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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和对比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华剑术与现代击剑运动之间的文化异同。研究认为，中华剑术与现代击剑运动都源于人类为生存同野兽进行搏斗的活动和猎食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在冷兵器时期军事作战的武器。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文化差异影响，中华剑术体现的是一种以个人内在道德修养为主要目的，追求天人和谐、内敛宁静的中华传统文化；而现代击剑运动则体现的是一种展现强健体魄的外放而严谨的西方文化。在体育全球化的今天，应尊重文化本源，求同存异，寻求中华剑术与现代击剑运动两者间的“和合”。
关键词： …………………………………………………………………
中华剑术；击剑运动；文化差异
体育文化的研究，首先应该研究运动游戏本身的产生与发展。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人重新认识西方人文理念，并开始接受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进行体育人文价值观的构建。体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文化一样，体育文化通过体育的各种形式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特征，并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中西体育文化产生于不同的中西文化背景，有着本质的差异。本研究以项目特色为个案，通过对中华剑术与现代击剑运动之间的文化溯源，探讨两者的共同价值，以促进体育文化全球化的交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华剑术与现代击剑运动之间的文化异同。
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对比分析法，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的需要，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所收集的信息综合整理，并进行对比分析、总结。
体育文化根植于体育运动项目中，不同运动项目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规律性质等方面各有差异，其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但任何一个运动项目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一连串符号传播的过程，它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承载着人类发展的符号记忆，是通过身体表达体育思维的文化形态和方式。体育文化的外显性主要体现在器物的发明与运用、规则与制度的创立和完善、运动形式的产生与改进这些可视的方面。而内隐性则需我们自身对体育文化本源的挖掘与拓展，以实现自身“文化属性”功能的充分发挥与体现，这也是区分项目文化的基础。
体育的产生有四种基本途径，一是劳动，二是祭祀，三是军事，四是娱乐。东西方基本上都认同此说。根据历史考证，早在远古时代，剑就是人类为了生存同野兽进行搏斗和猎食所使用的工具。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剑在冷兵器时代演化成为一种重要的军事武器，而进入热兵器时代，剑逐渐脱离了血腥肉搏的形象，迎来了新的发展之路。
中西方剑的发明和器具发展都是由最初的石制、骨制发展到青铜制、铁制，以至于最后的钢制，其制造材料也随着不同时期技术的进步发展而发生着变化。《释名·释兵》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剑乃短兵之祖，近搏之器。剑器的构造相比于其他冷兵器具有重量较轻、体积较小的特征，属于轻兵器；外形都是由剑身和剑把构成，剑身又由剑尖、上刃、下刃、剑脊四部分组成；而剑把由剑格、剑柄、剑首、剑眼组成，有些还有剑穗。在剑的长度和重量上，中华剑术的剑器经历诸多变化，如在周时期为青铜短剑、春秋时期为铁制剑、战国后期为长剑等。后来由于使用地域和方式的不同，剑器在战争中的作用逐渐改变与消退，其长度、重量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现在的形制。剑的作用也从生产生活用品到战争的武器，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发展到现在已经赋予其丰富的套路方式、表演色彩、格斗对抗等形式。中国古代铸剑鼻祖当属春秋末期越国人欧冶子，他铸造的一系列青铜名剑冠绝华夏。在西方，击剑器具的形制、重量和长度发展也经历了同样变化，从短剑到长剑，从重装到轻装，在厚重铠甲保护下的格斗，只有那些通彻性极强且相对较重的剑才能够刺穿甲胄，深入对手肌肤。但随着战场上战术的变化和格斗模式的改变，剑的形制也在产生改变，剑出现了精致别样的环状护手以加强防护力，剑身变得细长，剑刃也逐渐加长收窄。