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

独立 寒秋，湘江 北去，橘子洲 头。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 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考辨】

这首词首次正式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在此之前，曾在1949年8月出版的萧三所著《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披露，文字略有讹误，如“怅”误作“张”，“廓”误作“阁”，“方”误作“芳”，“遏”误作“过”。

这首词作者留存的手迹，现在所见有六件，既有异文，亦有笔误。其中有四件作“层峦尽染”，有一件作“忆往曾”，有一件作“还记否”，有两件作“向中流击水”，有一件署有“一九二六年作”。在“文革”期间常见的一件手迹，是文物出版社征求作者同意，将作者用八行信笺竖写的这件手迹，做了技术性处理，即把“层峦”改为“层林”，把“忆往曾”改为“忆往昔”，把“向中流”改为“到中流”。这件手迹由文物出版社收入1965年11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册页散装）。有论者根据这件手迹所署写作时间和作者的经历，并根据此词所写景物，考证的结论是：这首词的写作时间不是1925年，应是1926年12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把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定为1925年秋，即在毛泽东8月28日离开韶山去长沙至9月上旬由长沙动身赴广州之间。这个判定是有依据的。（一）当时按四季划分已到初秋季节，并早在是年8月8日已立秋。这个时候早晚已能感到秋天的微寒，词称“寒秋”，就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同时还应考虑到，长沙在20世纪20年代，秋天的气温要比现在低一些。词中的“寒秋”和“霜天”，应解作秋天，不应解作深秋。诗人写诗，有时会把多年的观察和通常季节的写法融入诗中，未必像照相或速写那样捕捉景物。仅根据诗中景物的特征来判断季候，并进而判断写作时间，是不可靠的。大家知道，郭沫若曾根据《忆秦娥·娄山关》上阕所写景物，判定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结果他错了。（二）手迹上署明的写作时间，有的是不加思索随手写上的，常有笔误。毛泽东留下的手迹，有多件把写作时间写错了。例如，《忆秦娥·娄山关》词，有一件手迹落款错成：“调寄菩萨蛮一九三四。”又如，《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词，有一件手迹所署写作时间错成“一九五二年”。还有的是署了写初稿的时间，或者修改的时间。因此对手迹中所署写作时间，要进行慎重的鉴别和考证。（三）作者在发表诗词时判定的写作时间，往往是经过反复回忆而确定的，还可能有作者的特殊考虑，没有过硬的证据，一般不宜推翻。例如，《念奴娇·鸟儿问答》有一件手迹署“一九六五年五月”，这是写出初稿的时间；发表确定的写作时间为“一九六五年秋”，这是修改定稿的时间。（四）如果把这首词判定作于1926年12月，那时已是寒冬季节，就不好理解“独立寒秋”句，作者绝不会写下这样不合时令的词句。（五）“独立寒秋”的“独立”，颇有深意。《易·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孔颖达疏：“君子于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杜甫《独立》诗：“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金圣叹在《杜诗解》中说：“操危虑深，故云‘独立’。”1925年秋，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派兵去韶山缉捕毛泽东。毛泽东是秘密潜入长沙的，可能是在傍晚时分到了橘子洲头，周遭无人，又“操危虑深”，才写出“独立寒秋”的诗句。如果到了1926年12月，他回长沙已无危险可言，怎会有“独立”的忧虑和叹息呢？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沁园春·长沙》赏析

吴奔星

毛泽东作为杰出的诗人，生平写了两首《沁园春》：其一是早年写长沙的秋景，其二是中年写北国的雪景。前者提出了惊天动地的“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一问，并对“谁”做了形象性的联想或探索；后者则对“谁”做了判断性的肯定：一切帝王将相“俱往矣”，数得上风云人物的是今天那些正在涌现的人民英雄，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苍茫大地”的盛衰、兴亡。我认为把这两首主题近似的词对照鉴赏，更能突出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更能显示他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的深邃的思想光辉和词作的完美的艺术魅力。

