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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女儿，网上有一句流传颇广的“名言”：“领土争端没有谈判，只有战争。”据说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的。你问我普京到底有没有说过这话？我不知道。网络上的言论鱼龙混杂，真伪莫辨。
不过我们可以分析这句话有没有道理。领土争端伴随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由此产生的战火，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当政治家发现通过谈判而不必通过战争也可以解决领土争端时，那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体现。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关于领土争端谈判的故事。没错，这个故事就是宋朝与辽朝的“澶渊议和”。
宋朝与辽朝之间存在着领土纠纷，这领土纠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原来，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军阀石敬瑭叛变，并向契丹国借兵，消灭了后唐，建立后晋政权，作为回报，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予契丹。到后周时，周世宗柴荣率兵收复了燕云十六州的瀛州、莫州、宁州三州和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即所谓的“关南之地”，这一领土遗产为赵宋所继承。
对新生的宋王朝来说，收复后晋时被割让出去的燕云故土，是太祖、太宗的夙愿。宋太祖尝设封桩库，储备战略物资，密谓近臣：“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宋太宗也计划“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
太宗还两度亲率大师北伐，攻取幽蓟之地，却大败而回。
那边厢，辽国也一直以取回关南之地为理由，频频发兵南侵，比如“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冬十一月，帝（辽景宗）发兵万余众进攻关南，宋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将兵御之，辽师失利”
。
就这样，宋朝要北伐，辽国要南征，双方一直互有征战。大体来说，宋朝的北伐固然都无功而返，辽国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受挫折。从战场的胜负来看，宋王朝与辽帝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谁都有机会小胜对方，但谁也无法一举吞掉对手。宋方想收复燕云故土，基本无望；辽方要夺回关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实际。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初八，辽国又一次大举南下，来势特别凶猛。辽主萧太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率兵号称二十万之众，以辽国大将萧挞览为先锋，连破宋境数城，扑向瀛州（今河北河间）、祁州（今河北保定），并欲乘虚直下贝州（今河北邢台）、冀州（今河北衡水）、天雄军（今河北邯郸）。
军情自边关急递至京师汴梁，宋王朝“中外震骇”。其时宋真宗赵恒继承大统不过几年，作为一名从未像他的伯父（太祖）、父亲（太宗）那样在沙场厮杀过的文弱君主，面对来势汹汹的契丹军团，真宗该如何对付这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不但是国家的危机，也是真宗个人的荣誉危机。在宰相寇准的鼓动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真宗坐像
这个时候，前线辽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也受到遏止。九月下旬，辽人以数万骑进攻山西草城川，宋军将领高继勋率兵来援，登高望草城川，说：“敌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溃。”遂与辽兵激战于寒光岭，“敌兵果败，自相蹂躏者万余人，获马牛橐驼甚众”。十月份，边关保州、莫州、威虏军、北平寨均汇报“击败契丹，群臣称贺”。
萧太后其实也想过单凭武力未必能够拿下关南失地，因此在举兵南下的同时，又通过私人渠道给宋方传递信息，要求进行领土谈判。看得出来，萧太后的如意算盘是：以举国之力南下，如果能一举夺回关南之地，固然是最好不过；即便一时无法得逞，也可以凭恃战场上的威力，胁逼宋朝坐下来谈判，交还关南故地。
于是，宋辽双方一面在战场上调兵遣将，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一面也通过私人渠道，进行彬彬有礼的沟通。以前我们看到的历史叙述，往往只关注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没怎么留意到私下沟通的风云暗动。
维系宋辽双方秘密沟通的渠道，是归顺辽国的宋朝降将王继忠。
宋佚名《景德四图》之《契丹使朝聘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年前，即咸平六年（1003），王继忠在抗辽前线“战败，为敌所获，敌即授以官，稍亲信之”。王继忠乘机进言：“窃观契丹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