特别是中世纪击剑成为娱乐消遣的工具与武器并用时，剑的形制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世纪欧洲现代击剑器物的改进中，西班牙人多莱德、法国人拉·布瓦西埃、意大利人朱塞普·拉达叶利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现在的重剑、花剑、佩剑的三种剑器。在剑的使用方式上，中西方持剑方式都是单手持剑，该方法具有较好的灵活性，且剑器上都有保护手的“护手”。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社会由种种规则维持着秩序，不管这种规则是人为设定的还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是规则，便具有制约性。中西方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战争需要，数千年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证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大自然乃至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尚武精神更是民族存在之根本。于是，剑在冷兵器时期成为主要的武器，得到了统治者和各阶层高度重视。据法国《大拉罗斯百科全书》称：在中国夏朝统治的470多年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奴隶暴动和逃亡时有发生。到公元前20世纪时，奴隶主为了镇压奴隶反抗和发动侵略战争，就选派一些用剑技艺比较好的能人——剑师，给贵族和奴隶主传授用剑技艺。那时中国也有了论述武器的学者。《庄子·说剑篇》记述了古代击剑的技术和战术，其中讲到“示之以虚、开之以利”的剑术内涵。《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记载了“越女论剑”。两篇史料记载了当时剑术技击的精髓，在军事制度方面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陆军服制条例》中要求：“陆军官佐著用军常服时，束武装带，戴领章，佩短剑。”而在西方，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击剑课，并有剑师讲课传艺，剑术不仅在民间流传，也在不同的组织、机构、协会中习练并传承。到中世纪，欧洲已经成立了许多击剑能手的行会，也称为击剑者协会，其中最有声望的是马克思布律击剑协会和洛温欠格的斯特·马尔库斯击剑协会。大约在1589年，意大利剑师还被聘请到法国，在宫廷里为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传授剑术，可见当时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民间社会对剑的运用都是十分重视的。而不同时期用于战争的剑被制式化生产，训练方法被总结、提炼形成一定标准化。同时使用剑器的“武者”，他们的行为规范均受到相应的制度和道德约束。如中华武术遵循“未习武者先修德”“丧理者不可与之教”；而融入了基督教色彩的骑士制度和精神则是击剑者的行为规范，是正义、勇敢等的代名词。
实用性是中华剑术和西方击剑生存的根本，剑是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剑术在早期两军交战的车、步战中得到发挥，它在不同时期的使用和器具的不同变化衬托了军队的发展，而军队的发展、民间社会人士的喜好也正是武器改良的基础。原始社会时期，武器萌芽于木石，用于捕猎、维持生存；匕首的出现，被认为是剑的雏形，其最早是用来屠宰牲畜等的生活工具。《史记·吴太伯世家》曰：“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匕首刺王僚。”而后才发现了其格斗的作用。匕首作为生活工具，具有“刺”的使用手段，在生活层面上为以后剑的逐渐完善提供了形状基础。由于人们不仅需要生活工具，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还需要战争武器，于是剑的实用性就随之体现。因为剑的长度、体积都很好地综合了矛、刀、匕首的特点，具有“砍杀”“刺”的功能，适合用作防御、战斗的武器，在后来战争频繁的时期，剑被人们使用得就相当频繁了。战士手持利剑，身披铠甲，在战场上英勇奋战，这就要求将士具有灵敏高超的技术方法，一招一式都有其套路和招法。为了提高技艺，两人攻防对练，形成了一对一的格斗运动雏形，并且攻击对方需要正确的姿势、合适的距离、有效的手段，使其一击一刺、点到为止，方可取胜，对身体的力量和协调性也非常重要，这些都为后期剑术成为娱乐方式奠定了基础。在如今和平时期，无论是中华剑术还是现代击剑运动都失去了其原有的以战而战的需求，用于生产生活以及战争的实用性大大降低。但是中华剑术和击剑运动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反而适应娱乐性的需要，向表演性、观赏性方面发展。中华剑术在其表现形式上更多的是以剑舞结合、武术套路等表演形式呈现，逐渐演变形成了“斗剑”和“舞剑”两种，而西方击剑运动则以对抗技击形式传承至今。它们均将实战剑法加以提炼和艺术结合进行剑术演练，以技艺切磋、健身、娱乐、观赏为主要目的。
