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女儿,网上有一句流传颇广的“名言”:“领土争端没有谈判,只有战争。”据说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的。你问我普京到底有没有说过这话?我不知道。网络上的言论鱼龙混杂,真伪莫辨。
不过我们可以分析这句话有没有道理。领土争端伴随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由此产生的战火,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当政治家发现通过谈判而不必通过战争也可以解决领土争端时,那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体现。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关于领土争端谈判的故事。没错,这个故事就是宋朝与辽朝的“澶渊议和”。
宋朝与辽朝之间存在着领土纠纷,这领土纠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原来,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军阀石敬瑭叛变,并向契丹国借兵,消灭了后唐,建立后晋政权,作为回报,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予契丹。到后周时,周世宗柴荣率兵收复了燕云十六州的瀛州、莫州、宁州三州和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即所谓的“关南之地”,这一领土遗产为赵宋所继承。
对新生的宋王朝来说,收复后晋时被割让出去的燕云故土,是太祖、太宗的夙愿。宋太祖尝设封桩库,储备战略物资,密谓近臣:“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宋太宗也计划“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
太宗还两度亲率大师北伐,攻取幽蓟之地,却大败而回。
那边厢,辽国也一直以取回关南之地为理由,频频发兵南侵,比如“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冬十一月,帝(辽景宗)发兵万余众进攻关南,宋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将兵御之,辽师失利”
。
就这样,宋朝要北伐,辽国要南征,双方一直互有征战。大体来说,宋朝的北伐固然都无功而返,辽国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受挫折。从战场的胜负来看,宋王朝与辽帝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谁都有机会小胜对方,但谁也无法一举吞掉对手。宋方想收复燕云故土,基本无望;辽方要夺回关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实际。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初八,辽国又一次大举南下,来势特别凶猛。辽主萧太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率兵号称二十万之众,以辽国大将萧挞览为先锋,连破宋境数城,扑向瀛州(今河北河间)、祁州(今河北保定),并欲乘虚直下贝州(今河北邢台)、冀州(今河北衡水)、天雄军(今河北邯郸)。
军情自边关急递至京师汴梁,宋王朝“中外震骇”。其时宋真宗赵恒继承大统不过几年,作为一名从未像他的伯父(太祖)、父亲(太宗)那样在沙场厮杀过的文弱君主,面对来势汹汹的契丹军团,真宗该如何对付这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不但是国家的危机,也是真宗个人的荣誉危机。在宰相寇准的鼓动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真宗坐像
这个时候,前线辽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也受到遏止。九月下旬,辽人以数万骑进攻山西草城川,宋军将领高继勋率兵来援,登高望草城川,说:“敌众而阵不整,将不才也。我兵虽少,可以奇取胜。先设伏山下,战合,必南去,尔起乘之,当大溃。”遂与辽兵激战于寒光岭,“敌兵果败,自相蹂躏者万余人,获马牛橐驼甚众”。十月份,边关保州、莫州、威虏军、北平寨均汇报“击败契丹,群臣称贺”。
萧太后其实也想过单凭武力未必能够拿下关南失地,因此在举兵南下的同时,又通过私人渠道给宋方传递信息,要求进行领土谈判。看得出来,萧太后的如意算盘是:以举国之力南下,如果能一举夺回关南之地,固然是最好不过;即便一时无法得逞,也可以凭恃战场上的威力,胁逼宋朝坐下来谈判,交还关南故地。
于是,宋辽双方一面在战场上调兵遣将,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一面也通过私人渠道,进行彬彬有礼的沟通。以前我们看到的历史叙述,往往只关注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没怎么留意到私下沟通的风云暗动。
维系宋辽双方秘密沟通的渠道,是归顺辽国的宋朝降将王继忠。
宋佚名《景德四图》之《契丹使朝聘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年前,即咸平六年(1003),王继忠在抗辽前线“战败,为敌所获,敌即授以官,稍亲信之”。王继忠乘机进言:“窃观契丹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
