皇帝溥仪后来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道：“皇太后在流亡西安的时候也已转变成了一个改革者。” 在这本书中，他援引材料证明：一位西方记者写道：“（慈禧）采取了使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的政策，并且依靠她强有力的政令，取缔了某些旧的规章。”晚清的政治现实，既荒诞，又合理——对个人而言，它们是荒诞的；而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一切又符合逻辑。为了表明自己的一贯正确，她并没有给康梁平反，而是说：“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慈禧对她在戊戌年的屠杀行动毫不忏悔。在她心里，自己领导的改革，与康梁的“谋逆”，绝不可同日而语。庄士敦说：“慈禧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她从不认错，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补偿她的过失。‘康党’（康有为的派别）仍然列在黑名单上，对康有为缺席判处的死刑也没有取消。”

也是这一年，封疆大吏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上奏变通科举，张、刘会奏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

袁世凯疏列十条，建议增实学科并逐年递减旧科岁、科、乡试名额。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新学内容的加入，使得熟悉了四书五经的帝国士子们无所适从。1903年癸卯乡试，士子们面对不知所云的试题，开始捣乱，“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枪手，三场偷号灯” ，科举考试的地位，早已不复从前的神圣。连癸卯乡试的受益者都感叹：“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不废，不可得也。”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

面对这样的奏折，慈禧太后内心的纠结是可以想见的。科举自隋唐以来，就成为帝王事业的根基。尽管通过科举而步入帝国政治中枢的概率小得接近于零，但只要科举存在，民间士人奔向朝廷的脚步就义无反顾，即使那些落第者，仍然可以成为帝王价值观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受到民众的尊重。废除科举，等于抽掉了士人眼中一部华丽的梯子，彻底断绝了他们在社会中上行的路线，帝国的政治生态，将发生彻底的断裂。

慈禧深知这份奏折的分量。环顾朝廷，像袁世凯、张之洞、端方这样思想开放的官员寥若晨星，面对满朝文武的满脸不解，慈禧陷入一种四顾茫然的孤独。1904年，慈禧太后在仔细通读南通士人张謇刊刻的《日本宪法》之后，对枢臣们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慈禧太后的话，令帝国的要员们面面相觑，哑然无语。

1904年，曾经视洋人如猛兽的慈禧太后迷上了西方的马戏、华尔兹舞和照相。这时的列宁在忙里偷闲著书立说，他在这一年写成一本书，名字叫《进一步，退两步》，批判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全面阐述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所领导的革命，要在十三年后才能成功。这一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前三章获得费米纳奖，奥朗道夫书店开始出版这部作品。这一年，弗洛伊德也有著作出版，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后来成为他流传最广的一本著作。这本书对决定论做出重大贡献，因为书中所揭示的许多看似偶然、毫无意义的行为，以及许多简单地归结为“自由意志”的举动，实际上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隐秘而矛盾的愿望所驱使的。

慈禧太后隐秘而矛盾的愿望是什么？历经了庚子磨难的慈禧太后，似乎已经脱胎换骨，有了许多奇怪的举动，在古稀之年玩起了“后现代”。日本人尾崎秀树这样描述她：“回京后的慈禧太后，做法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将外人视为洋鬼子的慈禧太后开始崇洋。” 这一年中秋节，一个俄罗斯马戏团在北京演出，盛况空前，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邀请马戏团进宫演出。于是，在颐和园内，两天内就搭起一个巨大的帐篷，供马戏团表演和演员们化装、休息之用。在帐篷旁边，一些围栅也建造起来，以安置那些远道而来的动物。当慈禧太后第一次看到高空吊架上的空中飞人突然坠落时，像其他人一样失声尖叫起来。当演员表演自刎时，慈禧太后闭上眼睛，不忍观看。

这段时间，宫女们经常听到有悠扬的华尔兹舞曲从慈禧的寝宫里传来，那是她那台巨大的外国留声机发出的声音。有一次，慈禧太后在午餐时，还特别要求德龄、容龄两位公主跳华尔兹舞，她乜着眼睛，定神地观看。等她们跳完，慈禧高兴地说，这是很美丽的舞蹈。你们这样反复地转圆圈，难道不感到头晕目眩？

慈禧的大量照片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慈禧曾经相信，照相能够摄走人的魂魄。她是在德龄公主的引导下，一点点迷上照相的，以至于照相成为她无法舍弃的爱好。在垂帘听政的余暇，她经常扮作观音照相，并把相片挂在自己的寝宫。“老佛爷”这个称谓，就这样不胫而走。清代内务府档案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七月十六日海里照相，乘平船，不要篷。四格格扮善财，穿莲花衣，着下屋棚。连英扮韦驮，想着带韦驮盔、行头。三姑娘、五姑娘扮撑船仙女，带渔家罩，穿素白蛇衣服，想着带行头，红绿亦可。船上桨要两个。着花园预备带竹叶之竹竿十数根。着三顺预备，于初八日要齐，呈览。

