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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视角上，多数已有文献探讨了企业业绩、管理层权力、市场化进程、产权性质等因素对管理层激励水平和结构调整的影响。另外，对国有企业进行功能界定并实施分类管理的思路已成为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性思想。本书不仅系统实证检验了政府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调整机制的影响和相关经济后果，还考虑了政府根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以及控制层级所实施的差异化管制模式在管理层激励调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拓展了现有关于薪酬管制理论的研究视阈。
在研究内容上，大多数已有文献只研究了薪酬管制背景下管理层激励在某一方面的调整，如管理层激励水平和结构的调整。本书将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水平、方向、速度、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以及企业管理层薪酬业绩的敏感性、薪酬粘性、企业业绩的影响融入一个有机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综合视角检验我国政府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与以往研究只考虑管理层货币薪酬这一种激励方式不同，本书将同时考虑管理层货币薪酬、股权激励、在职消费三项激励方式在薪酬管制政策下的调整机制，从而能对管理层的激励进行更准确的衡量，同时检验不同激励方式在调整机制上的差异。
在研究结论上，我们认为“一刀切”的薪酬管制政策整体效率不高，效果有限。我国政府应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以及控制层级对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实施差异化的管制模式，针对主业处于非充分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政府直接持股的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薪酬，政府应加强管制；而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政府间接持股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薪酬，政府应放松管制。这种差异化的薪酬管制模式将有利于国有企业目标和价值的实现。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多从静态视角研究薪酬管制对管理层激励水平和结构调整的影响，但中国的薪酬管制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实现。本书将从动态视角考察当政府薪酬管制强度发生变动时，管理层激励在调整幅度上的变动情况，以及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调整速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