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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〇年一月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
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这首词首次正式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此前，曾在1956年8月3日出版的《中学生》8月号传抄发表，是由谢觉哉文章《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披露的，词题为《宁化途中》，只有一处异文，即“风展”原作“风卷”。
此词作者留存一件手迹，像是初稿，三句至六句为：“众志已成城，风卷红旗如画。如画如画，直指武夷山下。”
这首词在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标明写作时间为“一九三〇年一月”。词题《元旦》表明了填词的日子。过去注家都把“元旦”注为“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是不符合实际的。作者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文末尾写着“于上杭古田”的字样。这证明他在1929年12月底召开古田会议之后，到1930年1月5日，尚未离开古田。因此，1930年1月1日，作者根本不可能写出此词中那些内容。“元旦”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萧子云《介雅》诗：“四气新元旦，万寿初天朝。”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自汉武帝以后，历代相沿，都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作者将这首词题为《元旦》，正是指阴历庚午年正月初一，即阳历1930年1月30日。这一天就是作者填写该词的日子，当时追写了他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由福建转移到江西的行军途中的情景。根据这一考证，198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为“元旦”做了正确的注释。
——《如梦令·元旦》赏析
丁国成
题中“元旦”，乃是传统说法，并非指公历1月1日，而是指农历正月初一，即公元1930年1月30日。
在此之前，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但在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等重大问题上，红四军内部发生严重分歧，党内军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原拟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加以解决。不料，会上毛泽东遭到排挤，未能当选前委书记，旋即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地方指导土地革命斗争。10月，陈毅从上海带回中共中央“九月来信”，要求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2月28日至29日的“古田会议”，即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并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这时，赣、闽、粤三省敌军调动十四个团，第二次“会剿”闽西根据地和红四军，已经攻至离古田只有三十华里的小池。红四军前委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朱德率主力转移赣南，以便实现“争取江西的计划”，于1930年1月16日占领江西广昌；由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先在小池地区阻击敌军，掩护主力转移，而后从古田北上，经连城、归化（今明溪）、清流、宁化，翻越武夷山，于1月24日到达广昌，同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此词写于两路红军会合之后，写的就是这次进军。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突出特色，有些论者说是创造了优美的独特意境，我很赞同，不再重复。还有一点，似乎未被他人道破，就是：意象组合极为奇妙。作品的意境创造，是靠意象的巧妙组合来完成的。
作品一开头就连写三个地名，孤立地看，确实是三个抽象的概念，枯燥乏味，并无诗意；但是，紧接着出现三个词组，形象具体，鲜明如见。两句词里，没有任何动词和连接词，只是把三个地名和三个词组并列出来，连在一起，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将六个电影镜头组接起来。这就赋予抽象地名以浓郁诗味，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填充，进行审美鉴赏的再创造。
从修辞角度说，两句词构成了排比式列锦和并列式互文：上句地区是对下句物象的限定——“路隘林深苔滑”不是其他地方，而是“宁化、清流、归化”；下句物象则是对上句地区的描绘——“宁化、清流、归化”不见其他景象，惟见“路隘林深苔滑”，两句参互成文，合而见义。由于两句词各举一边而又互相关联，既化抽象地名为具体形象，又使景物描写有了地理位置，这便形成了词的意象组合，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和再度创造的艺术空间。也就是说，允许读者根据各自的生活体验，展开合理想象：“路隘林深苔滑”三种景象可以分别属于“宁化、清流、归化”三县的不同的地理特点，也可以理解成每个县份都有这样三种地形地貌，即把作品的具体描绘，当作是写实的。正如曾经在这三个县份“均住过或且路过”的郭风所说：“这些地区，以自然环境而言，山路险峻，林木茂密，溪流如带……”（见郭风《具有战争史诗性质的华章——读〈如梦令·元旦〉》）
从意象角度看，作为诗歌艺术，作品这种描写，又不完全是写实的。其一，经过诗人的精心剪裁。红四军此次进军显然不止经过“宁化、清流、归化”三县，还有许多县份，作品无法、也无须一一写到。三县的地理环境也绝对不止于“路隘林深苔滑”，其他景象与作品主旨关系不大，都被省略了。其二，作品的形象描绘，不仅经过提炼选择，而且做了艺术加工，属于典型形象的集中概括，寄托了作者的主观情思，饱含着诗人的思想寓意，因而变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创造，不尽实指，也有泛指。