伴随人类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以人为主体，剑为载体，围绕剑器形成了剑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先秦时期的中华剑术与欧洲的击剑运动的价值观都体现出一种尚武精神，追求以战为首，以斗为上成为用剑的根本，人们思想中极为崇尚张扬的暴力，四处充满斗争的气息。特别是西方剑术在古罗马时期产生的强者哲学的思想引导下，在价值观方面推崇强者，行为上以力降人。随着中世纪西方骑士文化的流行，价值观发生变化，击剑运动才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象征着高雅、贵气、潮流，体现了贵族阶层的一种精神寄托，精湛的剑术博得美誉，骑士身佩一把做工精致的剑器成为高贵身份的象征。文艺复兴时欧洲的思想、政治、科学、文化步入了新的文明，高雅的绅士运动更加受到追崇，使击剑运动受到欧洲各国的重视并备受推崇。千百年来，剑象征着力量和勇敢，它是智慧与正义的化身。击剑爱好者通过练剑来提高自信心，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习武思奋，剑为知音，剑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种高尚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在中国也同样有所体现，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卷一》中对“季札挂剑”的记载，“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在春秋战国时期剑是珍贵之器物，通过赠剑方式借物寓意体现了剑文化的忠、信、仁、义等价值观。剑与义的结合衬托了古人超越金钱价值观的“仁义”高尚品德。剑象征了中华民族某种正德、正身、正义的气节，民间更有“壮士穷途不卖剑”的说法，以彰显持剑主人的骨气。在唐代开放的风气下，剑被赋予了更多文化气质和中国特有的“侠义”崇拜，剑形成一种潮流风尚，形成一种“剑崇拜”的风气。古老而富有独特文化价值的传统剑术，召唤着民族之魂，闪耀着民族正气。剑成为正义、力量和胜利的象征，正是这种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锻造了炎黄子孙的优良品格。人们通过剑技的学练和剑文化的熏陶，增强体质，提升审美能力，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且中华剑术寓意“天人合一”、内外兼修的价值观和“全面同合”的整体观，以此汇聚的教化功能带动了剑术全面发展，使剑文化绵延不断、传承不息。因此，西方击剑运动和中华剑术在价值观的溯源上也相得益彰，同源而向。剑的娱乐、锻炼、教化等价值得到体现，剑文化的传承发展不断完善丰富。
体育文化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以符号形式存在于现实世界，是人类对客观存在所做的记号和标志，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由于中西方文化有其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剑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
史书实载表明，我国剑器在商朝中后期已大致成形，最初的青铜剑，“直脊双刃，身扁阔，以木片夹束”，以青铜灌注、打磨而成。春秋战国时期，剑作为步战的主要兵器，得到不断加长。如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全长有55.7厘米。春秋晚期出现了铁剑，剑身由17.5厘米到1.4米，十分锋利，样式别致。拳谚说“一寸长，一寸强”，剑身由短变长，两侧剑刃能很好地发挥劈、撩、扫、斩等技法，促成了剑术运用的多样性。随着战国时代吴、越两国铸剑技术进一步发展，剑不仅成了武器，还成为精美的工艺品。后来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剑的相关记载也是相当丰富的，但剑器在从武器转变为人们的娱乐工具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解决对练中的安全问题，因而始终沿着古代的剑器形状传承至今。并且中华刀、剑分属于不同的器械类。在欧洲刀剑同属剑类，从短剑发展到长剑的过程中，起初所使用的武器也很笨重，为了刺穿甲胄，并满足人们的决斗热而又不致伤人，于是爱好者开始改进武器。西班牙人多莱德改进制造出一种轻巧细长、品质高，类似现代的三棱重剑的剑用于决斗。后来，人们又设计出一种剑身呈四棱状、剑锋如“花”长出蓓蕾一样的轻巧的剑，这种练习剑可以在宫廷或习武厅内尽情演练，从而使击剑者的技术精益求精，又不致出现伤害，这就是现代花剑的雏形。在1875—1900年这一时期，著名的意大利击剑选手朱塞普·拉达叶利根据东方波斯人、阿拉伯人昔日骑兵所用的一种弯刀，演变设计出一种剑柄带有月牙护手盘的剑，这项发明很快被人们普遍采用，即现今的佩剑。至此，人们在从事现代击剑时，可有花剑、重剑、佩剑三种武器选择。而且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击剑的服装也被正式规定下来：贵妇们穿丝绸和缎子的马甲或坎肩一类的衣服，还要配讲究的发型；男子穿长筒丝袜、马裤和有浮花织锦的上衣。击剑器物的不断改良，使得击剑技术也随之发展。总体而言，欧洲的剑器细窄尖利，拥有较强的“刺”的功能；而中华剑器较对称，刀薄面宽，有较强的“劈、点”的功能。大约在1776年，法国骑士圣乔治的剑师拉·布瓦西埃发明了金属网面罩，这一发明使击剑进一步走上了高雅的道路，它不但使击剑从粗野和残暴、流血与死亡的决斗中解放出来，而且为复杂精巧的击剑技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人们戴上面罩、手套、穿上击剑服，可以安全地进行一连串的交锋。面罩的问世是现代击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西方剑术发展的分水岭——中华剑术逐步转向套路表演形式的舞剑与斗剑，而西方剑术则向着对抗技击方向发展。
