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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美学、文学等广泛领域，在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类所从事的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革命、文化教育、艺术创作、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和日常生活等具体的活动形式。语言是社会行动者进行实践活动的媒介。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看重的是社会的微观层面，认为整个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就是一种把语言作为中介而进行的社会互动，是一种象征性的交换活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社会活动就是一种语言交换活动。社会中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次活动，无论是在其准备阶段还是执行阶段，无论是已经实现的、正在实现的、还是无法实现的，都离不开语言的参与。在社会生活中，任何语言的对话形式实质上都是言说者彼此之间的权力较量。交流双方在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内容，以及在不同场合说话时的语气、使用的词汇和句型、修辞、表情、甚至各种肢体动作和各种说话策略等，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意义的同时，彰显各自的权力，以及施展其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力量。因此，虽然语言自身只是人们在共识的基础上建立的指令系统和沟通符号系统，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平等使用的沟通工具，但是一旦在某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中，被拥有不同资本和权力的行动者所使用，其所发出的语言讯号和对话内容就变成了语言使用者乃至所属的群体之间的权力较量。
鉴于前文所论述的翻译活动的语言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原文、目的语、原作者、译者、赞助商、出版社、原作和译作的读者等之间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布迪厄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主张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进而提出了相关性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的实践理论中，场域即行动者参与社会实践的空间，四大资本是行动者参与社会实践的工具，惯习是在实践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语言则是进行社会活动的媒介，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这些原则和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恰恰为学者们研究翻译的社会性及翻译活动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及其关键概念，如惯习、场域和资本等，不断地为翻译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从而使当时在翻译研究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转折”转向了翻译的“社会学转折”。转向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的理论家们，试图将翻译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框架概念化。因此，探讨如何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翻译是十分必要的。按照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翻译活动可以看作是翻译行为者们按照一定的规则从事的社会活动，译者自身特有的惯习决定了其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翻译，以及以什么样的风格翻译原文。“翻译的过程，是某种语言及其文化累积资本的过程，进而维持或者改变甚至提升自身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位置。”
场域在翻译研究中的运作结构是，“经纪人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挪用行为的名望模式，不断努力获得象征性的资本”
。因此，翻译场域是通过翻译实践获得的具体资本定义。“翻译场域的动态建构是译者们为确立其职业作为自身资源的象征性资本而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们创造自身内部区别于其他个人或群体独特性的途径。”
约翰·海尔布伦（Johan Heilbron）和吉赛尔·萨皮罗（Gisele Sapiro）进一步阐明了翻译实践是在权力关系中嵌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而文化关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文化生产相关领域中语言之间和象征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他们提出，“要在以国家、语言和文学的权力关系为特征的翻译场域中重新对翻译研究进行分析”。
惯习是代理人在某一特定场域中的基本心理情感倾向，包括角色模型、自我形象和群体身份等概念，因此，更多地指向译者自己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
。惯习的概念与规范密切相关，“许多学者都曾尝试将习性的概念融入图里的描写翻译规范理论中”
。在复杂的规范和结构中，译者做出了预期的选择和意想不到的改变。“这些关于译者选择的变化和演变，都与原语场域、目的语场域，以及两种场域的交叉点的规范和结构在译者身上表现出的动态的、变化的内化相关联。”
因此，惯习可以“帮助解释译者在维护和规范的动态变化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同样，丹尼尔·塞缪尼（Daniel Simeoni）也宣称，没有规范的惯习和没有惯习的规范均不能说明译者的具体作用。而译者的惯习是社会和文化历史个人化的具体结果，“它受规范的指导，反过来也指导规范”
。
因此，任何借用了“惯习-场域理论”的翻译研究，都应该意识到，“一方面，要将文本的生产者作为讨论对象，另一方面，文本生产的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也应包括在内”
。综合分析译者的惯习与作品的生产场域，将为翻译研究提供全面的视角。
莫利亚·安吉莱瑞（Moria Inghilleri）认为将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具有三方面的意义
：首先，这标志着翻译学科正式向以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对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进行研究方向发展；其次，这是对描述翻译学与多元系统理论的重新评估，它提供了更强大的概念集来描述制约翻译行为及其产品的生产、传播等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最后，这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译者作为参与文本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和文化行为者的作用。因此，本书拟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探讨刘宇昆编译《看不见的星球》的过程中，影响译者翻译选择（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本流通和译本接受的社会因素。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着重探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国内外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