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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由人来承担的，历史的决绝背后，往往是个人犹疑而痛苦的选择。
辛亥年到来的时候，没有迹象表明，这将是这个铁血帝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是从隆裕皇太后万寿圣节（正月初十）的歌舞升平开始的，而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却颁布了一纸退位诏书，中国的封建政权就此曲终人散。历史的急转直下，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包括革命领袖）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一年，如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开篇所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对于帝国来说，最危急的时刻（庚子事变）已经过去，随着慈禧太后在遥远的中国西部挥动巨手，大清帝国“春天的故事”业已唱响。至辛亥年，政治体制改革已向深水区挺进，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议会（咨议局）已纷纷成立，尽管朝廷制订了立宪期限，但国会（资政院）建立已经不可逆转，只是时间问题，以梁启超、杨度、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已经沉浸在成功之前的兴奋中；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建设已卓有成效，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尚未颁布）等纷纷制订完成；铁路、煤矿、公司、股市、律师、国有企业、合资公司……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事业在封建主义的皮囊内部高歌猛进；军事方面，一支参照世界先进水准打造的新建陆军已经形成战斗力……所以，这一年纵然灾异不断——如本书开篇所讲，却符合黄仁宇所说：“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起义不断（如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也大多是昙花一现，规模影响远不及当年的太平天国，因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从积极的方面看，帝国已经从死亡的边缘缓过一口气，进入复苏和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
但是这个自信的帝国正是在“我们一点点好起来”的形势下猝死的。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十余次起义未能撼动它的根基，来自武昌的一次“计划外”起义却将它送进坟墓。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辛亥年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仍然很像是一个传说，这是历史本身的张力，后世作家不需要太花心力，只需如实描画出它的大致形象，戏剧性就自然显现了。有人说，革命不是产生于最黑暗的年代，而是压迫稍微放松的年代，是对于黑暗的一种滞后反应。无论这是否能够成为一条定律，至少在辛亥年，它是适用的。
帝国的悲剧，正是埋伏在它的自信里，埋伏在它的自我标榜与自我迷恋里，埋伏在它万世不朽的期许与谎言里。大清帝国不是没有危机，否则它的猝死就变得不可解释，而天下的一切命运，都是可以解释的。提供作者自己的解释，正是本书的旨趣所在。
从消极的方面看，即使在万寿圣节的歌舞升平中，在它自认为“一点点好起来”的形势下，帝国的警报也没有撤除，只是当权者对其充耳不闻而已——当权者只能听见他们想听的话，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物，所以在他们眼中，永远都是天下太平。所以，辛亥年在统治者、立宪派和革命党眼中，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他们拥挤在一个相同的辛亥年里，但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政治派别，又都有自己的辛亥年，也就是说，在一个辛亥年中，包含着无数个辛亥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转折性的一年，辛亥年也不应是一个单纯的纪年，在它的内部，至少包含了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中叶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百年的历史——作为最早关注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官员，林则徐在他编著的《四洲志》里，就介绍了西方的议会组织、权力关系、选举制度等，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著述一起，共同构筑了1840年代中国人的民主梦想；辛亥革命的成功所带来的系列议会实验，因1949年国民党败走大陆而告一段落，这一政权灭亡的轨迹，几乎与本书所描述的大清帝国的沦落过程如出一辙，辛亥年既包含了对过去的专制历史的总结，也包含着对未来各种类型的专制梦想的预演，这使我们对辛亥这一年的丰富性刮目相看，所以这一年，不是一个闭合的时段，而是一个开放的时段。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晚清研究和民国研究，与辛亥革命研究是相互渗透的，无法一刀两断。如同一位朋友在读了我的长篇小说《血朝廷》以后给我的信中所写：“革命只是爆炸前的火光一闪，而黑屋子早就蓄势待发半个世纪了，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是时势的风云际会选择了革命的人和事。必然有一人要去引燃这巨大的帝国的毁灭，这样的人、事便是历史的精魂所在。有必然有偶然，在这样的意义上纪念辛亥革命，庶几贴近历史本意。”尽管黄仁宇说，“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但在此时的帝国形势，却是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酿成大灾。帝国累积的种种矛盾，及其被这些矛盾所左右的命运，正是本书所要表达的内容。