萧太后与辽圣宗觉得此言有理,因此,此番大举南征之时,授意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了一封密信,“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出使莫州,将王继忠密信交给莫州将领石普,称有“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辞甚恳激”
。王继忠为什么要选择石普来传递信息呢?原来,王石二人是旧相识、老朋友,“普方守莫州,素与继忠同在东宫”
。
石普得信,赶紧派人将密信快马加鞭送至京师。宋真宗拆开密信,见王继忠在信上解释了他去年战败被俘虏的经过,然后又说:“北朝以臣早事宫庭,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尝念昔岁面辞,亲奉德音,惟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
意思是说,辽国虽然举兵而来,却有和谈之意。
宋真宗对王继忠密信的真实性将信将疑,跟大臣说:“此奏虽至,恐未可信也。”宰相毕士安说:“(辽人)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其非妄。”
真宗说:“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财货,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整众,躬行讨击耳。”宋真宗还是比较清醒,知道这个时候跟辽人谈判,辽人必有讨回领土之要求,而且不会善罢甘休。因此,真宗拒绝了王继忠提出的宋朝先遣使议和的要求,只给他回信:“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状,即附边臣闻奏。”
十月上旬,辽师围困河北瀛州城。王继忠又送来密信,说“关南乃其(指辽国)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又提出议和的请求。辽军对拿下瀛州确实是志在必得的,“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
但宋军也早有防备,“发垒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数日,多所杀伤”。辽人强攻不下,萧太后亲自上阵督战:“契丹主及萧太后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猬”,却被守城的宋军以礌石、巨木、弩箭击毙“三万人”,“伤者倍之”。辽军“弗能克,乃遁去”。
瀛州保卫战的大捷,极大挫伤了辽军企图一鼓作气拿下关南之地的信心,也坚定了宋真宗御驾亲征的决心。在御驾出发之前,真宗决定按王继忠所请,派遣使者至辽营探探口风。
于是命枢密院挑选合适的使者,枢密使王继英推荐了一位名叫曹利用的下层军官:“曹利用自陈,傥得奉君命,死无所避。”宋真宗遂任命曹利用为“閤门祗侯,假崇仪副使”,前往辽营谈判。御驾随后开赴前线亲征。
但曹利用第一次出使,并未能顺利进入辽营,因为他到达前线天雄军时,判天雄军王钦若将他扣留了下来,不让出城。王钦若的理由是,辽国没有和谈的诚意,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
由于瀛州一役失败,萧太后求和之心已有些迫切,“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动掠,以待王人。”真宗正在亲征途中,给王继忠复信说:已经派遣曹利用前往议和,可“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但王继忠一直等不到曹利用,后来才听说曹利用被王钦若扣留在天雄军,他只好又给真宗致信:“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
当时,辽国的大军正兵临澶州城下,随时都可以发起攻城之战。辽军统军萧挞览自恃其勇,一日出营督战,澶州城“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萧太后闻知萧挞览死讯,大哭,并辍朝五日。
几天后,宋真宗御驾亲征大军抵达澶州。宋时澶州被黄河分隔为南城与北城,北城正是战争前线。真宗原本打算驻扎在南城,不过黄河。这样安全一些。但寇准坚请渡河:“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摄,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真宗这才过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
这时候萧太后已清楚地知道,在战场上跟宋军耗下去,已经讨不到好处了,求和之心更切。《辽史》这么总结:“(辽军)将与宋战,挞览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在王继忠的斡旋下,宋辽和谈终于正式启动了。
景德元年、契丹统和二十二年十一月底,大宋谈判代表曹利用从天雄军出发,前往辽营议和。时萧挞览刚被宋军射杀未久,辽营还沉浸在悲痛中。辽圣宗耶律隆绪强作欢颜接待了曹利用,让他“与其宰相韩德让同处一车”,又“坐利用车下馈之食,共议和好事”。
但这次谈判未能达成共识,“议未决”。考其原因,应该是辽方在谈判时提出要宋方交还关南之地的要求,而对这个要求当如何答复,曹利用当时尚未获得授权。因此,耶律隆绪决定派遣左飞龙使韩杞为大辽使者,持国主信函,随曹利用到澶州行宫拜会宋真宗。
真宗安排澶州知州何承矩设宴招待韩杞,又任命翰林学士赵安仁为接待大使。十二月初一,真宗在澶州行宫接见了韩杞,韩杞跪奏:“国母(萧太后)令臣上问皇帝起居。”并呈上辽主耶律隆绪致大宋皇帝的信函。
