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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早期，国外学者们主要侧重于对产业结构以及演化规律的研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未明确提出产业结构的概念，但论述了产业部门演进的顺序。
霍夫曼（1937）基于对近20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问题，并得出结论，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是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原因
。随后，一些学者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背景，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表现形式、影响因素和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拓展了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罗斯托（1963）提出，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是技术创新被经济增长所逐步吸收的一种过程，主导部门在扩张的同时应对其他部门从后向效应、侧向效应和前向效应三个途径产生扩散，最终会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目前，在分析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大致形成了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由生产要素驱动的。波特最早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的观点和著名的钻石模型，他指出，任何国家必须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发展阶段。
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是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投入等因素推动的，要素客观依赖性较强，存在阶段性和不可持续性。生产要素的推动可以理解为劳动、资本、资源投入量的变动或投入配置的变动，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要素从低回报部门流向高收入部门，例如配第·克拉克在土地和劳动生产要素的二元论中认为，劳动力从农业流入制造业，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钱纳里和奎赛因根据配第·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在对结构变化和影响结构变化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由最终需求所驱动的。最终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其中，消费结构可由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效用约束条件得到，当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收入发生变化时，消费者就会调整其消费结构。德国社会统计学家恩格尔在大量调查统计的基础上，于1875年发表了题为《萨克森王国的生产与消费情况》的著名论文，该论文揭示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食品消费中的支出比例趋于下降的规律，这一规律便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
此外，投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同样会导致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稀缺，几乎不可能完全投资和发展所有部门，只有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才能使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的资本在社会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之间的分配具有替代性，因而有两种不平衡增长途径：一种是“短缺的发展”，另一种是“过剩的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产业转型是由技术水平的提升推动的。罗斯托（1956）是最早提出主导产业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主导产业理论指出，在技术变化过程中，创新活动突出的主导行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比较明显。在其1988年出版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一书中，他突破了传统的总量分析的方法，采用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法，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在经济增长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主导产业部门。主导部门通过回顾、前瞻、旁侧三种影响带动其他部门发展，主导的部门序列不能随意改变，任何国家都必须经历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其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独树一帜。
第四种观点认为产业转型是由政策性因素推动。经济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能够推进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和优化升级。19世纪4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李斯特发表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从历史的角度对各国的经济与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特别对比了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海外扩张政策，以及美国的关税保护与产业扶植政策，提出国家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
在产业政策理论早期发展史上，较有影响的是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12月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汉密尔顿对于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如何克服发展制造业的困难及心理障碍、美国制造业的状况以及促进制造业发展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此外，日本是典型的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从而实现产业振兴的国家。日本政府早在明治维新期间，就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制定了各种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法规和措施。
1970—1972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经对其14个成员编写了一系列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报告，这标志着全世界首次普遍接受产业政策概念。当时，日本经济学界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产业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著名成果，如小宫隆太郎的《日本的产业政策》、筱原三代平的《产业结构论》、宫泽健一的《产业经济学》等。日本学者将以往的西方产业经济理论高度概括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编撰出第一本以《产业经济学》命名的著作，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产业经济学的诞生。
国内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起步比较晚，但基本是按照西方国家的研究思路和路径对我国的产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进行研究，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主要通过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不同因素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一是需求因素。卢福财、胡平波（2008）提出要扩大国内市场有效需求，并从需求结构上推动消费需求升级，为促进企业成长进而带动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市场空间。
张杰、刘志彪（2008）认为，中国目前消费结构正处于高级化阶段，而且国内市场巨大，要实现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升级，其重要途径是实现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调。而构造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导向的国家价值链，则需要整合中国企业的商业网络及产业循环体系，塑造国家价值链治理结构，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为企业升级为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提供多元化的市场发展空间。
洪银兴（2014）认为，内需型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创新和市场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两大杠杆。市场选择和优胜劣汰淘汰过剩产能，产业创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是技术创新因素。王元地等（2007）主要研究了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他指出，技术创新就是导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从而可大大提高潜在的产出水平，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就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作为资源转换器的效能和效益的过程。因此，技术创新也就成为产业结构升级最直接的推动力。
唐清泉、李海威（2001）以广东省为例，考察了经济增长与R&D投入产出弹性和产业结构的关系，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研发创新是影响产业结构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
张其仔（2008）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产业升级的技术路径是分岔的，即产业的非线性升级，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的扩散效应，因此具有促进行业开放的因素。
舒元、才国伟（2007）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我国各省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进行测算，并以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为例指出，技术扩散效应依赖于空间距离及扩散地区的资源结构，技术扩散地区的技术进步能带动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化。
张杰等（2007）分析了产业集聚视角下主导企业与跟随企业的多维技术溢出效应，指出技术的单向溢出和双向溢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不同程度影响，由此提出通过改变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以主导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能解决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难题。
三是政策制度因素。杨治（1999）最早将产业结构的概念引入国内的学术界，在深入地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后，认为产业政策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
张晖（2011）认为，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升级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其规模报酬、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转换成本及利益集团等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都会对产业升级造成影响。因此政府有必要从外部加强关键制度的供给，企业则要从内部加强制度创新，两者共同作用以打破阻碍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
此外，一些学者从就业结构、创新能力和外国投资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影响和决定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与单因素视角的研究结果相比，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多因素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文献较少。
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下：王述英（1999）认为，决定产业转型升级的三个因素是：国际贸易，收入需求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
杨建文（2003）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产业载体在任何时期受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及其变化的影响，并且依据“成本-效益”原则在进行重新配置而产生的产业分化和重组的过程。
原毅军等（2008）在分析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以后，认为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主要起制约作用的有环境、人口、技术进步、消费结构和经济发展等因素，这些因素通过需求和供给发生作用。
李慧媛（2010）基于面板模型，从主导产业、科技投入、开放性和能源利用效率四个方面实证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素，结论认为科技投入和开放性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效因素，而主导产业和能源利用效率是弱效因素。
徐宁（2011）则在分析了苏南产业结构调整特点的基础上，研究了调整产业结构有序发展的相关因素，认为“劳动生产率差异、所有制结构变动、出口导向型经济、技术进步和收入分配状况是推动产业结构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