《沁园春·长沙》写于1925年秋天。这一年春天，毛泽东回到韶山养病，一边为即将爆发的大革命造声势，发动湖南农民运动与大革命同步进行。在决策完备后，正值秋高气爽，他南下广州经过长沙，重游了岳麓山和橘子洲：那是他在长沙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时期，与战友经常登临和游泳的地方。因此，词的上片一开头，便点明季节和地点：他独自一人，伫立于寒气袭人的萧瑟的秋风中，见湘江经过橘子洲头，向北流去，想到它一进洞庭湖，便会与长江合流，将出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浩大气势；对照自己即将南下广州，发动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更是“驾长风破万里浪”的壮举。他徘徊橘子洲头，仰观俯察，心潮澎湃。当年的橘子洲和岳麓山，连成一片，其间没有现在的高楼大厦隔离，只点缀着橘农与渔民搭建的竹篱茅舍。作者用一个“看”字领起下文，山水尽收眼底，并无远看和近看之分（“看”在诗词中一般指近距离，远距离则用“望”，如《沁园春·雪》“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与《长沙》一词的“看”加以比较，便会恍然大悟），只有宏观与微观之别。从宏观着眼，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立体的岳麓山，群峰耸立，层次分明，都像染了红色，真是“霜叶红于二月花”；而平面的湘水，碧清透明，成百条航船，各自争流，可谓“秋水共长天一色”。再从微观着眼，则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山鹰冲击于长空，如同兽类在平原驰逐；游鱼漂浮于清澈见底的水中，又似鸟类在高天翱翔。真是水深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面对诸如此类的秋景，作者不禁心动神驰，喷出一句“万类霜天竞自由”，把长沙山水中动态和静态的生物做了高度的概括：既有层林的红叶，也有争流的百舸，更有冲击长空的山鹰，翱翔水底的游鱼，大可借用郭沫若的诗句：“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无不栩栩如生，生动活泼，都在为争取各自的自由而开展竞争。在那个封建军阀各据一方、争权夺利的时代，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季节，能无动于衷，能不去争取自由解放吗？回答当然是要争取的。特别是当时的革命青年，经历过辛亥革命的巨变，接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面对祖国“如此多娇”的大好河山，人民不能当家做主，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必然产生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迫使他在怅惘之中面对寥廓的大地，情不自禁地从内心深处喷发出“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壮山河的一问：究竟神州赤县的盛衰兴亡，应由谁来主宰？这一气壮山河的提问，是在以作者对长沙山水的宏观和微观所构建的心理基础上产生的，与寻常所谓的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迥然不同。这一问，集中体现了诗意、诗情、诗味、诗美，流露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的内心感受。这样的内心感受，超越了古今中外一切从个人出发的名利意识，显示出高尚的、纯粹的、真正的崇高美。

上片的“谁主沉浮”直贯下片，承上启下，为探索上片提问的答案而揭示内在的心理活动，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内涵丰富，如同一篇革命回忆录的形象性的缩写。下片的“百侣”呼应上片的“独立”，表明他的“独立”，不是孤立。一个“忆”字展示十多年前的学习生活与革命活动的峥嵘岁月，正好呼应上片的“万类霜天竞自由”。一个“恰”字打开记忆的窗口，对往昔携手同游的“百侣”，从年龄（“同学少年”）、气派（“风华正茂”）、干劲（“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风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等方面，肯定他们大无畏地藐视“苍茫大地”的统治者封建军阀的战斗精神（“粪土当年万户侯”），暗示人们：“苍茫大地”的主宰权，是并非不可以由“百侣”取而代之的。为此，词的结尾，特别向一同游泳的“百侣”反问：还记得当年在湘江中流游泳，掀起的浪涛，竟然把飞驶而来的船舶都阻挡了的魄力吗？其中自然含蓄着提出今天要夺回“苍茫大地”的主宰权，当年“浪遏飞舟”的精神是不可淡忘的呀！这一反问，从艺术匠心说，把上下片紧扣在一起。上片提出问题，下片试图解答。但在敌强我弱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并没有轻率地肯定分散于各地的“百侣”，就能取代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所以这最后的反问，在思想上是庄重的，在艺术上是豪迈的，特别是当年那种“浪遏飞舟”的精神，更是不可须臾忘怀的！正因为如此，词的结尾便留下了一个为各族人民所关心的悬念：苍茫大地，究竟由谁来主宰它的盛衰、兴亡？这个悬念直到1936年2月毛泽东写《沁园春·雪》时，才对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予以正面的回答。在肯定历代帝王各自不同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便毫不含糊地指出：从“今朝”到未来，一切封建主义，包括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现代封建主义，都只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就明确回答了《沁园春·长沙》一词所提出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问题，凡是炎黄子孙，莫不欢欣鼓舞。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整理古诗三百篇时，曾教导他的儿子孔鲤认真学习三百篇。他指出诗的四大功能（或作用）：兴、观、群、怨。他之所谓“兴”，是说诗有振奋或鼓舞人心的作用；他之所谓“观”，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认识世界；他之所谓“群”，即以诗会友，起团结的作用；他之所谓“怨”，是揭露丑恶，起审美的作用。这四种功能，都体现于《沁园春·长沙》：上片侧重在“兴”与“观”。如“万类霜天竞自由”，则是诗可以“兴”，读之令人振奋，感到鼓舞；“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则是诗可以“观”，意味着从认识世界走向改造世界。下片侧重在“群”与“怨”。如“携来百侣曾游”，即诗可以“群”，体现团结的作用；如“粪土当年万户侯”，即诗可以“怨”，起审美的作用，要以真善美取代假恶丑。当然，孔子的话未必完备。我们用他的诗论对照，是为了显示毛泽东这首词的多方面的功能，突出它的豪放风格和崇高美感。

《沁园春·长沙》虽写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21世纪的今天读之，更有它的积极的现实意义。香港和澳门都已在20世纪内回归祖国的“苍茫大地”，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是，台湾的回归尚遥遥无期，在海内外分裂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狼狈为奸的干扰下，以致不能及早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问题，还不能说百分之百的解决。我们应把这个问题放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共同奋斗。 K7k+wLtMwPStGuJ6ycDThucQAMbfIBDN09tx45UCsFDT4yS0Qe9n6u4EAWFW1j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