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要我写吃肥肉的经历,十分踌躇。我同朋友们时常聚饮,大家知道我喜肥肉赛过一切,不写自己的体会,有“卖关子”的嫌疑。但又怕说出这体会,一则是俗不可耐,有扫雅兴,次则是很怕缠夹到政治上去,这是我辈老文宣干部考虑问题时常犯的小心病。
肥肉者也,在我记忆里,多为文人雅士所不齿。改革开放之初,我借职务之便,常去香港。借便,除了去苏浙同乡会大嚼之外,就是买些谈饮食的书回来。最早接受的是陈存仁医师的著作,以后越看越多。他们的书里,当然不全盘否定肥肉,但引述了许多我此前不知的前哲明训,如:
《左传》:“肉食者鄙”。
苏东坡:“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林语堂:“中国人惰性重,就是因为吃猪肉的影响,外国人蛮性重,就是吃牛肉的影响。”
这些话当然一点吓不倒我。这首先是我在那时挺不看重海外。经过“反右”、“大跃进”、“文革”,我辈又是承命出去“指导”工作的,何尝把海外文化人看在眼里。大家只要看我写的当年在香港如何把“XO”当成绍兴花雕而大上其当的故事便可知。更主要的,我有自己好吃肥肉的亲身体验。从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一年,我在上海为工作佣,处境十分凄惨。那时,唯一可快朵颐的,是为客人收拾餐桌上的残余时忽然见到余下的肥猪肉,估计大司务会赏给我辈下人,快何如之。更高兴的是,为了赶着上夜校,吃不上晚餐,在法租界太平桥边的小摊上吃一碗“阳春面”。有时想奢侈一番,来碗“大肉面”。这块大肉下去,去霞飞路俄国老师那里学俄语,或去五马路格致中学附设补习班学习收发报时,都会效率特别高。晚上在格致中学学习收发报,窗外多是妓院,声色犬马,呼幺喝六,我那时悬念,他们所吃的也无非只是红烧肥肉而已,不然哪来那么大玩劲。
五十年代后来北京参加工作,月薪二十八元,吃肥肉少些。我当然不守清规,会悄悄去小饭馆,但在那里找到的肉只是“木须肉”,虽然也能解馋,总引不起此前生涯的美妙回忆。后来在小摊上发现一味“炒肝”,其中有肥肠,稍可补肥肉的不足。限于那时的经济、政治条件,始终没勇气去大饭馆名正言顺地点一份大肥肉。直到一九六一年,老婆怀孕,亟需营养,我们相约在北海的仿膳酒楼好歹吃了一顿像样的红烧肉。三年困难时期,物价吓人。两人一餐所费,计巨资人民币壹拾大圆。归来不敢声张,因为恰好有对同业夫妇,当年居然在酒楼饱嚼一餐,耗资四十元,党内口头通报批评。我当时刚入党,自然不敢声张自己的丑事。幸好那天没有碰到任何熟人。
后来自己当上一个部门小头头,又加上改革开放,当然肆行无忌。但是敢于畅言自己爱吃肥肉,根本上还是得力于革命领袖的教导。在这方面,当年传说的很多,见到的最完整的如下一些:
“肥猪肉是补脑药。”
“红烧猪肉是一道好菜,百吃不厌。有人却不赞成我吃,认为脂肪太多,对身体不利,不让我天天吃,只同意隔几天吃一回,解解馋。这是清规戒律。革命者,对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脂肪呢!吃下去,综合消化,转化为大便,排泄出去,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怕什么!”
又据说,这里所说“有人却不赞成我吃”,这“有人”指的就是江青。据说江青认为吃肥猪肉的是“乡巴佬”。
我辈老头儿,当年赶时髦、干革命太过分了,直到现在做事还离不开“语录”。当然,有些语录不讲了,但有些还要挂在嘴边。例如我喜欢动不动就教育年轻人“忆苦思甜”。有人对现状这不满,那不满,我火起来就要让他们想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看看“和谐社会”之甜。至于老人家关于肥肉的语录,当然是我多年来牢记不忘的。
现在有些女士忌食肥肉,怕变胖。读到过我所敬爱的女作家李碧华一段名言:
“如果世上没有男人,女人根本无须在乎体重。”
我作为男人,很奇怪这议论。六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当小厮,所见美女极少是减肥的。现在,我常去北京的一些上海饭馆吃饭,那里墙上挂满了上海当年的月份牌,其中所绘美女都是肥肥的。不过现在美女不吃肥肉这一特点,我倒常利用来为自己谋好处。在“娃哈哈”吃东坡肉,有女士在场,我往往把上面的肥肉先分出来,夹在自己盘里,殷勤地招待女士们吃下面的瘦肉或者干笋。不少女士认为我善体贴,不知道我在谋私利。当然,一旦不如此,我每见女士们把肥肉夹在盘里掷掉,也实在懊伤不止。
我的喜好肥肉,与伟大领袖当然还稍有不同。现在“毛家菜”饭馆里专做“毛氏红烧肉”,想必所来有自,但我往往并不满足。我喜欢的是上海的“好婆烧肉”,因为它增了甜味。这味菜到了北京,可能因为人们不解何为“好婆”,改名“老外婆红烧肉”。我常去东华门附近“石库门酒家”品尝此味。在北京的皇城脚下,离伟大领袖办公处不出一二里路,“石库门”这名称又容易让我想起“一大”其地(我一闭眼就想得起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因为那是我从太平桥出来上夜校的必经之途,据说当年“一大”就在附近),在那里一尝“好婆”烧的肥肉,这怎么会不让人补脑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