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辽

亲爱的女儿，你应该听说过北宋“杨家将”的故事，这“杨家将”故事里，有一位杨四郎，是杨令公第四子。在宋辽“金沙滩之战”中，因奸臣潘仁美不加救援，杨门八子战死的战死，失踪的失踪，只有杨六郎一人全身而归，杨四郎则被辽人俘获，萧太后见他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好武艺，爱才心切，便将琼娥公主（又有铁镜公主、桃花公主、明姬公主等说法）许配给他，招为驸马。十五年后，杨四郎过关探母，助宋破辽，与家团圆。这个故事，被京剧及众多地方戏编为《四郎探母》。

“杨家将”传奇其实是后世底层文人虚构出来的故事，始见元代杂剧与明代评书小说。传为南宋人徐大焯所著的《烬余录》也收录有“杨家将”的传说，但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烬余录》是清朝人托名的伪书，不足为信。按《宋史》的记载，杨业的七个儿子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除了小儿子杨延玉随父战死沙场之外，其余六子皆得善终，既未战死，亦未被俘。

不过，杨四郎有历史原型，这个历史原型便是景德元年为促成宋辽“澶渊之盟”做出很大贡献的王继忠。

王继忠为宋真宗藩邸旧人，自幼与赵恒相识，“事真宗储邸历年最久，群萃中为之冠首，众皆惮其严整。宫中事，有所未便，常尽规谏，上每为之敛容听纳，特加礼遇” 。相传宋真宗为开封府尹时，曾经“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给他的几名亲信摸骨算命，当算到王继忠的命理时，“瞽者骇之曰：‘此人可讶。半生食官禄，半生食胡禄。’真宗笑而遣去” 。对算命先生的话，真宗一笑置之，并不相信。

谁知算命先生一言成谶。真宗即位后，王继忠迅速得到升迁，“累迁至殿前都虞候，领云州观察使，出为深州副都部署；改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俄徙定州” 。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军进犯宋境，围攻王继忠驻防的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路驻泊兵马行营都部署王超命王继忠率一千五百名步兵侦察敌情，结果被辽军发觉，围困在定州望都（今河北保定），而王超却拒绝支援，致使王继忠部全军覆灭，王继忠本人被俘。

随后，王超向朝廷报告了军情：“契丹南寇，发步兵千五百赴定州望都县南，遇贼逆战，杀戮其众。贼并攻南偏，出阵后，焚绝粮道。人马渴乏，将士被重创，贼围不解，众寡非敌。二十诘旦，副总管王继忠陷没，臣等即引兵还州。”

当时宋真宗与朝中大臣，都以为王继忠已经阵亡。真宗非常伤心，下诏追封王继忠为大同军节度使，给王家送了非常优厚的抚恤金，又恩荫王继忠的四个儿子王怀节、王怀敏、王怀德、王怀正为官。

次年，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大举兴兵南侵，宋真宗决定御驾北上亲征。正当这个时候，真宗收到一封从辽营中辗转送来的密信，写信人正是王继忠。王继忠在信上说：“臣先奉诏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战，自辰达酉，营帐未备，资粮未至，军不解甲、马不刍秣二日矣。加以士卒乏饮，冒刃争汲，翌日，臣整众而前，邀其偏将，虽胜负且半，而策援不至，为北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轻敌寡谋，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宫庭，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 简略说明了一年前他战败被俘的经过。

宋真宗这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未战死，而是被辽人所俘虏。

王继忠被俘后，萧太后得知他是宋真宗藩邸旧人，没有杀他，而是招为己用，授予户部使的官职，又“以康默记族女女之”，将一名契丹贵族女子许配给他为妻；“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 ，表示将尽心效忠辽国。

王继忠这个经历，跟杂剧、小说中的杨四郎非常相似。想来杨四郎的故事便是根据王继忠降辽的史实演绎出来的。

通信

这次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是为了说服真宗跟辽国和谈。原来，王继忠降辽后，颇受信任，“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敌人颇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 。宋将石普与王继忠为旧交，都是真宗藩邸旧人。接到继忠密信，石普立即急递京师。

