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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日，中国的科幻小说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那便是由中国当代翻译家刘宇昆翻译和编辑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选集《看不见的星球》（ Invisible Planets: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Translation ）由美国Tor Books出版并在美国上市。书中收录了刘宇昆翻译的7名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的作品，包括刘慈欣的《圆》《赡养上帝》，陈楸帆的《鼠年》《丽江的鱼儿们》《沙嘴之花》，夏笳的《百鬼夜行街》《童童的夏天》《龙马夜行》，马伯庸的《寂静之城》，郝景芳的《看不见的星球》《北京折叠》，糖匪的《黄色故事》及程婧波的《萤火虫之墓》13篇短篇小说。除此之外，选集还收录了刘宇昆英译的3篇论文，分别为刘慈欣的《最糟的宇宙和最好的地球》、陈楸帆的《撕裂的一代：转型文化中的中国科幻》及夏笳的《什么是中国科幻？》。
《看不见的星球》是译者刘宇昆的第一部翻译作品选，也是传入英语世界的第一部中国科幻小说作品选，甫一面世，便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广泛好评。无数外国读者对中国科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文化差异，我不得不说读完整本书对我来讲实在艰难。但我确确实实做到了，我现在对中国的科幻小说充满了好奇心，未来我会读得更多”，“中国奇幻科幻小说丰富多彩，这本作品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故事具备优秀科幻小说的必备品质，那就是不仅使人们洞察中国思想与文化，也窥探广义的人生与人性”
。星云奖得主Sarah Pinsker也评论道：“中国科幻小说令我着迷，因为其展示了与西方科幻平行的历史，以及独一无二性。”
“《看不见的星球》是一部极佳的短篇小说集，尤其为西方读者提供了全新的切入点和视角。不仅充满了奇幻色彩，而且呈现了全然不同的文体与艺术表现形式。读者必然会爱上其中一位作者。”
《看不见的星球》的成功出版与发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如潮好评，让中国许多科幻小说爱好者不仅看到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光明未来，也看到了中国科幻、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
兴奋之余，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及其译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 1904 年署名为 “荒江钓叟” 的作者在《绣像小说》杂志上连载《月球殖民地小说》开始，中国科幻小说已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在其诞生之初，即清末民初，科幻小说是中国人强国梦的宣传品，几乎所有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改良群治的启蒙色彩”
，如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吴趼人的《光绪万年》，肝若的《飞行之怪物》则抨击了晚清朝廷的卖国外交路线，高阳不才子（许指严）的《电世界》则幻想依靠科技的威力打败列强，复兴中国。
民国时期的科幻小说主题依旧为“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如老舍的《猫城记》、许地山的《铁鱼底鳃》等。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幻小说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潮”
。中央政府号召人民“向科学进军”，优秀的科幻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大批知名作家也应运而生。这个时期科幻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读者主要是少年儿童，如1950年张然发表的科学童话《梦游太阳系》，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等。进入60年代，肖建亨、童恩正、刘兴诗等优秀作家让中国科幻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气泡的故事》，是中国唯一获得科普电影征文最高奖的作品，第一篇被选入语文教材的科幻小说《布克的奇遇》，以及童恩正的《古峡迷雾》《五万年以前的客人》等一系列考古题材的科幻小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西方科幻对中国科幻的影响逐渐显现，中国科幻小说进入到第二个发展阶段。当时，叶永烈、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界的“四大金刚”。1978年3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既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拉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光辉论断，论述了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
。此次大会的召开大大助力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与发展。1978年，叶永烈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该书首印即达150万册，风行全国；同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珊瑚岛上的死光》，该小说后来被改编成连环画、广播剧，并被拍摄成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影响极为深远；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即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于1979年8月正式成立。刘兴诗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其代表作《美洲来的哥伦布》，他被誉为“中国硬派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中国科幻小说进入了新的活跃期，科幻创作的主力军由科技或文学工作者转变为大学校园里的新生代作家。社会各界对科幻小说的关注使中国科幻步入了第三个发展高峰。1991年，中国文化部、科普作协和20多家出版单位联合颁布了“首届全国科幻小说星座奖”；同年，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在成都召开年会；1997年，中国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召开。另外，中国对“科教兴国”的宣传也日益加大。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首次将科幻引入大学课堂的吴岩等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相比其他文学形式，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其市场与读者群体都较小。2006年，中国当代科幻第一人刘慈欣的作品《三体》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中国各阶层对科幻小说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科幻小说的大量讨论，这对于中国科幻小说而言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因此，《三体》的出版与发行，应该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相比之下，中国科幻小说译介的历史实际上只是外国科幻小说被译成中文的历史。中国科幻作品被译成外语的少之又少。根据王雪明、刘奕统计
，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的海外输出可以查到的最早记录是1964年由James E. Dew翻译成英文的老舍的长篇科幻小说《猫城记》，此后被翻译的作品的数量极少。中国科幻小说英译情况见表1-1，中国科幻小说外语译出情况见表1-2。
表1-1 中国科幻小说英译情况
表1-2 中国科幻小说各语种译出情况
2014年年底，由刘宇昆翻译的刘慈欣的《三体》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发行。2015年8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举办的世界科幻大会上，《三体Ι》摘得第73届“雨果奖”
