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于社会

钟南山不仅仅是医学泰斗，他的身上，亦彰显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与社会担当。“非典”之后，钟南山声名鹊起，他可谓当之无愧的中华医学界呼吸疾病研究的权威。二〇〇五年，钟南山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七任会长中的第二位学者。钟南山之所以担任这个职务，就是想实实在在地为广大医务人员做点事。上任之后，他对中华医学会的管理机制进行了改革，对中华医学会提出两个要求：“民主”与“服务”。中华医学会务实地聚焦于向党和政府反映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

除了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社会工作之外，钟南山还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身份，认真履行代表职务和参政议政，服务国家与社会。他当选党的十五大代表，历任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非典”之后，钟南山的勇者仁医形象深入民心，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建议，更加引人瞩目。

让我们看看他在历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履职发声：

二〇〇八年，钟南山作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在分组讨论中钟南山为医疗改革提建议，获得了参加广东省代表团讨论的时任总理的温家宝的肯定。

二〇〇九年，钟南山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广州日报》刊发的《人大代表当学钟南山》的报道，被人民网转载。

二〇一〇年，钟南山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为医改建言，建议若取消药品加成应引入公益补偿，认为公立医院对医改最大、最重要的贡献是使公立医院有助于提高其相应或辐射的社区城镇的医疗水平和管理能力。

二〇一一年，钟南山建议政府应该明确规定医疗卫生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并建议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卫生法》。他认为这项法律应该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预防控制突发疾病，如“非典”、禽流感的暴发；二是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如空气质量的监控；三是保证基本的医疗服务；四是培养公众的健康素养。

二〇一二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钟南山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发声。在分组讨论时，他建议在全国展开PM2.5 监测，在重点区域先行开展防治工作，从国家层面对优化产业结构、汽车尾气治理和优化能源结构做出硬性制约。

二〇一三年，钟南山在深入乡村调查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治理雾霾的议案。

二〇一四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钟南山提出环境也是生产力、竞争力，经济发展也需要绿色环境，建议将治霾成果纳入政府公务员的考核体系。

二〇一五年，钟南山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提出门诊限号治标不治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恢复大医院的公益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应该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中得到加强；还就国产疫苗的安全性发表看法，强调不能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得出“国内疫苗没有国外安全”的结论。二〇一五年，治理雾霾降低PM2.5已经列入了北京所有区县的政绩考核指标中。钟南山接受记者采访时继续就雾霾问题发声，并做出展望：如果举国上下决心治理雾霾的话，十年内解决问题还是有可能的。

二〇一六年，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指出缺儿科医生的原因是医院公益性缺失，医改要瞄准医院的公益性；药品价格应该找专家研判。他直言自己对医改七年的进程并不满意，他建议公立医院应当回归公益性。

二〇一七年，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建议，医改要加上医德教育。

十六年，弹指一挥间，钟南山主动承担起公共卫生事件代言人的角色。他的发声，推动了雾霾治理、室内空气污染治理，暴露了医疗改革的薄弱点。在中国每一次突发流感疫情的时候，公众都能在第一时间看见钟南山的身影。他的发声，一言九鼎。“钟南山说”，成为公众所信服的声音。而他也从没辜负公众的信任与期望。他带领团队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呼吸道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建立了国际先进的新发特发呼吸道重大传染病“防——治——控”医疗周期链式管理体系，推动了甲型流感防控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圆满处理，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在钟南山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勇于担当、服务社会、知行合一的风骨，在大是大非面前，捍卫正义与真理，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气。在钟南山身上，我们看到了源自他父亲钟世藩、母亲廖月琴的清正之气，而他们的精神气质，与千百年来胸怀家国、心怀社稷的中华有识之士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