在中国古代，剑被称作“百兵之君”，常常被当作一种高贵的装饰品，从皇帝到文人都喜欢佩剑以显示身份。剑作为武器是一种单兵作战形式。单兵训练注重机动灵活，所以兵器甲胄装备都相对较轻，表现为用兵多诈、剑术多变。中华剑术习练者注重发掘心灵世界，追求修身养性，追求心灵平静，追求内心世界丰富多彩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此外，剑也被当作一种仪式道具，自唐开始，士大夫多信道教神仙妖邪鬼怪之说，剑乃变为镇邪凶之器，仿佛此数尺刚铁，铸成剑形，即具有无上魔力。于是古人“家悬一剑，即以为祥，不习剑术，而以为剑自可以御敌而胜”。现代剑术沿用的是武术竞赛规则,1959年《武术竞赛规则》就规定剑术向“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的艺术武术方向发展。1996年制定的《武术规则》中明确规定：套路有创新的难度动作给予一定的分值。剑术随着武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化，剑术套路逐渐向追求“高、难、美、新”的技术方向发展。剑术技法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格、洗、击、刺、抽、抹、带、撩。在欧洲，源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化中，剑被用于册封爵士与骑士，这个习惯一直流传到今天。西方体育文化体现在制度层面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业化、职业化的基础之上，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身体锻炼目标，更重在定量分析，在制定目标时，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同时在骑士制度文化的影响下，西方击剑运动也一直倡导和实践着一套严格的、细化的、量化的竞技规则，竞争必须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进行，具有严格的“立法”。中世纪甚至于将击剑引入司法决斗。决斗就是让神来作出判断，决定诉讼双方的命运。目前现代五项击剑比赛还延续了以一剑决定胜负这一规则。现代击剑运动属于打点得分项目，以公平的竞赛规则为前提，在规范化的技战术体系下，参与者刺中对手得分，分数多则获胜。其项目是对人体的运动能力的挖掘，以获取竞技优胜为直接目标，以实现个人价值为最终目的，具有明显的竞技性、规范性和精确性特征。
剑法是运用剑器攻防格斗的使用方法，是组成剑术的基本动作，表现剑术功力与技巧的灵魂，同时也反映出使用者的格斗理念。西周时代，战争主要以车战为主。远者以弓矢射之，近者以戈、戟、矛等长兵器争斗之，唯有肉搏以剑击之，故剑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华剑术的剑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哲学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形”与“神”视作一个整体，强调“形神合一”。虽然单独的攻防一招一式区别不大，但剑的组合与应用却有较大的差异。中华剑术在运动形式上呈现出上下相随、左右相依、内外结合的整体性；剑使用起来以劈、砍、崩、撩、格、洗、截、刺、搅、压、挂、扫等为主，同时逢坚避刀，不硬撞、不强击。剑指是剑法的辅助动作，在前后左右运行时，协助身体保持平衡，总体以防身为主体。中华剑术在运动负荷方面强调动作的节制性，主张不破坏或激化人体的内部平衡。在学习的方式上，“悟”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注重学习中的体悟，主张由内向外，从内在发掘剑的精髓和用剑理念。剑术是“因意生势，因势修型，组合修习成套，谋攻之法称路”，组合剑术中的各种技术，综合个人特点，自由编排而成的一套武术动作。中华剑术门派林立、名目繁多、形式不一、招法多样，并糅合各种技法，以表演的美感为核心，轻快敏捷、潇洒飘逸，展示的是舞剑人从内而外的一种气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剑术套路和技法得到了大力的创新和发展。训练竞赛中增强了表演艺术的色彩，动作轻盈潇洒、清晰明快且韵度自如，步伐轻灵稳健、敏捷多变，剑势起伏转折，身形协调千姿百态。西方的击剑受到以宗教为核心的海洋型经济文化和动态的工商社会影响，形成了以挖掘自身生命潜能和智慧的重要特征。