辛亥年线索之庞杂，矛盾之纷繁，无疑使写作具有了难度。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出哪一年能像这个年份那样，有着超大的历史容量，纠集了那么多的转折、浮沉、悲喜、恩怨、可能和不可能，在这三百多个日夜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演到极限，形成巨大的反差，以至于我们在一百年后讲述它时，依旧不得要领。本书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自然是采取了一种讨巧的办法。这种写法，如果算是黄仁宇的发明，那我们应该向他致谢，因为他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丛林中，为我们找到了一条进入的捷径。我们是头脑简单的闯入者，不分青红皂白，不问前因后果，不惜惊扰了百多年前的智者先贤，不顾及那错综时空中的各种凶险，像一个执着的问路人，单刀直入地切入了历史的隐秘地带。这种写法，是一种不讲理的写法，但它使本书在时间的限定性与超越这种限定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张力。这样便有了这本书的结构：从辛亥年的春节开始，一路写到这一年的除夕。
这本书就是在上述前提下展开的。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本书更关注人的命运。有人参与的历史，才是有温度的历史、令人纠结和叹息的历史。这是我从事历史题材写作一贯秉承的原则。我从来不愿把历史写作变成对历史年表的文学翻译。对历史来说，人的命运似乎无足轻重；但对人来说，人的命运却是至关重要的。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由人来承担的，历史的决绝背后，往往是个人犹疑而痛苦的选择。辛亥革命前后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每一个历史当事人都面临“决定性瞬间”：“那些平时依序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一个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对个人、国家、民族来说，这种时刻的选择，关乎一生一世，存亡兴替。这种选择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痛苦。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以一种更加宽容的目光，看待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留给历史的各种缺憾，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中也将面临同样的抉择与挣扎，对他们的轻视、苛求乃至嘲笑，等同于对自己的轻视、苛求和嘲笑。
这部书的成稿，缘自北京电视台拍摄关于辛亥革命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有此前并肩战斗的光辉历史，总导演袁子勇、吴群和我又在这个重要年份里历史性地站在了一起。正赶上我一部关于清朝灭亡的长篇小说《血朝廷》刚刚脱稿，余勇可贾，就不顾才疏学浅，欣然承命。好在我们特别拉来了一批学术顾问为自己壮胆，他们是：雷颐、张鸣、汪晖、孙郁、黄兴涛、杨念群等，更有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等诸位领导的支持。从此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也开始将近两年暗无天日的生活——除了奔波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每天起床就坐在电脑前写字，直至夜里两三点，每日连续工作十六小时以上，除吃饭（准确说是充饥）和上厕所，整日纹丝不动——只有十指在键盘上一刻不停地奔走。与此前写作的小说《血朝廷》比起来，这是一次更加艰难的跋涉。如今拿来出版的，是最先写的文学本，前后写了九稿，这九稿中，不仅包含了我的艰辛，也囊括了剧组成员，特别是袁子勇和吴群两位总导演的大量心血。我们一起为文学本的整体思路、各集（章）间的起承转合绞尽脑汁，多少次害得酒馆到了深夜都无法打烊。吴群对文学本的重视，在电视界无出其右，对总撰稿的虐待，也令人发指，罄竹难书，世所罕见，必须控诉。但我知道，所有的努力，都会指向一个更加完美的结局，即：我们一定会找到一种自己的方式来认识和言说历史，言说在此时此刻已被过度言说的辛亥革命。原来的文学本、如今的书稿，就是在我们的反复切磋中完成的。这是一个让我们兴奋的文本，我们是准备以此稿为蓝本拍摄的。后来情况有变，从第十稿起，纪录片的容量大增，内容已扩展到民国的民主理想受挫、孙中山逝世这一悲剧性结局——脱胎换骨的结果，就是10月荧屏上那部名为《辛亥》的纪录片，而此前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的文学本，却因它更极致化、风格化，也更像是一个文人的个性化表达而让我不舍，交付出版，或许是最适合它的结局。不是废物利用，而是敝帚自珍，它是一部独立的非虚构作品——一部我想要的作品，这便是这部作品的由来。
我感谢纪录片剧组的每一名成员，包括总导演袁子勇、吴群，制片人姚大禹，导演王宇、陈岳、王劼、成强、郭景波、柴继东，制片周建波、马涛，以及李淼、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李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赵妍洁等助手。他们分担了许多查找资料的工作，包括原始档案、报纸和影像资料，因为重构历史，尤其是重构人物的心灵世界，离不开准确的细节，而作为非虚构作品，所有的细节，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这本是属于我的工作，好在这些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志，平时不大计较你的我的。我不准备把这篇唠唠叨叨的序言写成一篇表扬信，但他们所有不动声色的帮助，我都了然于心，只不过同样不动声色罢了。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清史编纂委员会、紫禁城出版社、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都会博物馆、法国阿尔贝·肯恩博物馆等还为纪录片和本书提供了大量珍稀图片，特致谢意。其中不少图片为首次公开，为本书增色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