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相对较弱。在此阶段,东方和西方山地城镇营建的理论大都呈现出顺应、利用山地自然环境的主张。同时,在东方和西方不同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也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本节将分别对东方和西方古代不同的山城营建思想进行分析。
纵观西方山地城镇设计与建设的历史,不难发现:受到文明更迭轮替的影响,西方古代山地城市营建的总体思路并不连续,而是呈现出随社会变革而发展变化的特征。具体而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几何学、工程学,中世纪时期的神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分别从城市的空间形式、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城市的审美感知等方面对西方古代的山地城镇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待山地环境的态度和方法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
1.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古典理性思潮影响下的形式秩序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在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引导以及对大量工程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下,古希腊、古罗马城邦中的几何学与工程学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催生了这一时期注重空间秩序、形式的古希腊、古罗马山地城市营建理论与思想。这一时期西方山地城市的建设便体现出了理性主义思想渊源下利用技术、工具对山地自然环境进行人工改造的技术路线方向。在上述城镇的具体设计中,人类主观意志是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表达的主题。但受限于当时工程技术条件,城市建设对地形的改造还主要局限于小尺度的层面。
具体而言,受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影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美的最高境界是秩序、对称和形式的确定性。”由此开启了古希腊城市对空间秩序、节奏、比例、尺度的重视,开创了西方山地城市注重“形式秩序”的先河。山地城镇建设中,雅典卫城(Acropolis)的营造便反映了古希腊时期山地城市建设利用几何数理关系探寻城市空间和谐秩序的营建思想。 此外,古希腊的城市规划师希波丹姆(Hippodamus)还进一步将希腊文明追求几何秩序的美学传统演绎为了以棋盘路网为骨架的几何式山地城镇规划空间理论,在城镇街道的走向,公共建筑的位置、角度与视点关系等方面,充分利用古希腊的几何分析技术对城镇空间进行规划、定位。这种注重空间形式、节奏、比例、尺度的“形式秩序”原则直接影响了希腊化时期的山地城市建设,并在米利都城营建过程中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图2.20)。
图2.20 按几何式分台规划布局的米利都城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土耳其馆。
进入古罗马时期,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罗马建设者更有能力通过人工技术手段对地形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处理,进而在山地环境中创造出秩序感极强的人工空间。于是,在继承古希腊几何式山地空间规划布局的基础上,古罗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山地城市建造理论。公元1世纪末,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御用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通过对当时建筑、市政、机械、军工、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美学等各项技术的总结,著成《建筑十书》,总结了古希腊、伊达拉里亚、罗马建筑及城市建设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从一般理论、建筑教育,到城市选址、选择建设地段、各种建筑物设计原理、建筑风格、柱式以及建筑施工机械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设计思想。 古罗马时期的营建理论是对古希腊山地城市营建“形式秩序”理论进行的系统总结和发扬,强调山地城市内部空间孤立的完整性、有序性,在形式上强调比例法则的应用和中心、轴线的控制感。这一理论后来被大量应用于山地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如罗马帝国的广场建筑群(图2.21)。
图2.21 建于山地基址上的罗马帝国广场
[资料来源]BAEDEKER.Baedeker.s Rome[M].Random House,Inc..1999.
2.中世纪神学影响下的自然之美
发展至中世纪时期,宗教与信仰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与城市营建思维模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此阶段,中世纪的教徒们相信上帝主宰着世界,将城市与其所在环境的空间秩序视为上帝创造的杰作,尊重原生、自然的形态,在山地城市中尤其如此。如果说古希腊、古罗马的山地城市营建思想是在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作用下以一种几何秩序与形式化方式呈现,那么到了中世纪,西方山地城市营建的思潮则逐渐偏向于类似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价值体系下的有机式空间形态,注重从人的内心出发,在自然美中寻求与上帝意志的契合。在这一时期,城镇建设对待山地环境的手法主要是以结合、利用自然环境特征为主,营造出了风格独特但又天人和谐的城镇空间效果。