因而西方剑术更重视身体素质的极限发展，在击剑运动形式上采用单手持剑（古代防守时需要左手使用匕首或者披风，以使攻防技术保持完善），在运动负荷方面追求人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等的高强度发展。西方剑术训练方法的特点是“以剑为核心，以战代练”，甚至于角斗士为了提高击剑技艺而不穿保护服，以保证其击剑的竞技性。因而西方剑术强调力量、勇敢、拼搏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为了使技术得以规范，中世纪欧洲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剑手分别著书立传，论述击剑的技战术教学方法，并确立了击剑的最初四个基本姿势。同时还编制了最早的击剑规则，规则不但对进攻动作有所要求，而且将比赛时的有效击中面积限制在胸部，它控制、指导、促进了击剑运动的健康发展，也得到了欧洲各国的认可，促使击剑作为一种格斗性艺术被确认下来。
中华剑术所代表的中国武术是在中华民族体育文明演化历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东方文化特性与风貌的民族体育文化，包含传统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核，以儒家文化、中庸文化、道家文化以及佛教文化等为哲学观念。这种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是不崇拜强者，道德观念是扶持弱者，这都反映在当时的剑法中，恃巧不恃力、斗智不斗勇，讲求以弱胜强，量力而为，强调“后发制人”，剑术过招不再以招招制敌、出则必胜的行为方式，而是通过剑来达到以“德”降服对手的目的。中华剑术提倡持之以恒，整体性上强调“知己知彼”。中华剑术强调的是在运动中修身养性，主张内外兼修，期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与肉体的统一，并赋予体育以伦理道德观。中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受传统观念中的“与世无争”“淡薄欲望”“清心静神”等人生观以及修身养性的朴素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中华剑术文化注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道德观。舞剑人想要得心应手地舞剑修神，不仅需要精通和熟练剑法技巧的运动规律，还要内化自我与手中剑器的神韵，才能达到“心能忘手、手能忘剑，有剑则无剑、无剑则有剑，意到剑至”的境界。在古人看来，那些力量、速度、灵敏等外在表现都只是低层次的，而高手之交则是较心较智，较人格的高度，较修养的深浅。因此，中国文化重在体现生命的神韵，而不是外在的形体。中华剑术注重的是人的内在气质、品格、精神修养。传统文化对中国体育价值观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根基是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西方传统的基督宗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文化造就了西方人普遍具有一种个性张扬、竞技进取的外向性格。在价值取向上，突出公平竞争，重视抗争，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崇拜英雄主义，以战胜对手为目的是西方体育文化的特征。斯巴达体育教育观点强调的就是强者至上，以武力使对手屈服。西方体育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从公元8世纪起，独特的骑士阶层在欧洲开始形成，那时的欧洲是被神权统治的“黑暗时期”，每位骑士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骑士的装备也代表着教义，剑是十字架的象征，盾代表着保护教会的职责，双刃剑则代表了正义的一面和杀敌。击剑作为“骑士七艺”之一，是骑士必须具备的能力。骑士在一对一的对抗格斗运动中，以最终获胜而达到自我的满足感。审美意识上，由骑士比武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骑士精神体现出一种人体的强健，受到当时社会的欢迎与追捧。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时的击剑是一种时髦、时尚的体现，也是表现一种身份与一个阶层的活动。因为这些身着铠甲、头戴钢盔、腰挎宝剑，在战场上驰骋纵横的骑士，以战争表现他们的勇猛，用和平时期的比武证明他们的技艺和勇气，通过对国王的忠诚和为爱情甘愿去冒险的壮举来为自己赢得声誉，这些人就是中世纪西欧的时代英雄。他们的言行得体、举止优雅，为正义和力量的化身、荣耀和浪漫的象征。随着16世纪至17世纪的精英社会的身体文化观念发生变化，剑术开始注重仪表和动作，骑士社会也完全改变了它的贵族生活模式，武力失去了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脱离血腥暴力、规范化的竞技比赛和安全的身体活动体验。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引导和约束下，好勇斗狠、张扬暴力的骑士转变为风度翩翩的绅士，同时也使得骑士精神以及骑士文化流传下来，以“绅士风度”和“淑女风采”影响着西方乃至今天人类的社会生活。现代击剑运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性和强者哲学的思想导引下，决定练剑者是以力降人，崇尚公平竞争，同时也促使击剑逐渐成为一项规范化的竞技运动项目。因此，中西方文化导致中西方对于剑术价值观的取向侧重不同，中华剑术内敛，西方击剑张扬个性。