真宗见辽主信函果然提出割归关南之地的要求,便跟宰辅商量:“吾固料敌如此,今果然。唯将奈何?”辅臣建议真宗这么答书:“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费,以固欢盟。惟陛下裁定。”真宗说:“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答其书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兹事可也。”遂委任曹利用为全权谈判代表,随韩杞至辽营进行第二轮谈判。
曹利用出发之前,宋真宗交待他:“辽人如要求割地,切不可答应。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曹利用说:“臣曾派人密伺韩杞,闻其乘间谓左右曰:‘尔见澶州北寨兵否?劲卒利器,与前闻不同。吁,可畏也。’臣此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请会师平荡。”
曹利用又“面请岁赂金帛之数”,请皇帝给他交个底,可以答应给辽国多少钱。真宗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两)亦可。”但曹利用辞别皇帝后,又被宰相寇准“召至幄次”,寇准警告他:“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寇准的态度比宋真宗要强硬得多。寇准原来还打算趁机对辽国提出苛刻的讲和条件,“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但显而易见,这样的停火条件是辽国不可能接受的。如此一来,谈判必破裂。宋真宗不同意这么做,寇准“不得已,许之”
。
曹利用与韩杞至辽寨,辽方“复以关南故地为言”,曹利用说道:“北朝既兴师寻盟,若岁希南朝金帛之资以助军旅,则犹可议也。”辽国谈判代表、政事舍人高正始语气激烈地说:“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事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曹利用答道:“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
态度非常坚决。
高正始将曹利用的意见汇报给萧太后与耶律隆绪,“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欲岁取金帛”,不再坚持索回关南之地,退而求其次,希望拿到更多的岁币。接下来的谈判主题,便集中在岁币数额之多少上。最后,曹利用答应每年给予“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议始定”,双方达成了初步共识。
辽主又安排王继忠来见曹利用,让王继忠转达辽方的一个意见:“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请立誓,并乞遣上使臣持誓书至彼”。提出宋辽两国正式盟誓,交换国书,签署和平协议。
曹利用带着王继忠的密信回到澶州。辽方还派了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护送曹利用回营。宋真宗还是命赵安仁为接待大使,按之前接待韩杞的规格接待了姚柬之。
宴会上,姚柬之“谈次颇矜兵强战胜”,赵安仁不动声色地说:“闻君多识前言,老氏云: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姚柬之“自是不敢复谈”。
曹利用则入行宫拜见宋真宗。当时真宗正在进膳,所以让曹利用在帐外稍候。但真宗又急于想知道谈判的结果,便叫内侍问曹利用,答应了给契丹多少钱。曹利用说:“此几事,当面奏。”真宗又遣内侍复问:“姑言其略。”曹利用始终不肯明言,“而以三指加颊”。
内侍入内报告真宗:“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失声叫起来:“太多!”既而又说:“姑了事,亦可耳。”由于“宫帷浅迫”,曹利用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具闻其语”。
真宗匆匆吃完饭,将曹利用叫进去问话。曹利用耍了心眼,再三称罪说:“臣许之银绢过多。”急得真宗追问:“几何?”曹利用说:“三十万。”真宗皇帝“不觉喜甚”,给了曹利用特别丰厚的赏赐。
接下来的谈判,无非是一些扫尾、善后的细节问题,进展非常顺利。如辽方代表姚柬之提出,辽主“收众北归,恐为缘边邀击”,真宗答应诏“诸路部署及诸州军勿辄出兵马袭契丹归师”;王继忠用密信转达的“交换国书”之请,真宗也答应下来。又赐王继忠手诏,请他转达辽主,“悉放所掠老幼”。
景德元年十二月初七,宋真宗委派左卫大将军李继昌为国使,持誓书与姚柬之往辽营报聘。援助辽国的岁币之数,亦如曹利用所许诺。随后辽国也遣使送来答大宋皇帝的誓书。这两份誓书,是确立宋辽关系的重要法律文件,也是我们研究宋辽关系的重要文献。有必要将两份誓书全书抄录出来。
大宋誓书: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大辽誓书: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
这便是大宋与大辽于公元1004年签订的“澶渊之盟”,一份终结了二十五年征战(从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到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缔结了一百余年和平的协约。
亲爱的女儿,故事讲完了,但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应当如何评价“澶渊之盟”呢?