“最佳长篇小说奖”，开创了中国科幻的新纪元，刘慈欣是亚洲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2016年8月21日，在美国堪萨斯城举行的第74届雨果奖颁奖典礼上，由刘宇昆翻译的中国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斩获“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郝景芳成为中国第二位获得这个被称为“科幻界的诺贝尔奖”奖项的作家。2016年11月1日，由刘宇昆编译的《看不见的星球》英文版出版发行，为中国科幻作品译介的成就又添一笔。仔细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不管是原文的创作还是译介，这些作品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纵观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科幻小说的创作和译介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是密切相关的。
从科幻小说的创作来看，首先，能够激起人们共鸣，并且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社会的。如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流行的科幻小说的主题也是不一样的，如晚清时期，“复兴中国”主题的小说会得到读者青睐，而在科技与文明存在多重冲突的今天，诸如《三体》《看不见的星球》这样的作品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不管是《三体》也好，还是《看不见的星球》也好，虽然故事的主题和风格各异，但都反映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关注的话题，即科技与文明的关系。“科幻小说总是要反映写小说和读小说的社会。”
小说中的世界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另一个版本。
其次，科幻小说作者要获得主流读者的认可，“必须抛弃坎贝尔式的‘科幻原教旨主义’，提高科幻小说的现实性和文学性”
。科幻虽是以想象为主，但如果完全脱离现实，则很难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科幻小说不一定非要描述现实，却要真真实实地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如刘宇昆的《手中纸，心头爱》（
The Paper Menagerie
），通过赋予“小老虎”生命力，描写了中国到美国的移民一代和移民二代之间因文化冲突引发的各种问题，以强大的张力歌颂了伟大的母爱；而文学性则保证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的可读性。在程婧波的《西天》中，作者将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孙悟空的形象异化，用极其华丽的辞藻，虚构了玛雅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联系，抒发了一切美好事物终将离去，“你不能总是拥有它们”的无奈。
最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必须考虑市场的因素。跟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一样，科幻小说也是需要市场的，成功的作家都非常重视读者的感受。当被问及如果不考虑市场和读者的因素，最想写的是怎样的科幻时，刘慈欣这样回答：最想写的是那种无约束地放纵自己想象力的科幻小说，让自己的思绪不断游荡于宏观和微观之间。具体说来，就像是《梦之海》和《诗云》那样的，坦率地说这是我自己最钟爱的两篇小说（《刘慈欣访谈》，《球状闪电》收录）。这里提到的两篇作品都是描写远超人类文明水平的智慧生物的技能的小说。刘慈欣原计划为这两篇作品写续篇，但由于读者对其评价不高，因此放弃了续篇的写作计划。
从科幻小说的译介来看，文学性、科学性、通俗性与社会性缺一不可。郭建中在其《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一书中，为科幻小说的翻译设定了三个标准，即文学性、科学性与通俗性。他认为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题材，翻译科幻小说的首要标准便是要保存其文学性。其次，科幻小说的译文必须通俗易懂。最后，科幻小说通常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之上，所以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一部好的翻译小说要被读者理解并接受，还要充分考虑其社会性。正如刘宇昆所说，科幻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总是要反映写小说和读小说的这个社会。郝景芳在雨果奖获奖感言中也提到，她在小说中提出了未来的可能性，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这些故事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你什么时候读，都能感受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或许从未真正理解这些故事，就像我们从未真正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
当然，在中国，译介的“赤字”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科幻文学的翻译领域。纵观整个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历史，虽源远流长，但译出作品在数量、质量和影响力等方面都有些差强人意。以2009年中国对美国输出的翻译作品为例，美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图书有348种，其中中国文学作品只有8种，占其总量的4%。
可以说，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及其世界影响力与中国文学本身的内涵和蕴力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
。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政府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外译的重视程度不够。国家和政府对中国文学外译工作的重视始于经济发展平稳之后。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步显现出来，中国政府才开始密切关注中国文学外译的步伐。第二，中国翻译工作缺乏规范的组织，大多数译者是在单打独斗，选择原作时往往以个人喜好出发，翻译工作不成规模，难以引起国内外相关领域足够的重视。第三，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过分强调“以我为主”，忽视了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程度。第四，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本身存在局限，不能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共鸣。第五，译者的翻译水平参差不齐，高水平的翻译人才短缺。第六，文学译介的传播渠道不畅，国外主流出版机构很少参与中国作品的译介和推广活动。第七，中国缺乏专业的对外作品译介出版发行机构，外译作品传播的效率低下。
综上所述，中国科幻小说，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翻译与传播工作，都与各个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如社会及相关权力机构的重视、原作者及译者的文化素养、译者为迎合目的语读者选择的翻译策略及出版社的后期服务与推广等。整个译介过程，其实是各个行为主体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并共同影响译介结果，重构整个翻译领域乃至社会的过程。这与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不谋而合。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Stratton Holmes）就提出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关注“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哪些文本被翻译过来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虽然这类主题常常被涵盖在翻译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里，但依然是一块未获太多关注的领域。若在这方面加大研究力度，可以建立一门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但考虑到这个领域既适用于翻译学也适应于社会学，我们或许应该给它一个更精确的名称：社会-翻译研究。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引入社会学理论来研究翻译现象，而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最能反映翻译的社会属性的，非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莫属。
因此，本书将从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出发，对作为翻译的子学科的社会翻译学进行理论构建，并以刘宇昆编译的《看不见的星球》为例，分析社会因素对于文学作品翻译和传播的影响，以期为中国文学和文化尽早“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