萧太后与辽圣宗觉得此言有理，因此，此番大举南征之时，授意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了一封密信，“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出使莫州，将王继忠密信交给莫州将领石普，称有“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辞甚恳激”
。王继忠为什么要选择石普来传递信息呢？原来，王石二人是旧相识、老朋友，“普方守莫州，素与继忠同在东宫”
。
石普得信，赶紧派人将密信快马加鞭送至京师。宋真宗拆开密信，见王继忠在信上解释了他去年战败被俘虏的经过，然后又说：“北朝以臣早事宫庭，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尝念昔岁面辞，亲奉德音，惟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
意思是说，辽国虽然举兵而来，却有和谈之意。
宋真宗对王继忠密信的真实性将信将疑，跟大臣说：“此奏虽至，恐未可信也。”宰相毕士安说：“（辽人）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其非妄。”
真宗说：“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财货，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整众，躬行讨击耳。”宋真宗还是比较清醒，知道这个时候跟辽人谈判，辽人必有讨回领土之要求，而且不会善罢甘休。因此，真宗拒绝了王继忠提出的宋朝先遣使议和的要求，只给他回信：“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状，即附边臣闻奏。”
十月上旬，辽师围困河北瀛州城。王继忠又送来密信，说“关南乃其（指辽国）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又提出议和的请求。辽军对拿下瀛州确实是志在必得的，“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
但宋军也早有防备，“发垒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辽人强攻不下，萧太后亲自上阵督战：“契丹主及萧太后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猬”，却被守城的宋军以礌石、巨木、弩箭击毙“三万人”，“伤者倍之”。辽军“弗能克，乃遁去”。
瀛州保卫战的大捷，极大挫伤了辽军企图一鼓作气拿下关南之地的信心，也坚定了宋真宗御驾亲征的决心。在御驾出发之前，真宗决定按王继忠所请，派遣使者至辽营探探口风。
于是命枢密院挑选合适的使者，枢密使王继英推荐了一位名叫曹利用的下层军官：“曹利用自陈，傥得奉君命，死无所避。”宋真宗遂任命曹利用为“閤门祗侯，假崇仪副使”，前往辽营谈判。御驾随后开赴前线亲征。
但曹利用第一次出使，并未能顺利进入辽营，因为他到达前线天雄军时，判天雄军王钦若将他扣留了下来，不让出城。王钦若的理由是，辽国没有和谈的诚意，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
由于瀛州一役失败，萧太后求和之心已有些迫切，“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动掠，以待王人。”真宗正在亲征途中，给王继忠复信说：已经派遣曹利用前往议和，可“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但王继忠一直等不到曹利用，后来才听说曹利用被王钦若扣留在天雄军，他只好又给真宗致信：“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
当时，辽国的大军正兵临澶州城下，随时都可以发起攻城之战。辽军统军萧挞览自恃其勇，一日出营督战，澶州城“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萧太后闻知萧挞览死讯，大哭，并辍朝五日。
几天后，宋真宗御驾亲征大军抵达澶州。宋时澶州被黄河分隔为南城与北城，北城正是战争前线。真宗原本打算驻扎在南城，不过黄河。这样安全一些。但寇准坚请渡河：“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摄，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真宗这才过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
这时候萧太后已清楚地知道，在战场上跟宋军耗下去，已经讨不到好处了，求和之心更切。《辽史》这么总结：“（辽军）将与宋战，挞览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在王继忠的斡旋下，宋辽和谈终于正式启动了。
景德元年、契丹统和二十二年十一月底，大宋谈判代表曹利用从天雄军出发，前往辽营议和。时萧挞览刚被宋军射杀未久，辽营还沉浸在悲痛中。辽圣宗耶律隆绪强作欢颜接待了曹利用，让他“与其宰相韩德让同处一车”，又“坐利用车下馈之食，共议和好事”。
但这次谈判未能达成共识，“议未决”。考其原因，应该是辽方在谈判时提出要宋方交还关南之地的要求，而对这个要求当如何答复，曹利用当时尚未获得授权。因此，耶律隆绪决定派遣左飞龙使韩杞为大辽使者，持国主信函，随曹利用到澶州行宫拜会宋真宗。
真宗安排澶州知州何承矩设宴招待韩杞，又任命翰林学士赵安仁为接待大使。十二月初一，真宗在澶州行宫接见了韩杞，韩杞跪奏：“国母（萧太后）令臣上问皇帝起居。”并呈上辽主耶律隆绪致大宋皇帝的信函。