宋辽两国由于存在历史宿怨与领土纷争，一直互有征战，但在战争中谁都讨不到好处，反而需要为此承受沉重的成本，包括巨额财政的投入、战士的牺牲、边境人民的流离失所。到了宋真宗、辽圣宗那一代，应该说，双方都有了厌战之心，都希望与对方订立永久的和平。因此，尽管辽圣宗此番大举兴兵南下，但同时又接受了王继忠的提议，通过私人渠道向宋朝表达了和谈之意。

宋朝这边，真宗皇帝尽管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决定御驾亲征，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更加渴望和平。真宗毕竟不比身经百战的太祖、太宗，战争对于他来说，既是陌生的，也是可怕的。只不过，双方虽有求和之心，却由于两国既未建立正式的沟通机制，也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平谈判便无从开始。这个时候，归顺辽国的真宗藩邸旧人王继忠，由于其身份的特别，既是宋真宗的亲信，又得到辽主的信任，便成了最合适的连接宋辽高层通信的中介。

在接到王继忠的密信之后，宋真宗虽然没有如王继忠所请，马上派遣使者赴辽营议和，但还是很快复信，交待王继忠：可向辽主转达宋朝亦有“偃革”之意，欢迎共议和谈之事宜，若辽方“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 。这里的“边臣”，指与王继忠私交不错的莫州将领石普。

于是，在景德元年宋辽大战的过程中，两国一边在前线厮杀，一边又通过王继忠-石普这一私人渠道，保持着最高层的间接通信。通信是秘密进行的，知情的人，除了辽圣宗、萧太后、宋真宗及其执政团队、王继忠、石普之外，恐怕许多前线将领都不知道宋辽高层建造了一条秘密通信的渠道。

王继忠身在辽营，但给予宋真宗的密信都使用“密奏”的格式，在文字形式上一直以“真宗臣下”的身份说话。今天有些论者据此认为，王继忠很可能就是宋朝留在辽国的间谍。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是出于辽主的授意，没有辽主首肯，王继忠不可能在战场上私通“敌国”；他的每一封密信，也应该经辽主过目，由其批准之后才送给了石普、转达给宋真宗。

在宋朝正式遣使抵达辽营谈判之前，宋辽双方停战议和的愿望，以及怎么和谈的细节，都是靠王继忠-石普这个私人渠道来沟通。可以说，如果没有王继忠从中牵针引线，未必就有后来的“澶渊之盟”；即使“澶渊之盟”最后可能会签订，但进展肯定也不会那么顺利。因此，史书评价说，“契丹请和，……朝廷从之，自是南北戢兵，继忠有力焉” 。

褒奖

王继忠也因为促成“澶渊之盟”有功，受到宋辽双方的一致褒奖。辽国方面，辽主“以继忠家无奴隶，赐宫户三十”，辽人所说的“宫户”，指划入宫籍的奴婢贱口，辽国君主常常将宫户赏赐给臣下，作为他们的奴隶。赏赐之外，辽主又给王继忠封官晋爵，先后封其为左武卫上将军、琅邪郡王、楚王，官拜南院枢密使。又“赐国姓”，因此王继忠又叫“耶律宗信”。王继忠在辽国所生的儿子王怀玉，也官至防御使。 早年算命先生说王继忠“半生食官禄，半生食胡禄”，真是神奇的预言。

宋朝方面，宋真宗“岁遣使至契丹，必以袭衣、金带、器币、茶药赐之”，每次遣使出使辽国，都不忘记带一份厚礼送给王继忠。继忠每接到真宗礼物，“对使者亦必泣下”，也会托使者给宋真宗带回他回赠的礼物，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入契丹使回朝，带回王继忠所献礼物，包括“名马、法锦、银鼠貂鼠被褥”等。 后来宋真宗驾崩，仁宗继位，新皇帝在遣使通告辽国时，还是没有忘记给远在异国的王继忠致以问候，送以礼物：“诏枢密院每岁送契丹礼物，耶律宗信亦以袭衣、金带赐之。宗信即王继忠也，契丹封楚王，改今姓名”。耶律宗信亦送了仁宗皇帝名马，“来贺登极” 。