许多人可能会习惯性地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然而,从前面我们的讲述便可以知道,“澶渊之盟”其实是在宋朝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愿意停兵与辽朝谈判,并做了让步而达成的和议,跟城下之盟的性质并不一样。“城下之盟”语出《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是指兵败后迫于无奈而签订的屈辱性条约。而宋朝跟辽朝立盟,并非因为战败后,迫于敌人兵锋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两国长年征战,希望达成长远和平。
宋朝也没有对辽国割地。今人之所以认定澶渊之盟“丧权辱国”,想来应该是因为盟书约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给予辽朝岁币。这里我们有必要来探析一下“岁币”的性质。不管从宋辽谈判过程中的说法,还是从两国誓书的用词来看,岁币既不是战败国的战争赔款(19世纪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支付的银子,才是屈辱的战争赔款),也不是藩属国的纳贡,宋政府对岁币的交割形式,也尽力避免给人纳贡的印象:“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宁说,岁币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助:“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类似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
而从成本-收益的功利角度来看,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支出,也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划算买卖。以宋朝庞大的财税收入,区区二三十万两银的开销并不构成什么负担;而且,由于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平均来看,宋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得八十万贯顺差。这其中,政府的官方贸易往来占到了四十万到五十万贯。此顺差使宋朝实际上重新赚回了对辽国的岁贡”
。
宋朝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
。岁币支出只相当于战争损耗的百分之一。财物的损耗还是小事,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宋辽征战,势必有无数的军人与平民要死于战火;而澶渊之盟订立之后,至宋朝与女真秘密订立海上之盟之前,两国实现了一百余年的和平,其间尽管有纠纷、有局部冲突、有勾心斗角,但基本上都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没有引发战争。单说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
宋代之前的汉朝、唐朝,为缔约和平,一般采用“和亲”的方式(据学者的研究,西汉至少有16起和亲,隋唐有45起和亲,宋代以后的和亲共计有37起)。宋朝则从无“和亲”之举,辽朝与西夏都曾经向宋朝提出“和亲”的要求,但宋政府都婉转拒绝了,宁愿每年多支付点岁币。今天许多人都能够接受汉唐的“和亲”政策——王昭君与文成公主的故事一直受到歌颂,却无法接受宋代的岁币。我感到有点难以理解,因为如果以现代文明价值观视之,“和亲”过程中,至少有一名女性被当成政治牺牲品,显然更不应该为现代人所接受。
如果说,汉唐的“和亲”是中世纪式的和平机制,那么宋辽开创的“和约”,则可以说是近代化的和平机制。根据“澶渊之盟”的盟书以及后续的系列约定,宋辽两国达成的重要协议包括:
1.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2.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
3.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4.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5.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
6.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双边贸易。
宋朝与辽朝“建交”之后,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来往中,还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机制,包括:
1.设立“国信所”,有点像现代国家的外交部,负责选派外交使团、接待外国使节、保管外交文书与礼物;2.每逢重大节日,譬如元旦,两国会互派使臣前往庆贺,一国皇帝、太后寿辰,另一国也会遣使祝贺。一国若遇上国丧,另一国也要派人吊慰;
3.一国新君即位,也会派遣使臣通报对方,对方则致函相贺;
4.凡遣使访问,对方都会给予礼遇,双方通常也会互赠礼物;
5.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以期达成“谅解备忘录”;
6.两国若发生利益纠纷与局部冲突,都通过派遣代表谈判解决,不致诱发战争。
近代民族国家谋求建立的国际条约关系,不就是如此么?
“澶渊之盟”告诉我们:军事实力固然是谈判席上最有力的筹码(这一点必须承认),但和平谈判却能够创造出战争无法完成的历久弥新的文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