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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是典型的东方专制国家，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奴隶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埃及人称国王为“法老”，意思是孟菲斯的主神，为神人合一的至尊统治者，而且又是权威、智慧和真理的化身，法老集国家的祭司、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的最高权力于一身，具有“创造性的言辞”“超人的智力”“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神的属性。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时期相类似的是，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龙是帝王、王权的象征，在对古埃及的文物进行考古的过程中发现的石刻或壁画总把法老描绘成一个巨神，或者表现为神鹰、神蛇的形状；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时期，封建君王为了显示威严，规定人们说话中避免直呼其名或在行文中直写其名，而以别的字相代替。在古埃及时期，法老的名字不许读出声音，在正式朝见时必须用第三人称称呼他。在法老的面前，即使是显贵人士也处于绝对屈从的地位，若触犯法老，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任何人面见法老，必须腹胸贴地，匍匐前进去亲吻法老脚前的尘土，只有少数得到法老特别允许的人才能获得一种崇高的荣誉去亲吻法老的鞋子，如果能够与法老谈话那就更是无上的光荣。在古埃及时期，法老的神化和神的属性更有助于确立统治者的权威和巩固其统治秩序，因为埃及王权的基本内涵是“法老是神而不是人”。法老在古埃及人心中就是神，他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立法、司法、行政、财政、公共工程、军事、宗教方面的一切权力。我们现如今看到的埃及金字塔，就是代表着古埃及臣民对专制君主的绝对崇拜和法老的无限权威与力量。
埃及的中央机构设宰相、掌印官或国库官，地方设州尹，宰相在这其中是最高的行政官员，是整个官僚机构的全权首长。宰相的职责是辅佐法老每天处理全国政务，并且主管王室农庄、司法、国家档案、税收，监督公共工程的兴建，其也是法老敕令的解释人。由于宰相的职权广泛，所以只能是法老近亲才能担任。除了宰相处理着大批政务外，宰相之下还设有一批大臣，分别管理财政、水利建设和各州事务，上至宰相，下至书吏、监工，各有专职，共同维系着法老的统治。
古埃及人深信神明，对祭祀活动极其重视，所以祭司在国家机构系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法老的宗教事务的代理人，主持祭祀活动犹如政府的其他官员履职一样。祭祀的目的是为法老的专制统治以及国家的安宁与繁荣提供思想意识上的保证。在古埃及时期，祭司也是由法老任免的，在很多时候祭司与官吏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特别是在新王国时代，祭司的权威更高，他们与政府的官僚大臣相结合，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古埃及地方上，地方的行政长官为州长，由法老任命，兼有行政和司法大权，各州不仅具有完备的行政机关和官吏，而且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军队是专制王权的重要支柱，埃及常备军是由王室卫队和镇压国内暴乱的部队组成，战时根据需要，从地方征召军队服役。虽然宰相的职权非常广泛，但是宰相不兼军权，军权由法老直接掌管。古埃及时期还有专门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
法老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常常将土地以分封或俸禄的方式分配给寺庙、贵族和官吏。古埃及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形式主要有四种。①王室土地，归王室直接支配，构成王室领地，由王室派官经营，使用奴隶和失去土地的自由民从事劳动，其所得产品供王室使用。②神庙的土地，其主要来源是法老的赠予和大臣的赠给，在《上古埃及年代记》中就曾多次提到这种赠予，其中最多一次赠地达1 700斯塔特（1斯塔特合2 735平方米），这种赠予不仅规模较大，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法老和大臣在生前把土地赠给祭司作为死后守陵祭祀之用，这类土地只能世袭使用，不能转让。③贵族和大臣占有的土地，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继承得来的家族财产，这部分家产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另外一部分为法老赏赐的禄田（即分给官员以充俸禄的田地），但是禄田在罢官之后必须交给国家。④农民占有的土地，埃及全国土地的大部分分配给广大农民使用，以保证国家的基本税收来源。在农村公社里，每家领取一小块份地耕种，国家通过村社向农民摊派租税，抽调力役。法老每隔几年要对全国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进行一次清查，根据清查结果确定税额，如不能按期交足定额，即从土地上逐走。在公元前14世纪，法老赫拉姆霍斯的法律规定，对不按期纳税者，一律处以仗刑。农民负担的赋税非常沉重，许多人因此而破产，沦为债务奴隶，或者流落到王室、大臣、贵族和神庙的农庄里，成为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受其支配和压榨。
