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亥年初，在北京城的一片灰屋瓦巷中，清末改革的主角端方悄然隐身。慈禧的奉安大典几乎是他最后一次在清朝的政治舞台上露面。他安排摄影师对慈禧奉安大典的全过程进行拍摄记录，给反对派弹劾他提供了口实。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在奏折中说：“当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端方，大清帝国内部的开明派，戊戌变法的积极支持者，百日维新中，三十七岁的端方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负责创建这一中国传统官制中从来不曾有过的机构。他在北京城内椿树胡同租赁了一间简陋的民房，作为总局的办公地点，在贪污盛行的帝国官场上，这一举动得到光绪皇帝的高度赞赏。与简陋的办公场所相比，是他在全面引进西方先进农业机器、技术和专家人才方面取得的业绩。

关于端方，《清史稿》记载：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满洲老姓托忒克氏，自幼发奋、好学上进，由荫生中举，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清末郑孝胥在评论时人时说：“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当慈禧太后剿灭维新党人的屠刀指向端方、严复、容闳、袁世凯这些支持变法的官吏时，她犹豫了，原因在于他们是帝国内部出类拔萃的年轻官员。在这个临界点上，端方收买李连英在慈禧面前说了端方的好话，说他近年“刊布书籍，颂后圣德” ，而端方自己，也及时转向，写了一首《劝善歌》，肉麻地吹捧慈禧太后，歌中唱道：

太后佛爷真圣人，

垂帘听政爱黎民，

官加俸禄兵加饷，

豁免钱粮千万金。 ……

志存高远的端方，以不光彩的方式，匍匐在帝国的政治潜规则之下。

对于这样的阿谀，慈禧太后照单全收。终于，她老人家网开一面，在虚荣心得到满足之余，为帝国的政治改革保留了最后一丝骨血。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11月2日，端方终于摆脱了惊恐不安的“罪徒心理”，蒙恩获任陕西按察使。他对太后的感激之情，以及他对百日维新挥之不去的怀念情愫，都是无比真实的。此时，他虽不敢公然为戊戌变法翻案，却在暗中与梁启超等人联络，重提昔日改良方案。1905年，端方由江苏巡抚调任湖南巡抚，半年内建设小学堂八十多所，并选派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留学。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这几家中国最早的省立图书馆，都是在端方的推动下建成的。江浙、湖广一带思想开放，并较早接受立宪和革命思想，与端方关系甚大。他试图通过这样的努力来力挽狂澜，可惜像他这样的实干家，在帝国的官场上形单影只。

1909年，慈禧的陵寝——即后来被军阀孙殿英盗挖而备受瞩目的清东陵——已经在直隶遵化建成。深受慈禧信任的改革派官员端方，被任命为“山陵大差”总办，负责慈禧的奉安大典。

多亏端方在慈禧出殡那天安排了多名摄影师拍照，我们才能在一百多年后重睹那一历史场面，才知道在这个赤贫的国度里，她殡仪的奢华有多么的触目惊心。这是这个帝国最后一次如此规模的葬礼了。整个殡仪过程中，耗资惊人，焚烧了数不清的纸人、纸马、楼库、器皿、松亭松桥、衣帽鞋履、衾枕被褥等等。棺椁向东陵移送前两个月，一次就在华东门外烧掉一只用绫罗绸缎扎成的价值几十万两银子的“大法船”。11月16日，慈禧入殓，同时放进棺材的还有大量金银珠宝之类的殉葬品。棺材极重，造价高昂，木料取自云南的深山老林，光是运费就耗银数十万两。棺材成形后先用一百匹高丽布缠裹衬垫，然后油漆达四十九次之多。那个一生奢华的女人，用她的死，耗尽了帝国最后的元气，把独属于她的欢乐与富贵，带到了大地深处。

出殡时，抬棺的杠夫多达数千人，分几十班轮流抬运，每班一百二十八人。在正式送葬前，杠夫在德胜门外“演杠”十天，按正式送葬要求，抬着一块和棺材分量相同的大厚板，木板中心放着满满的一碗水，一直练到水洒不出碗外方止。