西方的近代工业革命和殖民运动将世界连为整体。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世界现代化追求的精神内涵。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体育文化如何发展？其实，竞技比赛只是体育文化外在表现的一种方式，对于其本质，中西体育文化的内涵都是强调“以人为本”，强调通过体育锻炼、体育竞赛的身体活动方式来塑造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只是侧重略有不同。中华传统体育强调中华民族内在历史文化的传承，通过民族传统体育形式来表现人体内在的“精、气、神”，极具文化个性，因此对其他文化形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而西方体育则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及人体直接明了的体育竞技比赛为载体来展现其开放性。
随着我国竞技击剑运动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击剑运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我国的大众击剑运动虽然正在稳步发展，其普及度却远远比不上像法国这样拥有8万多击剑人口的国家。尽管武术申奥行动最终搁浅，但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武术申奥的本身。强求中华武术“制度化、竞赛化”只会让中华武术的内涵变味，而失去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命力。参与中华剑术的习练，体味不同的剑法心得，可使得心神宁静，身体强健，达到身心和谐的目的，但缺乏竞技对抗性的中华剑术也会使人们的竞争意识变弱。参与现代击剑运动，有利于增强人的公平竞争观，培养人谦虚勇敢的绅士风度，消解人的心理压力，但以零点几秒决胜负的竞争制度，对当前人们越来越快的现代生活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不该只注重体育外在的身体运动活动和竞技比赛形式，也应注重宣扬体育本身的内在文化内涵，强调体育的育人作用。
事实上，体育文化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态。虽然不同的体育文化有强弱势之分，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个体交往的增多，当今不同体育文化间的交流也在明显增加，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精武主义和奥林匹克主义都经历了从在相同文化区域传播到向各自文化圈以外的区域拓展的过程。这预示着东西方体育文化双向交流的必然趋势。从中华剑术和现代击剑运动中可以看出其各自的文化特点和价值所在。在顺应时代发展的前提下，中华剑术的发展应是个扬弃的过程，文化内涵是其精髓所在，我们应该着力宣扬，同时对其运动活动方式积极改革，使其在一定条件下量化、竞技化。而我们对现代击剑运动的发展则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积极学习传统击剑强国最前沿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基础上，更要重视对学习者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其内在修养，帮助学习者完善人格。在中西体育文化碰撞中，要尊重文化本源，求同存异，接受、汲取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寻求两者间的“和合”。
中华剑术与现代击剑运动都源于冷兵器时期的军事作战的需要，却因为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的不同，最终由于文化根源不同而走上了两条风格各异的发展道路。
由中华剑术可看出，中华传统文化关注现实内在道德修为，追求天人协调的和谐意识。而现代击剑运动体现的西方文化则是一种超越的、公平至上的竞争意识。两者一个内敛，一个外放。
在体育全球化的今天，酝酿中西体育文化间的“和合”具有厚重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顺应时代发展的前提下，中华剑术的发展应是个扬弃的过程，而对现代击剑运动的发展则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要做到求同存异，尊重文化本源，接受、汲取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寻求两者间的“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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