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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春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
，心潮
逐浪高！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这首词作者留存的手迹，现在所见有五件，每件都将“把酒酹滔滔”写作“把酒酎滔滔”，显系笔误。另有一件在“文革”期间常见的此词手迹，是由文物出版社征求作者同意，将落款“调寄菩萨蛮登黄鹤楼一九二七”字样这件手迹做技术处理而成，即把“酎滔滔”订正成了“酹滔滔”。这件手迹由文物出版社收入1965年11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册页散装），并刊载于《文物》1965年第五期。
此词中“沉沉一线穿南北”句，一般注家都把“一线”注为粤汉铁路和京汉铁路，极个别的注为长江。把“一线”注为“长江”，比注为铁路有更充足的理由。
一、此词写游黄鹤楼遗址，登高望远，视线由远而近。首句写远方的“茫茫九派”，即长江的支流，次句当写近处的“沉沉长江”。如果不写眼前的长江，反而写遥远的九派，是不合情理的。作者在《七律·登庐山》中的“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诗句，就是先写九派，再写长江。霍玉厚《毛主席诗词讲解斠补》手稿解“一线”为“横在眼前的长江”，并引敦诚《四松堂集外诗辑》中《和张尧峰登金山》诗“大江一线青潮落”句作证。并说：“穿南北，多指横穿南北，并非指纵贯南北而言。”公木在《毛泽东诗词鉴赏》笺注中按：“全词是写登楼望江，由远而近，不得于此句另指铁路，霍说甚是。”“沉沉一线穿南北”，意谓黑沉沉的长江像一条长线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穿连起来了。
二、把“一线”解作铁路，在1927年尚难说成是“一线”。粤汉铁路到1936年才筑成，其中株洲至韶关段直至1929年才开始修建。再说粤汉铁路与京汉铁路当时并无大桥接通，故难称是纵贯南北的“一线”。何况“沉沉”一词的多个义项，没有一个适合形容铁路。
——《菩萨蛮·黄鹤楼》赏析
邓国栋
文有文眼，诗有诗眼，词有词眼。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的词眼便在“心潮”二字。关于它，作者自注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它向我们提示了这阕词丰富的史的内涵，展示了诗人悲壮苍凉的主体情怀，表达了宏肆无羁、深沉、深邃的崇高的审美追求。这一“词眼”便是理解全词的关键。
诗人为何把酒临江，心潮逐浪？对大革命即将失败的愤懑与压抑，对曲折多艰的人民解放道路的回顾与前瞻，使极富史学情结的诗人情感，滔滔然，汩汩然而不已于言。
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从周秦以来，近三千年间，经历了从陈胜、吴广直至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总是被地主阶级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总是悲剧性的结局。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来，和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百年间，中国人民的反抗，又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直至北伐战争。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1927年，面对蒋介石叛卖革命，破坏国共合作，一步步把中国人民拖入血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等，不懂得以斗争求团结的道理，不知道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和争取武装力量以壮大自己，进行必要的武装反抗。他们一味担心与国民党的团结会破裂，从而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步步退让，表现得软弱无力；相反，对党内的一些正确意见，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正确意见，却一再排斥、拒绝、压制，并向已经握有兵权的党员发出命令，如不向国民党交出兵权，便开除其党籍。血雨腥风，使革命航船濒临颠覆，千百年的历史悲剧将再次重演。于是，诗人伫立于长江之滨，嗷啸于白云黄鹤之乡，来解读长江，铸造史诗。
正是这样，词一开端，便将我们引入了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为其着上莽莽苍苍的悲壮之色。
什么是“茫茫”？——时、空的悠远广大之貌。所谓“茫茫终古”（见左思《魏都赋》），乃指时间之久远绵长；所谓“何视天之茫茫”（见陆机《叹逝赋》），主要指空间之广大，亦指时间之悠远久长。
什么是“九派”？——一般认为，“派”即水的支流。所谓“九派”，即“九江”，相传在湖北、江西一带有九条支流汇注长江，所谓“九派引沧流”（见鲍照《登黄鹤矶》）即是例证。这里就是代指长江。以局部指代全体，是古典诗词从来就有的修辞手法。如杜甫《月夜》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以“云鬟”“玉臂”指思念中的妻子即是。由此可知，毛泽东以“茫茫九派流中国”开篇，便是以浩瀚幽渺的长江之象，图写其深邃绵密的史的思考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见马克思《一八八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毛泽东“茫茫九派流中国”便是以视觉之象，表达其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历史发展的后顾与前瞻的。联系作者其他同类诗句，如《七律·登庐山》中“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水调歌头·游泳》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更可证明诗人在这里是以“九派”指代长江，图写历史的。
