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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征与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从内部环境看，多山岭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将各地区分离隔绝，对外而言，希腊东部海岸参差不齐，多优良港湾，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但统一的国内市场难以形成，没有形成全境统一的经济政治前提，因而希腊也难以形成一统的国家。各个城邦都各自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法律，且由于各个城邦长期处于分立状态，各邦法律的内容和形式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在希腊也没能出现全境普遍使用的法律体系。以希腊历史上两个最为重要的城邦国家——斯巴达与雅典为例，斯巴达以军事立国，以征服为荣耀，国家建立在征服外族的基础上，政治制度中有许多氏族制的残余，其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贵族奴隶主手中，国王权力不大，其实行的是贵族寡头政治。与军政合一的斯巴达相比，雅典遵循平民政体、权力制约、法律至上及公民意识等原则，它更突出的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
古希腊是一个重智慧、轻经验的民族，同时是西方哲学、政治学的发源地，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偏重于用哲学、政治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对法律内容本身的适用和法理方面的分析缺乏兴趣，很少有人对那些分散、具体的法律加以抽象概括和编纂，因此，也导致希腊社会缺乏具有务实精神、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学家集团，加之立法者对于法规的法典化与系统化建设没有充分的重视，因此，希腊始终没有出现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
古希腊没有形成带有职业化性质的法官群体，审判员和陪审团一般都是身兼数职，很多人根本不懂法律，审判过程中往往依照的是极具弹性的“公道”“正义”，而不是依据法律裁断事实并做出判决，因此法律常常被搁置，在具体运用中显得非常灵活。
受希腊社会崇尚哲学、政治学，注重对国家社会结构及政体研究的文化传统影响，各城邦在政权组织、权力分配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立法相当完备，特别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古希腊社会奴隶制的商品经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在私法方面有关所有权、债权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的规定都不发达，未能形成像古罗马一样发达的私法体系。
在古希腊，由于各个城邦国家的法律多元、发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由于在若干时期希腊曾是一个称霸地中海地区的帝国，为了适应解决各城邦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的需要，冲突法也较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