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三十四岁的李少芬从乡下被调回广州,加入了广东省女子篮球队,重披战袍。她在一次比赛中负伤,爱惜人才的广东省军区领导在来家探望她时得知,她上有老下有小,夫妻常年两地分居,家庭负担很重,领导过问后,立刻予以解决。一九七一年,部队的一纸调函将钟南山从北京调回广州,钟南山成为广州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而此时,钟南山快三十五岁了。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一年,整整十一年,他都没有从事医疗工作,虽然如此,他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志向。
钟南山终于回到了父亲、妻子和儿子的身边。父亲钟世藩已是古稀老人了,他早已退休,脱下了白大褂,放下了听诊器。但钟世藩倔强地坚持着,无论如何也不让自己停下来,他要把自己从医四十年的经验用文字留给后来者。“人总得留下点什么”,这是钟世藩的信念。他认为,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世界添上一抹亮色,是人之为人的骄傲和价值。每天一大早,钟世藩就去图书馆。偌大的图书馆没有几个人,只有他每天都来,坐在那儿,用放大镜静静地阅读,一页页地查找资料。他的眼睛不好,写东西时要遮盖着一只眼睛写,这样另一只眼睛就能得到休息。后来他的视力更不好了,几乎得将脸贴着书桌吃力地写,写一会儿就头晕了。钟南山很心疼,劝父亲注意身体,可钟世藩根本听不进去。钟世藩在一九七五年开始写作,花了三年时间,在一九七八年完成了四十万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他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自己的信念。父亲钟世藩说的这句话——“一个人要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东西,才算没有白活”,牢牢刻在钟南山心里。
“说话一定要有证据。”——这是父亲留在钟南山心中的另一句话。钟南山下乡时,在农村看见一个孩子尿血。钟南山想当然地判断孩子得了肾结核,回家后向父亲说起这事,并谈及自己所了解的治疗肾结核的办法。谁知道父亲一听,立刻皱着眉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是肾结核呢?说话一定要有证据。”钟南山一下子愣了。父亲告诉他,尿血的原因有很多种,并不一定就是肾结核。判断病症一定要多多观察,找到确凿的证据,慎重下结论。同样,看一件事情,或者做一项研究,要有事实根据,不要轻易下结论,要相信自己的观察。父亲的治学和做人态度,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钟南山。钟南山敬畏父亲,父亲很少表扬他,总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问题。他在父亲面前永远是个学生。
钟世藩的话向来简洁,却极有力量。钟南山回广州时,快三十五岁了。一天,钟世藩忽然问钟南山:“南山,你今年几岁了?”
钟南山不知父亲为何问这句话,不假思索地答道:“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了,真可怕……”钟世藩说完这话,就没有再说什么,若有所思,若有所失。
从父亲的静默中,敏感的钟南山一下子揣摩出父亲心里所想的。他如被重拳一击,整个人一震。钟世藩三十五岁时,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医生。即使不和当年的父亲相比,而与钟南山同一年龄段的医生相比,钟南山与他们的差距也颇大。三十五岁,钟南山已经三十五岁了!从一九六〇年毕业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钟南山才刚刚踏上为医者的道路。
“三十五岁了,真可怕……”父亲的这句话深深刺激了钟南山。四十多年后钟南山回忆,一生中对自己影响最大、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父亲当年说的这句话。这话重新唤醒了钟南山对医学事业的强烈追求。一切得从零开始。犹如当年站在跑道上,他在原地踏步之时,对手已往前快步冲去,遥遥领先。从现在开始,他得迎头追赶。追!必须追上去!
他立志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