不管是写实，还是象征，这种意象并列的独特结构方式，至少蕴涵着五层意思：一、三个县份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足以显示部队行军之疾，迅猛异常。二、三个县份标明了红四军的行军路线——实际行军是先到归化、中经清流、后过宁化，作品颠倒路程顺序，是为求得平仄合律，按照词谱，“如梦令”前句作“
仄平平
”，“归化”与“宁化”如不对换，则不合平仄。不过，三个县份只是诗人举其大要，绝非征程全部，更非行军终点。作品以少总多，从而写出征途之遥，前路漫漫。三、“路隘林深苔滑”，如同电影特写镜头，连续推出，展示了征程之难，布满坎坷。四、作品表面上无一字言及敌人，其实，红四军背后正对着强大之敌：红四军之所以绕开宽平大道，专走崎岖山路，就是因为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实行“三省会剿”，红四军只得避开强锋，争取主动。这里已经暗示出进军之险，表明敌强我弱。五、如此艰难险阻、征途遥远，丝毫挡不住红四军的飞速前进。敌人纵然追至这些县境，也只能望城兴叹，无可奈何。作品借此五端，集中而又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军队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一问一答，干脆利落，毫不含糊。从问句中可以看出，“武夷山下”只是“今日”的进军方向和目标，而不是最后的进军终点和驻地。答句除了说明行军方向外，还透露出这次进军不是盲目的初动流窜，而是清醒的主动转移。“直指”两字，既显示出红四军统帅的坚定沉着、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大有“指挥若定失萧曹”（即诸葛亮）之概，又反映出红四军部队镇定自若、秩序井然、步调一致，颇具“万马不嘶听号令”之势。尽管当时军事形势严峻，但红四军撤离福建、挺进江西，也不是一般性地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因为早在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就向中央提出“争取江西的计划”，直到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再次重申“争取江西”的理由。可见，这次进军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战略转移。红四军不会停在武夷山下，还要翻过山去，到达江西。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叠用“山下”，进一步突现了武夷山，使之与“风展红旗如画”的意象，与作品前边的意象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优美意境，除了具有写实意味外，同样也有象征意义。“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与毛泽东1935年10月在长征途中翻越六盘山时所写的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此句以肯定口吻出之，彼句以否定语气道之。象征意义大略相近：从正面说，革命的目的，一定要达到，一定能够达到；从反面说，不达革命目的，不是好汉，誓不罢休。“武夷山下”与“长城”由实指而变泛指，成了革命目的、奋斗前景的象征了。作为形象描绘，这里的“红旗”即是军旗，借以代指红四军；作为意象创造，“红旗”则又象征革命。红旗猎猎，迎风招展，似火如画，美不胜收——既是赞美工农武装，又是讴歌中国革命。虽然后有强敌追击，前有险路阻挡，但是红四军将士不畏艰险，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和必胜的信念。作品通过典型意象的精心创造与巧妙组合，热情歌颂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战无不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预示了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的美好前景，表达了诗人高瞻远瞩的广阔胸怀与胜利进军的喜悦心情。
这首词，还有两个艺术特点，值得称道。
一是根据内容需要，在表现形式上，作品特别讲究韵律。全词格律严谨，节奏明快，音韵铿锵，旋律轻捷，调子高亢。这与诗人所要表达的坚定的思想、美好的信念、乐观的情绪、欢快的心情、豪迈的气势是和谐一致的，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表里相宜、完美统一。已有论者拈出，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借鉴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法，并加以创新，自铸伟词。“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两句，很容易使人忆起杜甫的诗句和马致远的小令。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有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两句连用四个地名，这在古诗中已属罕见。而毛泽东则在一句之中连用三个地名，而且不加任何中介词语，更是不可多得。这一方面见出诗人的艺术胆识非凡，不怕冒犯最为常见的概念化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见出诗人的艺术功力卓越，能够突破古人的樊篱，而有自己的独特创造，遂将风险转化为奇崛。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写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毛泽东精通古典，名篇佳句烂熟于心，很可能由此得到启发，创作出“路隘林深苔滑”的清词丽句，用现代美学术语说，叫做意象叠加，类似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两句词可谓因难见巧：上句的抽象地名因有下句的意象对接而顿生光彩；上下句的不同意象因并列组合而引发新的意蕴，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启人遐思，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