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间倒转六年。慈禧太后的新政“生不逢时”，随着政治改革向着深水区挺进，革命却愈演愈烈。慈禧太后面带焦虑地问张之洞：如何才能平息革命？张之洞只回答了两个字：立宪。

立宪，是指一种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这个与华夏文明两不相涉的西方文明内容，在早期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中，仅仅作为“夷俗”而被帝国的士大夫们所惊叹。所谓立宪，是指君主国家制定宪法、实行议会制度的政体，将中国传统的人治转变为法治。

那天，慈禧又问张之洞：那如何才能立宪呢？张之洞回答，日本之所以能够先行立宪，是因为派遣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如今我们很难假设，如果张之洞告诉慈禧，此语是被慈禧恨之入骨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文章《立宪法议》中说的，慈禧是否能够同意派五大臣出洋？

1905年，四十四岁的端方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朝廷下旨，任命他为五位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之一。另外四位是：载泽、戴鸿慈、邵英、徐世昌。在大臣们出发之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见了端方，还吩咐李连英为他备些宫廷御用的点心，在路上充饥。那一天，慈禧诚恳地问端方：“如今新政都已经实行几年了，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

端方回答她：“尚未立宪。”

慈禧又问：“立宪有什么好处？”

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

慈禧让他细细说来。端方滔滔不绝，说了半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没有再说话。

当年的上海《申报》连载了端方回国后写的《列国政要》一书序言，当时新闻的自由，可见一斑。编者按的语言，堪称激烈：“20世纪之时代，断不容专制之国更有一寸立足之地” 。在给慈禧的奏折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并力主裁撤宫廷太监，政治改革的雄心与力度远远超过当年戊戌变法。尽管李连英与端方交谊不浅，尽管端方的主张完全对事不对人，但李连英仍然没有想到端方的改革终于改到了自己头上。他和许多太监跪在太后面前哭诉，慈禧一方面面对着效忠她多年的老太监们，一方面面对着改革帝国政治的巨大压力，无奈地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

9月24日，端方一行乘坐的火车刚刚从正阳门火车站开出，暗杀者吴樾所携带的炸弹未及抛出就已爆炸，一场虚惊后，12月19日下午二时，以端方、戴鸿慈为首的考察团成员在寒风中再次登上火车，从北京经秦皇岛抵达上海，在吴淞口稍事休息之后，正式团员三十三人，以及各省选派的随同考察人员、赴美留学生、听差杂役等，共五十五人，登上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西伯利亚号”（S. S. Siberia）巨型邮轮，离开国门，驶向一望无际的海洋。

在当时的帝国官员眼中，出洋无疑是一项劳苦艰辛的“鬼使”，而绝非日后名利双收的“神差”。在国外，考察团几乎每天都早出分头考察，晚归集中整理，尽可能多地吸收所访国家的各种情况。面对一个与华夏文明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几乎没有一样事物不令他们感到惊叹和新鲜。抵达美国旧金山当天晚上，考察团下榻旧金山大酒店，酒店内的电梯、电报电话所、邮政筒等设施，无不夸耀着西方文明的骄人成就，而这座高达十二层的建筑，本身便成为资本主义垂直上升的现实隐喻。站在纽约帝国大厦二十八层的落地窗前，面对着西方的天际线下潮水般起伏的高耸建筑，端方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西方人的物质野心和狂热的进取精神。当帝国的黄龙旗在西方的天空下傲然地升起，官员们只能以臣民的跪拜仪式，向西方人演示东方古国关于尊卑的威权伦理。通过与罗斯福总统会见、参观华盛顿纪念馆和故居，考察团成员明白皇帝和总统的区别——“惟以一身事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在美国内布拉斯加，考察团专门考察了监狱。戴鸿慈后来所写的《出使九国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西方监狱人权状况的深刻印象：“室中床、桌、盥湢之具毕备，且有电灯。每室容二人，其食所亦洁净，有牛羊肉、面包、清水给之。观工作所，男犯皆于此作笤帚。询知每犯人平均数年需费用七十三元，售去所作笤帚，平均每人得四十五元，是国家仍须人出二十八元以补之也。次观女牢，则尤清洁，几与客店无异矣。女犯习艺，则皆课以针黹缝缀之事。”

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律专科学校——京师法律学堂于1905年秋成立。学堂法律馆的旧址，至今仍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内象来街（南沟沿路西、承恩寺南侧）。1905年9月，学堂正式开学。1908年，京师法律学堂设监狱专修科，聘日本监狱博士小河滋次郎为教习，兼订监狱律草案。

刑部大牢，被具有现代意义的监狱所取代。日本在1899年通过第一期监狱改建计划，进行六座监狱的改建，1901年基本完成。 在近代法律思想的影响下，1910年4月开始，北京的祥盛、文新、聚恒源、广恒、鸿林、永顺、广和、鸿盛、兴顺、东盛等木厂，接到了承办监狱建造的任务。