按宋朝方面的史料记述，王继忠实际上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曾经委托宋朝使臣“恳请（宋真宗）致书国主，召己归”，但真宗犹豫再三，还是没有答应他，因为宋辽“盟誓之约，各无所求”，按“澶渊之盟”的约定，宋朝不能要求辽国遣还降将。宋真宗只能告诉王继忠，“国主若自许卿归，则当重币为谢”。让王继忠向辽主提出归国的请求，如果辽主允许，宋朝将以重金酬谢。但辽主并没有批准王继忠之请，“契丹主遇继忠厚，亦弗许也” 。

对王继忠留在宋朝的家人，宋政府也给予厚恤。按宋人笔记，“景德入寇，继忠从行，乃使通奏，先导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说以成澶渊之盟。继忠是时于两间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录其妻子，岁时待之甚厚。……子孙在中朝官者，亦甚众，至今京师号‘陷蕃王太尉家’” 。

笔记所言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正史也记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王继忠陷蕃十年后，宋真宗还给王继忠的儿子赏赐官宅，“赐王继忠诸子天波门外官第一区” 。这东京天波门外第一区的王氏官宅，想来便是宋人笔记说的“陷蕃王太尉家”。有意思的是，小说“杨家将”故事中，杨家的府邸就叫作“天波府”。不知是不是从王继忠后代官宅位于天波门外演义而来。

我们想一想，辽国国主给王继忠“授以官爵，为其婚娶，大加委用” ，还可以理解，毕竟王继忠已归顺大辽，且表示效忠北朝，“事必尽力”云云。辽国对王继忠的任用，毫无政治伦理上的障碍。“杨家将”故事中的杨令公杨业，原也是北汉的节度使，后才归降赵宋，不也受到宋朝的重用，成就千秋忠名？

但宋朝对王继忠加以褒奖，又优恤其子孙，则多少是对正统的“尽忠”观念的挑战。因为王继忠作为宋朝将领，未能战死于沙场，却投降了辽国，显然是投敌变节，按正统的观念，无疑属于“贰臣”之列。对于贰臣的亲属，不杀已是天子隆恩，怎么可以给予优恤？

我们都听说过汉朝李陵的故事吧。李陵的经历与王继忠相似，命运却大不一样。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汉武帝开始也以为李陵战死，“招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看相的人说李陵家人面无死丧之色。后闻知李陵投降，汉武帝“怒甚”，“群臣皆罪陵”，只有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却因此激怒汉武帝，被处宫刑。

一年后，武帝派遣公孙敖“深入匈奴”，准备救回李陵，谁知公孙敖却带回一个消息：“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实际上这是谣传，但武帝震怒，不问青红皂白，“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陵在匈奴听到族诛的噩耗，从此对汉朝死了心。倒是匈奴的单于很同情李陵遭遇，“以女妻之”，又封其为“右校王”。后来武帝驾崩，继位的汉昭帝派使者前往匈奴，招李陵回来，但李陵拒绝了：“丈夫不能再辱。”

王继忠不可能不知道汉朝李陵的故事，他真应该庆幸自己不是生活在汉武帝时代。

评价

今天，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审视历史，我们当然可以从民众福祉出发，高度评价王继忠为宋辽的百年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样的评价放在数百年前，则可能是一种伦理上的冒险。一位研究中国“尽忠”观念的英国汉学家说，“王继忠未能以死殉国一事给后来的评论者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

对于传统的史家来说，王继忠的变节是不可原谅的。元人修《辽史·王继忠传》，于传末附上评论：“继忠既不能死国，虽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鉴，奚足尚哉！”修《宋史·王继忠传》，传末也附评论：“继忠临阵赴敌，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贵宠用事，议者方之李陵，而大节固已亏矣。”都认为王继忠应当以死报国。不死，即使促成了宋辽和议，也是大节有亏，不足为尚。