随着古埃及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契约，广泛适用于土地买卖、借贷、租赁和合伙等经济活动。契约的成立必须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并辅以必要的形式。在古代埃及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债务契约的签订必须采取一种庄严宣誓的形式，在祭司和官吏的面前签订契约，这一形式要求直到博克贺利斯王时代才被免除。订立土地买卖的契约则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应依次经过三道手续：钱款付清协议，卖方保证不得有第三者对该土地主张任何权利，买主开始占有土地。这三道手续须在法院办理，并在土地登记簿上完成过户手续，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自买方实行占有土地时开始。借贷契约作为古埃及最为流行的契约形式，其标的物主要是金钱和谷物。租赁与租金制度发达，租赁契约包括土地、牲畜、车、船等；承租人要定期付租金；在租赁期除自然因素外所造成的对租赁标的的破坏实行赔偿制。在1.1节中也提到借债人可以将自己亡父的木乃伊作为抵押，或以自身未来的木乃伊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直到博克贺利斯王才废除了债务奴役制，同时禁止债权人擅自夺取债务人财产，特别是耕畜和农具等农业生产用具，但法老和寺庙不在此例。博克贺利斯还限定了利率，金钱借贷每年的最高利率为30%，谷物借贷每年的最高利率为33%，但主要的高利贷者即法老、官吏和寺庙仍不受此限制，此外还有租赁契约以及合伙契约等。
埃及的司法尚未从行政部门分离出来独立行使审判权，如高级官员，也就是法官，掌管司法权的“十人委员会”或后来的“六人院”，都是由宰相担任主席。新王国时代，中央最高法庭共有法官20名，由各州、市的贵族和富人担任；地方州法院，由州长与法官主持；在基层乡、镇，尚存有一种称为“甲甲特”“肯培特”的公社会议，主持审判、经济和各种行政事务，其审判权仅限于审理有关家庭权利纠纷案件，特别是遗产纠纷案件，而且原告和被告的亲属都能够以陪审员的身份来处置此案件。埃及法院一般采用对抗式的诉讼程序，原告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起诉的理由。如果法庭认为原告的论点是可以接受的，就传讯被告到庭受审。证据主要有证人、证物或证词，其次有勘验、刑讯所取得的供状。判决是按照惯例以文书资料为依据。如果法官无法取得可信的文书资料，那么他就根据所得的证言、供状做出裁决。判决书一般都载明理由、判决的法律依据、处理案件的庭辩经过及判决结果。最后，判决书连同执行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并存入法院档案库。
古埃及时期个人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妇女具有较高的地位。古埃及法保留了母系氏族的遗风，子女一般从母姓，在亲属中以外祖父和舅父的地位最为尊重，妇女在家庭中居于相当高的地位，是“家庭的统治者”，同男子一样在法律上享有完全的权利，可以拥有和继承财产、签订契约、订立遗嘱、充当证人、提起诉讼，甚至可以继承王位，但自第五王朝起，夫权得到了加强和扩张。古埃及的婚姻与现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有一定的类似之处，这也证明古埃及时期在婚姻观念的一定进步。如婚姻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但随着夫权制的确立，纳妾也并不违法；契约是婚姻成立的基本要件，妇女作为契约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名义与对方签订契约，按照婚姻契约，妻子可以保留自己的财产，而丈夫则有义务提供妻子的生活所需，为保证妻子的财产得到承认，则需要开具详细的财产清单，并且以丈夫的全部财产作为抵押；离婚是完全自由的，妻子通常都会得到一笔高额补偿金。
在后嗣方面，法定夫妻所生子女为正宗，妾所生之子女受到天然歧视，甚至不承认其为家庭成员。如果夫妻结婚多年无生养，允许男人与女奴同居，所生子女为“收养子女”，自动获得自由人身份，并为当然后嗣。在财产继承制度上，一般不遵循长子继承制，全体子女平均继承遗产，但可以赋予长子某些特权；无子嗣者，由死者的兄弟或姐妹继承；拨一定数量的财产归所信奉的神庙所有；古埃及法中规定在保障法定继承的前提下，可以一部分财产提供作为遗嘱继承，但也有铭文记载，某妇女完全剥夺其子女的继承权的事实，某男子偏爱其幼女而明确表示她有权继承其全部财产；子女依法继承父亲的财产，也能继承母亲的财产。无论哪一种继承方式，继承人及其继承事实均得依法进行，并通过官署登记、备案。
古埃及刑事法律制度具有犯罪与侵权不分、刑罚种类繁多、广泛适用死刑和残害肢体等奴隶制刑法的典型特征。最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国事罪，即暴动或叛变，对这种犯罪，不但对其本人处以死刑，并将其尸体掷入河中，意思是不得在国土内安葬，而且实行株连制；泄露国家机密、违反宗教祭祀规则、捕杀祭天禽兽、违反圣书中所制定的医疗规则等都是重大犯罪，犯者均处以死刑；甚至违反誓言、诬告等行为也难免一死，可见死刑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使用的刑罚手段也十分残忍，如对杀父的罪犯处凌迟刑，使犯人受尽剐肉和滚钉板之苦，最后再将其烧死；残害肢体刑主要包括割手、割耳、割鼻、割舌、割生殖器等，如对盗窃、伪造印章和货币、使用伪度量衡者就处以残害肢体刑；此外还有劳役、监禁以及凌辱刑，如把罪犯绑在刑架上示众；血亲复仇已被禁止，尚无赎罪金的形式。
在古埃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从整体上来说，它是从习惯法向成文法蜕变的过程，表现出不断完善的趋势，并以其固有形态保留下来。古埃及法传播到西方，对希腊和罗马的法律制度及其立法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