这至少表明一点：慈禧太后也是可以转变的，她并非时代变革的天敌。

终于，面对袁世凯等人那关乎帝国无数士人命运的奏折，轻轻点了点头。

1905年，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大清帝国留俄学生张庆桐的复信中写道：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曾经有好几次同日本人见过面，但从没有一次同中国人见过面，也没有发生过联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著作的注疏了。遭到孟子驳斥的墨翟学说，尤其令我敬佩。我对于中国人民经常怀有深厚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诸种事件而更为强烈了。

这一年，以四书五经为根基的科举取士制度正式废止，一批新式学堂取而代之。“子曰”“诗云”从此让位给了声光电化。在“学堂日多”“报馆日多”“书局日多”之际，亚细亚、欧罗巴、公法、民权、华盛顿、西乡隆盛……渐渐成为一代青年、众多士大夫似通非通的口头禅。一些前所未有的人群出现了，“新学生”“新士人”“新军人”乃至“新官吏”……一切都冠以“新”字，昭示着与古老社会的决裂。 不久，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萧功秦在《危机中的变革》一书中指出：“废除制度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和新时代价值之间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这种制度资源的丧失，同时也为清朝的覆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在今天看来，慈禧太后的许多举动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他推行新政，却对维新党人怀恨在心，连姓名都在禁忌之列，她明智雪耻，却从不改她的奢华本性。这些举动，造成了对她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庄士敦说，“一种认为，她生就了统治者的素质，正因为她，使清朝多延续了一段时间。另一种认为，她对清朝的灭亡要负主要责任。据我所知，中国的许多杰出人物都赞同后一种意见。而前一种意见，却在西方人中相当流行。”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说：“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人。”

1908年，紫禁城东路亮起了电灯，似乎象征着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最高当局下诏预备立宪，将为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迎来一丝希望。

与帝国政治的变化同步，这一年，北京的市容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9月里，巴克斯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写道：“那桐继续着手他的筑路计划。如今经过你那所房子的街道秩序井然，前门大街的道路也要开始动工。所有撑着布篷的货摊和货郎担子都要立即挪开，这在那些有关的人当中引起强烈不满，他们坚称是乾隆恩准他们有永远在主要街道上占据这些位置的特权。四牌楼正在修理，还有通往安定门的大街。黄色小报上的下流话依然如故。对外国人的指责每天见报。他们控告外国士兵天黑以后在使馆区附近拦路抢劫……”

罗兹曼（Gilbert Rozman）在他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写道：“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它比1911年革命更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因为它开启了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引发了制度的结构性的变化……”

然而，这种变化来得太迟了，人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下去了。1894年，日本在黄海一战中击败清帝国水师。1905年，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战中击溃不可一世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取得日俄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日本对古老大国的接连取胜，几乎使清帝国所有的官员都张大了吃惊的眼睛，对东方的那个蕞尔小国刮目相看。“以日为师”，几乎主宰了清帝国的舆论导向。

科举时代终结，留学时代开始，那时的日本，成为当时青年的主要留学目的地，也成为变革者的大本营。连慈禧太后亲手圈定的状元刘春霖，也毅然东渡，成为东京政法大学的学生，回国后，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陶菊隐先生在描述当时的形势时说：“清政不纲，民忧国辱，志士惧危巢之将倾，侨寓东瀛，以兴亡为己责者，一时如雨后春笋。惟各有怀抱，各走极端，伐异党同，轧轹日甚。” 一百种救国方法，在这里汇集、交织、冲撞，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新陈代谢之后，最终聚拢为两种方法，即“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途” 。他们所提倡的，一个是民主立宪，一个是君主立宪。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持君宪论者认为：改革、立宪是成本最小的政治变革，也是切实可行的强国之路，尤其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之后，这个国家已经经不起大的折腾，如果像革命派所说的那样，以暴力为手段，不顾条件地实行民主立宪，只能使矛盾尖锐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不仅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政民两乱，而社会大乱，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还会引起大的倒退。梁启超给革命开出的公式是：革命、动乱、专制；他给立宪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主立宪者认为，不推翻这个独裁政府，任何政治改革都是纸上谈兵。 双方在日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革命一方，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刘师培、章太炎等轮番上阵，君宪一方，通常只有梁启超一人。

戊戌年，孙中山还在日本苦苦寻求政治资金，而辛亥年，肇始于海外的革命活动，已经在帝国内部形成无数条支流，湖北文学社的成立，就是其一。此时的革命领导人不会想到，这个革命机器上的小小零件，将向这个百病缠身的帝国发出致命的一枪。春节的十二天前，革命领袖黄兴秘密抵达香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起义失败之后，他的全部心思是在广州再度筹划一场正规的军事行动。辛亥年正月初六（1911年2月4日），俄国布尔什维克《星报》刊登由孙中山署名的同盟会传单，上写：“清朝压迫者是一群丧失天良不顾死活的人。他们实行了完全敌视我们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必须铲除。” 同一天，孙中山从美国纽约进入加拿大，应温哥华《大汉日报》主笔冯自由邀请抵达温哥华，为起义筹款。

焦急地宣传推行立宪的梁启超也无奈地说：“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1vLoArukh4W5mBu2eVb38T/KkVcTFw1Eim73TTz6jED4CTvAHPG51BI8wz8Hjq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