元明清三朝文人编造“杨家将”故事，大概也觉得杨四郎的降辽之举，实在对不起杨门忠名，所以又给补上了“过关探母，助宋破辽”的情节，以成全杨家将“忠孝双全”之名。

清代有些写地方戏的小文人，甚至认为，杨四郎不死不足以保全杨家一门忠烈的声名，山西上党梆子连台本戏《忠节义》便给杨四郎编排了一个很惨烈的结局：宋辽议和之后，杨母佘太君将杨四郎带回南朝，四郎之妻、辽国桃花公主要求随行，但辽主不放行，桃花公主一怒之下，摔死周岁小儿，自己也当庭碰死于金阶。杨四郎随母归国后，佘太君竭力逼他自尽：“四郎，非是为娘苦苦逼你性命，不记你父亲、兄弟俱以为国身亡，儿比漏网之鱼，玷辱我杨门忠义。儿乃堂堂男子，还不如辽邦那一女子，娘若留儿在世，那辽后岂不耻笑为娘，你快与为娘死、死、死！”最后杨四郎只能选择自杀，“遵母命把忠尽” 。

然而，这只是后世文人的看法，宋人未必也是这么想。宋时，人们对于王继忠的评价，可以参见王曾《王文正公笔录》记述的一段话：“继忠为人有诚信，北境甚重之，后封河间王。彼土人士或称之曰：‘古人尽忠，止能忠于一主，今河间王南北欢好，若此，可谓尽忠于两主。’然则继忠身陷异国，不能即死，与夫无益而苟活者异矣。”

这段话体现了当时人对王继忠的两个评价，一是王曾所代表的宋朝士人，他们认为王继忠“为人有诚信”，“身陷异国，不能即死，与夫无益而苟活者异矣”，尽管没有战死沙场，但为宋辽和平做出了贡献，不同于苟活者。也就是说，在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中，以死报国当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但“死”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如果能为庶民带来福利，投降也是可以谅解的。

另一种评价来自“彼土人士”（辽人）。在辽国人看来，王继忠先效忠于大宋、后效忠于大辽，促成“南北欢好”，“可谓尽忠于两主”。对于“尽忠于两主”之说，王曾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否则他不会在评价王继忠事迹时特别收录了这一句话。宋人后来几次提及王继忠事，也都是将其当成正面的例子拿出来宣讲的。换言之，在宋人观念中，王继忠协助宋辽两国实现百年和平，这也是“忠”的表现。

将宋人对王继忠的评价跟明清文人对“杨家将”故事的改编略加比较，我们会发现，宋人的观念无疑更为开明一些。即便对于王继忠的改换胡姓，宋人也能给予尊重，在遣使致送王继忠礼物时，称他为耶律宗信。

效应

王继忠的故事发生在宋真宗朝，但他留下的影响与效应，却延续至后真宗时代，因为真宗皇帝对王继忠的褒奖以及士大夫的正面评价，构成了宋朝政府比较宽容对待投降行为的一个先例。这是王继忠本人也意想不到的事情。

大约在宋辽结盟的三十五年后，即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宣布独立的西夏对宋境发起进攻，兵临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当时鄜延、环庆路同安抚使刘平屯兵庆州（今甘肃庆阳），延州知州范雍紧急向刘平求援，刘平遂率兵与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汇合，扎营于延州三川口西十里。但很快遭到西夏兵偷袭，并被重兵包围。驻扎于附近的监军宦官黄德和见机不妙，居然溜之大吉，“率麾下走保西南山，众从之，皆溃”。刘平派他人驰追黄德和，“执辔语曰：‘当勒兵还，并力抗敌，奈何先奔？’”但黄德和并不听从，溜走了。

结果，刘平部被敌人重重困住，“转斗三日”，第四天“夜四鼓，敌环营呼曰：‘如许残兵，不降何待！’平旦，敌酋举鞭麾骑，自山四出合击”，刘平部遂全军覆灭 。咸平六年王继忠的悲剧重演了一遍，只不过敌人从辽兵换成了西夏兵。