出殡那天，皇室成员倾巢出动，送葬队伍浩浩荡荡。走在最前面的是六十四人引幡队，举着花花绿绿的万民旗、万民伞。紧跟在后面的是上千人的法驾卤簿仪仗队，举着数不清的金瓜、钺斧、朝天镫，刀枪如林，幡旗蔽日。仪仗队后面是一百多人的大杠，抬着慈禧的巨大棺材。皇家忌讳死字，还把棺材装饰成轿子模样，取名“吉祥轿”。跟在棺材后边的是十路纵队的武装兵弁。最后面是由数千辆车子组成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的车队。 那几名摄影师，在拍摄时，突然被官兵拿获，肃亲王亲自对他们进行审讯，他们很快供出了安排他们拍摄的人，就是直隶总督端方。他们随后被交送大理院审理。这几名摄影师是：二十四岁的天津人刘寿山、天津东马路开福升照相馆的尹绍耕和他的弟弟尹沧田、车夫孟长禄等。

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文艺复兴式建筑，那里就是大清帝国大理院的办公大楼。大理院成立以前，大清帝国沿袭着中国古代政法不分的制度，司法审讯、判决，均由行政官员完成。作为出洋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的成果，大清帝国于1906年改大理寺为大理院，附设总检察厅，仿西方司法独立，规定其职权为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并为最高级的审判机关，司法行政，则另设法部。奉安大典那一年，这座大理院办公大楼的建设方案已浮出水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端方力主下、依照现代法律精神建立起来的大理院，居然成为审判端方和他热衷的西方近代文明的法庭。

端方另一备受指责的罪名是，为了北洋电报通讯的方便，他在陵寝风水墙内架设了电线。然而，这一现代文明的产物与帝国内根深蒂固的风水观念形成冲突，李国杰在弹劾他的奏折里鼓吹了快马传递消息的种种好处之后，指责端方“蹈人臣不敬之诛” 。

对于李国杰来说，他的风水理论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他弹劾端方真正的原因，来自于他与端方的私仇。端方担任两江总督，在南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曾经收到一封求官信，它的作者，正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对于李国杰明目张胆的要官请求，他不便硬拒，于是采取了拖延战术，李国杰怀恨在心，奉安大典终于让他找到了“挟怨报复”的机会。

在晚清的官场上，李国杰绝不是孤独的。因为端方的改革，势必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以风水迷信为立论依据的李国杰奏折显然是端方反对派的集体构陷，是忌妒、仇恨和阴谋的汇聚。据曹汝霖回忆，李国杰回京之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此事，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长于刀笔的杨士琦立即捉笔代李国杰写上一本奏折，狠狠地参劾了端方一本；御史胡思敬也不失时机地写了十大罪状，弹劾端方。在弹劾端方的集体作业中，还包括陆军部尚书铁良，因为直隶总督曾经是铁良梦寐以求的肥缺，而端方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打碎了他的美梦。对于他们的心理活动，端方毫无察觉，这个一心为公的偏执症患者，非但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拉拢铁良，反而对陆军部低效的作风倍加责难。铁良自然加入了弹劾端方的行列。端方任直隶总督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参劾者便已络绎不绝。

即使如此，端方也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被罢官。就在他被革职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否认有关他将被革职的传闻。对于这些风声，他从来都不挂在心上。在他的心里，帝国不能没有新政，而新政，又不能没有他端方。可以想见第二天当他从摄政王载沣的嘴里得知自己已被朝廷革职的消息时绝望的心情。他风光无限的政治生涯就这样在摄政王的一句话里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他正雄心勃勃地推行他的政治计划，他被自己对帝国的忠诚所感动而不能自拔，不知道帝国的官场有着另一通算盘，眼前的当头一棒，把他的政治梦想打成一堆碎片。在帝国的账本上，他的忠诚与才干毫无价值。 F6d3YM6kQNNGRku1xTHghC0ywaC/WMTA/EC8mvyKYpUYBOCYT2LGu41ABEhjcr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