真宗见辽主信函果然提出割归关南之地的要求，便跟宰辅商量：“吾固料敌如此，今果然。唯将奈何？”辅臣建议真宗这么答书：“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费，以固欢盟。惟陛下裁定。”真宗说：“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答其书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兹事可也。”遂委任曹利用为全权谈判代表，随韩杞至辽营进行第二轮谈判。
曹利用出发之前，宋真宗交待他：“辽人如要求割地，切不可答应。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曹利用说：“臣曾派人密伺韩杞，闻其乘间谓左右曰：‘尔见澶州北寨兵否？劲卒利器，与前闻不同。吁，可畏也。’臣此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请会师平荡。”
曹利用又“面请岁赂金帛之数”，请皇帝给他交个底，可以答应给辽国多少钱。真宗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两）亦可。”但曹利用辞别皇帝后，又被宰相寇准“召至幄次”，寇准警告他：“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寇准的态度比宋真宗要强硬得多。寇准原来还打算趁机对辽国提出苛刻的讲和条件，“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但显而易见，这样的停火条件是辽国不可能接受的。如此一来，谈判必破裂。宋真宗不同意这么做，寇准“不得已，许之”
。
曹利用与韩杞至辽寨，辽方“复以关南故地为言”，曹利用说道：“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辽国谈判代表、政事舍人高正始语气激烈地说：“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事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曹利用答道：“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
态度非常坚决。
高正始将曹利用的意见汇报给萧太后与耶律隆绪，“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欲岁取金帛”，不再坚持索回关南之地，退而求其次，希望拿到更多的岁币。接下来的谈判主题，便集中在岁币数额之多少上。最后，曹利用答应每年给予“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议始定”，双方达成了初步共识。
辽主又安排王继忠来见曹利用，让王继忠转达辽方的一个意见：“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请立誓，并乞遣上使臣持誓书至彼”。提出宋辽两国正式盟誓，交换国书，签署和平协议。
曹利用带着王继忠的密信回到澶州。辽方还派了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护送曹利用回营。宋真宗还是命赵安仁为接待大使，按之前接待韩杞的规格接待了姚柬之。
宴会上，姚柬之“谈次颇矜兵强战胜”，赵安仁不动声色地说：“闻君多识前言，老氏云：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姚柬之“自是不敢复谈”。
曹利用则入行宫拜见宋真宗。当时真宗正在进膳，所以让曹利用在帐外稍候。但真宗又急于想知道谈判的结果，便叫内侍问曹利用，答应了给契丹多少钱。曹利用说：“此几事，当面奏。”真宗又遣内侍复问：“姑言其略。”曹利用始终不肯明言，“而以三指加颊”。
内侍入内报告真宗：“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失声叫起来：“太多！”既而又说：“姑了事，亦可耳。”由于“宫帷浅迫”，曹利用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具闻其语”。
真宗匆匆吃完饭，将曹利用叫进去问话。曹利用耍了心眼，再三称罪说：“臣许之银绢过多。”急得真宗追问：“几何？”曹利用说：“三十万。”真宗皇帝“不觉喜甚”，给了曹利用特别丰厚的赏赐。
接下来的谈判，无非是一些扫尾、善后的细节问题，进展非常顺利。如辽方代表姚柬之提出，辽主“收众北归，恐为缘边邀击”，真宗答应诏“诸路部署及诸州军勿辄出兵马袭契丹归师”；王继忠用密信转达的“交换国书”之请，真宗也答应下来。又赐王继忠手诏，请他转达辽主，“悉放所掠老幼”。
景德元年十二月初七，宋真宗委派左卫大将军李继昌为国使，持誓书与姚柬之往辽营报聘。援助辽国的岁币之数，亦如曹利用所许诺。随后辽国也遣使送来答大宋皇帝的誓书。这两份誓书，是确立宋辽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也是我们研究宋辽关系的重要文献。有必要将两份誓书全书抄录出来。
大宋誓书：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大辽誓书：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
这便是大宋与大辽于公元1004年签订的“澶渊之盟”，一份终结了二十五年征战（从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到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缔结了一百余年和平的协约。
亲爱的女儿，故事讲完了，但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应当如何评价“澶渊之盟”呢？