再说黄德和脱困后，为转嫁自己临阵逃脱的罪责，给朝廷写了一份报告，称刘平投降了敌人；又重金收买了刘平的家奴，“使附己说以证”，将宋廷上下的怒火引向“死无对证”的刘平。

正在为三川口大败一事恼火的宋仁宗，看了黄德和的报告，果然怒不可遏，意欲派禁军包围刘平家。此时，一位叫作贾昌朝的御史站出来反对宋仁宗这么做，贾昌朝援引了王继忠的先例来劝阻仁宗皇帝：“汉族杀李陵，陵不得归，而汉悔之。先帝厚抚王继忠家，终得继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虽平在，亦不得还矣。”

仁宗采纳贾昌朝之言，没有捉拿刘平的家人，而委派殿中侍御史文彦博与陕西都转运使庞籍共同调查黄德和检控刘平投敌一事。经过一番查证，文彦博、庞籍掌握了黄德和身为监军却临阵逃跑、见死不救又收买家奴构陷刘平的事实。时黄德和朝中势力颇盛，其同党“谋翻其狱，至遣他御史来”。文彦博强硬地拒绝了移交案子，对新来的御史说：“朝廷虑狱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还。事或弗成，彦博执其咎。”庞籍也奏报朝廷：“德和退怯当诛。刘平力战而没，宜加恤其子孙。”于是黄德和与受贿的刘平家奴“就诛” 。

这时候，延州也有一些吏民诣阙投状，证实刘平与石元孙当时都战死了。宋仁宗遂追封刘平为朔方军节度使兼侍中，赐谥“壮武”（一说谥“壮愍”）；又给刘平家人赐府第，封其妻赵氏为南阳郡太夫人，“子孙及诸弟皆优迁，未官者录之”。追封石元孙为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录其子孙七人”为官。

但过了一段时间，归顺宋朝的羌人说，刘平其实并未战死，而是被西夏人俘虏了，且在西夏成了家，“生子于贼中” 。但朝廷与刘家都不敢相信。

庆历四年（1044），西夏屈服称臣，与宋朝言和，释放了宝元二年俘获的宋朝将领石元孙。石元孙意外归来，宋朝君臣这才知道他当年并没有战死。而且，从他口中又得知，刘平其实也没有死，而是同时被执，后死于兴州（今陕西略阳）。

当时有些官员感觉受到了愚弄，有几个谏官、御史上奏说：“元孙军败不死，辱国，请斩塞下。”此时贾昌朝已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即宰相，他极力反对台谏官之言，跟宋仁宗说，“自古将帅被执，归者多不死。”仁宗召他入对，贾昌朝从袖中抽出史书，翻出历代前例，告诉皇帝：“前代将臣败覆而还，多不加罪。”仁宗遂没有重罪石元孙，只将他安置于全州（今广西全州） 。

至于刘平，由于已经亡故于他乡，人们都心照不宣地不再旧事重提，都假装相信他未曾投降，而是以身殉国了，朝廷追赠给他的官爵与谥号，并没有夺回；给予其子孙的优恤，也没有收回。

尽管人们已经知道刘平当年未曾战死沙场，但后来王安石给贾昌朝撰写神道碑时，还是将他替刘平求情一事当成正面事迹大书一笔：“其（贾昌朝）在御史，刘平为赵元昊所得，边吏以降敌告，议收其族。公言：‘汉杀李陵母妻子，陵不归而汉悔；真宗抚王继忠家，后赖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

不知不觉间，王继忠事件已经重塑了贾昌朝、王安石等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使得他们能够以更为人性化、更具同情心的眼光去看待战士被俘的遭遇。对战士来说，不战而降当然是一种耻辱，但若尽力而战，力屈被擒，则应给予同情与理解。

（王瑞来先生的《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一文，对本文的写作有很大启发，谨致谢意。） FBJvM4VSYv2ZaIjO7J1sPlsJwkyMsDZMrn7Xr/1jFcVL6qYMxTN3yEEja4RjrZ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