《七律·登庐山》写于江西，起句便明指“大江”——“一山飞峙大江边”。而后又明言“云横九派浮黄鹤”——即后此常言的“白云黄鹤之乡”，且接以“浪下三吴起白烟”；于是，“大江”“九派”“三吴”，乃纵览长江横流天地之象，其描绘时空，与“茫茫九派流中国”之诗情画意，有异曲同工之妙。若在这里把“九派”解作“江西境内向东北流注鄱阳湖而入长江的河流”，无论如何也是扞格不通的。
至于《水调歌头·游泳》词中的“川”与“万里长江”同时出现，则“川”即“长江”，大概不会有歧义。而《论语·子罕》中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正义》曰：“此章记孔子感叹时事既往不可追复也。”这样，毛泽东在这里使用此典，同样是抒发其历史兴亡，民族荣辱之感了。于是，该词的整个上片，便释然可解了。
“茫茫九派流中国”，以滚滚长江东流之象，具写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之貌；同样，“沉沉一线穿南北”，则以横穿南北将中国南方和北方连接起来的大江，来暗喻由南而北的北伐战争的发展趋势，“沉沉”二字，写来使人如铅压心，深沉、深邃，使人好像触摸到了诗人当时那苍凉情怀。上下两句，从空间而言是东西南北；从时间而言则是上下古今。接着的两句：“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则由远而近，由朦胧而清晰地把眼前行将归于失败的北伐战争的历史悲剧形神兼备地描写了出来。
马克思主义美学把社会生活中新旧力量尖锐的矛盾冲突、美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叫做悲剧或悲壮（参看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北伐战争的即将失败，即作为亘古的历史长河中又一反抗之火的行将被熄灭，便带有这种悲剧的色彩。面对即将降临的悲剧，作者用“茫茫九派”“沉沉一线”“烟雨”“莽苍苍”等一系列着色苍凉的意象，充分烘托出了撼人心魄的悲剧氛围。而在“龟蛇”与“大江”之间，着一“锁”字，有江断帛裂之感，使悲剧断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整个上片，寓情于景，动人心魄，不能不说是这种悲剧美或称悲壮美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所致。
这场悲剧的形成，正如前述，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指称的那种“历史的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的产物”，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所造成的。这就不能不使作者深长悲叹，深入思索其来龙去脉，寻求解决危机之法。于是，由此而过渡到下片：追求。由人间而天上，想到那个飘逸而至，解救人间疾苦，而后又骑鹤高飞远走的费祎。果真有此神人吗？其实没有：“黄鹤知何处？剩有游人处。”仍回到了现实。“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美丽苍凉的诗句和它所记载的“白云黄鹤”的故事，并不能解除诗人毛泽东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人间痛楚，于是，“剩有游人处”，便是他朝天上、神仙探寻后的回答。神仙皇帝也不能解救民族危难于万一，继之而来的，自然还应是立足现实的苦苦追求。于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便是对这种追求的状写。全词于高潮中结束，又意犹未尽，情感仿佛又回荡到了全词，而不能不使人反复吟唱。
写到这里，我们还要从审美的高度强调一点：抽象的概念、原则，一般不能构成审美情感活动的对象。仅有对中华民族近百年史乃至北伐战争史的逻辑判断或理性认识，不能构成诗。必须是“客体的人化，即对象主体化”了的，就是说人化了的历史才能是美的，是诗的。然而，客体的人化，即对象的主体化和主体的物化，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所谓耳遇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具体地说，这首词的美的形式，有情，有景，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等等，共同构建成一个苍凉悲壮的境界。其充溢其间的情感律动又是“精骛八极，思游万仞”的，所以构成宏肆无羁的审美情感活动特色。
就情景而言，如果说，上片是写景为主而又寓情于景；那么，下片便是抒情为主而寓景于情。如果说，上片借所写之景：“长江”——“茫茫九派”“京汉、粤汉铁路”——“沉沉一线”，“锁大江”的“龟蛇”，而又借着莽苍苍的烟雨等悲壮苍凉之色以抒忧愁幽思的史的情结的话，那么，下片则以上天入地、把酒酹江，心潮逐浪的抒情为主而寓白云黄鹤之景及上片所言之景于抒情之中。而“心潮逐浪高”一句，即前所述之“词眼”所在，把全词所言之景，所抒之情，均收束其中。片言居要，收摄风云，容纳古今，这就是该诗人化了的史的特色，是诗化了的史。而以此结句，情语也，亦景语也，以情结尾，亦以景结尾，有情景交融、余味无穷之妙。
此外，“人化了的史”的审美特色还表现在使事用典方面。前面已谈及的崔颢的黄鹤楼诗及“白云黄鹤”故事，这里且不说了。再如“把酒酹滔滔”一句，看似白文，实含二典，均与作者的史学情结有关。此二典，一是出自苏轼赤壁词：“一樽还酹江月。”一是出自苏轼《前赤壁赋》：“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都是苏轼借慨叹三国英雄而抒怀才不遇之感的。毛泽东这里“把酒酹滔滔”之时，何尝没有联想到这些英雄及前贤呢？只是历史见解完全不同而没有明言而已。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使用此典，深化无迹，既可使人从苏词、苏赋中的有关语言符号，想象到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图一统、成霸业的英雄精神，又不等同于古人，从而熔铸成新的抒情高度：“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伟词，融进不屈不挠“继续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体现出与出典处迥别的另一种境界。这又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