许多人可能会习惯性地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然而，从前面我们的讲述便可以知道，“澶渊之盟”其实是在宋朝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愿意停兵与辽朝谈判，并做了让步而达成的和议，跟城下之盟的性质并不一样。“城下之盟”语出《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是指兵败后迫于无奈而签订的屈辱性条约。而宋朝跟辽朝立盟，并非因为战败后，迫于敌人兵锋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两国长年征战，希望达成长远和平。
宋朝也没有对辽国割地。今人之所以认定澶渊之盟“丧权辱国”，想来应该是因为盟书约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给予辽朝岁币。这里我们有必要来探析一下“岁币”的性质。不管从宋辽谈判过程中的说法，还是从两国誓书的用词来看，岁币既不是战败国的战争赔款（19世纪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支付的银子，才是屈辱的战争赔款），也不是藩属国的纳贡，宋政府对岁币的交割形式，也尽力避免给人纳贡的印象：“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宁说，岁币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助：“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类似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
而从成本－收益的功利角度来看，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支出，也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划算买卖。以宋朝庞大的财税收入，区区二三十万两银的开销并不构成什么负担；而且，由于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平均来看，宋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得八十万贯顺差。这其中，政府的官方贸易往来占到了四十万到五十万贯。此顺差使宋朝实际上重新赚回了对辽国的岁贡”
。
宋朝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
。岁币支出只相当于战争损耗的百分之一。财物的损耗还是小事，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宋辽征战，势必有无数的军人与平民要死于战火；而澶渊之盟订立之后，至宋朝与女真秘密订立海上之盟之前，两国实现了一百余年的和平，其间尽管有纠纷、有局部冲突、有勾心斗角，但基本上都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没有引发战争。单说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
宋代之前的汉朝、唐朝，为缔约和平，一般采用“和亲”的方式（据学者的研究，西汉至少有16起和亲，隋唐有45起和亲，宋代以后的和亲共计有37起）。宋朝则从无“和亲”之举，辽朝与西夏都曾经向宋朝提出“和亲”的要求，但宋政府都婉转拒绝了，宁愿每年多支付点岁币。今天许多人都能够接受汉唐的“和亲”政策——王昭君与文成公主的故事一直受到歌颂，却无法接受宋代的岁币。我感到有点难以理解，因为如果以现代文明价值观视之，“和亲”过程中，至少有一名女性被当成政治牺牲品，显然更不应该为现代人所接受。
如果说，汉唐的“和亲”是中世纪式的和平机制，那么宋辽开创的“和约”，则可以说是近代化的和平机制。根据“澶渊之盟”的盟书以及后续的系列约定，宋辽两国达成的重要协议包括：
1.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2.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
3.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4.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5.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
6.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双边贸易。
宋朝与辽朝“建交”之后，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来往中，还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机制，包括：
1.设立“国信所”，有点像现代国家的外交部，负责选派外交使团、接待外国使节、保管外交文书与礼物；2.每逢重大节日，譬如元旦，两国会互派使臣前往庆贺，一国皇帝、太后寿辰，另一国也会遣使祝贺。一国若遇上国丧，另一国也要派人吊慰；
3.一国新君即位，也会派遣使臣通报对方，对方则致函相贺；
4.凡遣使访问，对方都会给予礼遇，双方通常也会互赠礼物；
5.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以期达成“谅解备忘录”；
6.两国若发生利益纠纷与局部冲突，都通过派遣代表谈判解决，不致诱发战争。
近代民族国家谋求建立的国际条约关系，不就是如此么？
“澶渊之盟”告诉我们：军事实力固然是谈判席上最有力的筹码（这一点必须承认），但和平谈判却能够创造出战争无法完成的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