狱政改良是清末法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方苞在《狱中杂记》所作的令人胆寒的描述，将被一个符合文明国家标准的制度所取代。在端方、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推动下出台的一系列具有现代精神的法律，尤其是清末修订的三个总结性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尚未颁布），被辛亥革命后的民国直接继承，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废除，而是对它们稍加修改后继续沿用，成为帝国留给民国的一宗最大的政治遗产。

在旧金山，端方没有忘记会见帝国派来的留学生。他很看重留学生，1904年，端方担任江苏巡抚时，革除了各州县向新任巡抚例送红包的“潜规则”，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许多留学生，已经心向革命，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元老的刘成禹，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仍然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回国为朝廷效力。

当时刘成禹已经是致公堂的白扇，执掌致公堂的总主笔权，亲历了与立宪党人的舆论战斗，在他的母校加州大学，他聆听过端方的演讲。

刘成禹后来在《世载堂杂忆》中回忆，当时大学校长请两人上演说台，端方和戴鸿慈竟同时并立于演席中。端方对戴鸿慈说：“请老前辈发言。”

戴鸿慈回答：“兄常与西人往来，识规矩，请发言。”

戴鸿慈左立，端方右立，端发一言，翻译辞毕，端方向戴鸿慈问：“老前辈，对不对？”

戴鸿慈回答：“对对。”

端方又讲了一句话，又向戴鸿慈问：“对不对？”

戴鸿慈依旧回答：“对对。”

一篇演说数百言，端方向戴鸿慈问了数百次，戴鸿慈也回答了数百次。西方同学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离奇的场面，不禁问刘成禹：我欧美演说，只有一人发言，而中国人演说，竟然两人同时发言，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是为什么呢？

刘成禹回答说：“此中国古代最恭敬之大典也。平常演说，一人可随意发表意见，剪裁不当，无大妨碍；遇大典礼，则少者演说，长者监视，必演典重安详之言。两特使对大学全体恭请，严戒疏忽，故行中国最古礼，重贵国师生招延之诚也，此礼中国久不行矣。”

或许，这种令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客套，直观地反映了大清帝国长幼有序的政治秩序。

后来，端方召见了刘成禹，这使刘成禹与这位立宪重臣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端方见到刘成禹，脸上绽出兴奋的笑容，对戴鸿慈说：“此是我学生。”又向刘成禹介绍了戴鸿慈。在谈到刘成禹的革命观点时，端方劝他，不要再说那些激进的话了。有意思的是，当刘成禹明知故问地说：“我不知指所讲何话？”限于官方身份的端方居然无法重复刘成禹的革命语言，只好说：“就是你讲的那些话。”还说，“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最后，端方信誓旦旦地对刘成禹说：“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 此时，他心中的立宪，早已不是纸上谈兵了。

端方走后不久，一场强烈的地震袭击了旧金山，身在欧洲的端方特地由监督周自齐送来他捐助的惠金五百元。

在英国，五大臣考察了上议院和下议院，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特别为载泽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在德国，中国大臣以为会因庚子年打死德国公使克林德而遭受冷遇和报复，没想到受到热情接待，德国皇帝、皇太子、政府高官和知名企业家都宴请了考察团成员。1906年5月19日，载泽率团踏上归途。6月21日，戴鸿慈和端方也率团踏上归途。途经地中海时，端方面对广袤的大海，一幅改革蓝图已经成竹在胸。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把端方等立宪人士挤压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他们必须进行迅速的抉择。

回国后，端方上了一道长达近万字的奏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痛陈国事，力请立宪，提出要效仿日本进行宪政，并设立预备立宪期。慈禧太后手里握着这个折子，足足看了三个时辰，默然不语。慈禧太后做梦也想不到，五大臣回国后递交的一系列关乎帝国命运的文件，居然出自因朝廷通缉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和杨度之手。

从欧美考察返国后，端方常对人说：“欧美立宪真是君民一体，毫无隔阂，无论君主、大总统，报馆访事，皆可随时照相，真法制精神也，中国宜师其意。” 他没有想到，正是他对摄影的热衷，断送了他的政治前程。

端方从德国带回一台最新的电影机，准备送给慈禧太后，说服她接受西方制度。据当时《中外时报》报道，端方为了稳妥，特意让考察团的一位姓姚的随员提前试用，自己在隔壁房间会客，突然间传来一声巨响，令端方大惊失色，他以为革命党又来扔炸弹，急忙跑出来，发现竟然是由于操作不当，电影机里的乙肽灯泡突然爆炸，放映员当场炸死。这仿佛一句谶语，向端方传达着某种不祥的信号。 otnPKwpCkb7S2HSpmLorTu5gHLFP6+Lz3mAjJGDdOGcqOcgjse1vPtVLqMiziDt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