在这一时期,西方山地城市的营建更多地从实践出发,按照有机体的三维空间形态进行修建,强调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得益彰,有着美好的环境景观。并且,城中广泛分布的教堂与修道院建筑巨大的体量与华美的装饰在高低起伏的地形上创造出丰富多变的城市天际轮廓线,表达了中世纪城镇居民对上帝以及天国的追求(图2.22)。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理性思想受到神学的抑制,对工程技术方面的探索相对滞后,人们转而追求自然,因此城市所处的山地环境成为城市依附的基础,在设计中自然环境是尊重、敬畏的对象,城市顺应环境进行建设,山地城市在空间形态上形成依山而建的效果。
图2.22 中世纪神学思想影响下的山地城镇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3.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下的科学理性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西方中世纪以来因长期宗教崇拜而被压抑和禁锢的人性以充分肯定个体人性的“人文主义”姿态重生,开启了西方历史上城市空间营造中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伴随着天文学、几何学的进一步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山地城市建设也愈来愈注重科学理性。
由此,在注重人本主义的主体性与强调科学理性的双重思维交织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山地城市建设整体呈现出强调人的空间感受以及科学的规划建设的思想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为思想基础,以理性主义为表现形式,以古典主义为具体形态。”例如,米开朗琪罗在罗马卡比多里欧山(Capitoline Hill)上设计的元老院广场便是此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典型的山地城镇空间营造风格,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山地城市建设中不再一味刻板地追求几何构图,而是强调从理性科学的角度分析空间,注重个人实景体验,对空间景深(Vista)与运动视觉的变化进行全面把握的理念(图2.23)。这一时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绘画、设计以及雕塑方面的巨大促进,平面、立面、透视图的绘制以及建筑模型的制作被广泛应用于现实城镇的空间建设中。于是,西欧山地城镇的建设逐渐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现场操作实践为主的模式转向了预先设计而后实施的工作模式,从中世纪时期“信手拈来”的现场作业,转变为经过反复图纸论证的方案实施,再次回归了理性的流程。
图2.23 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元老院广场
[资料来源]笔者翻拍于罗马卡比多里欧博物馆。
在我国,古代城市的营建大都讲究“礼制”与“风水”,其城市营建思想的哲学基础源于《周礼》与《周易》。“礼”源于古人对“天”(自然)的崇拜,进而逐步转变成一种“尊统于一、尊卑分明”的等级秩序以及社会伦理规范。在我国古代各朝都城与地方中心城市的设计与营建过程中,“礼”的传统直接反映为《考工记·匠人营国》篇中“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的典型城镇布局。“易”则源于周礼思想与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逐渐发展为一种“尊重自然、顺势而为”的哲学观。它同样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实践,尤其是在有着特殊山地环境的地域中,“易”之观念的影响更甚于“礼”的精神,具体体现在管子因地制宜的营城理论与各地强调象天法地的风水堪舆学说中,在对待山地环境方面,主要以尊重自然环境为主,在顺应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再结合城市的经济与政治职能,将“礼”制的规整形态融入山地自然环境之中。
1.先秦时期管子的营城思想(随形就势的“因借论”)
在我国古代山地城市营建的学说中,管子因地制宜、随形就势的思想首屈一指。与《考工记》中所强调的以“规整方正”“中轴对称”的空间布局对平原地区城市进行规划建设的“礼制”思想不同,管子(管仲)在《乘马篇》中提出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以及“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两条顺应自然、有机建设的山地城镇营建标准,指出在城市营建过程中,应注重城市空间选址与形态跟原生地域环境以及地形条件的结合,而不必过度强求形式上的规整。这两大设计原则体现了管仲城市建设理论中的机变思想,对我国后世的山地城镇建设影响深远。
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郑韩故城、淹国淹城以及西汉时期的长安城建设都明显受到了管子因地制宜规划理论的影响:结合自身所处地形条件调整城市空间形态,并根据不同的场地条件,布局不同的功能建筑,将王城修筑于山地环境中的自然高地或人工夯筑的高台上方,以高起的地势防涝以及凸显王城至高无上的威严。尤其在汉朝长安未央宫的建造中,设计者充分利用城市所在的龙首山地形,因地制宜地先建造了宫殿的前殿,摈弃了传统宫殿建造中以人工夯筑的土台作为大殿基础的做法,反映出了我国古代山地城市建造过程中充分顺应、利用山地地形,“体宜因借”的思想观念(图2.24)。
图2.24 管子思想指导营建的汉长安城
[资料来源]谭其骧.简明中国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2.唐宋明清的风水思想(天人合一的堪舆论)
春秋战国时期,除管子的因借论思想外,《吕氏春秋·有始览》还曾论及:“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这种朴素的“天人”唯物观,伴随着我国传统山地城市建设实践过程的不断深入与经验总结,逐渐形成了一种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的“天人合一”风水堪舆理论,并具体反映在山地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选址与空间布局两个方面的营建方法与策略上。在选址方面,堪舆理论讲究“体国经野”“尝水相土”“辨方正位”,充分考虑城市建设基址环境周边的地理地貌情况、当地的土壤水质以及地域物候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具有不同象征含义的灵兽形象作为城市在山水环境中定位的依据,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方法。在《藏经》《灵城精义》等古代堪舆学代表论著中,这种有意识地选择自然环境的建城要旨即一种“背靠(祖山、少祖山)、朝案(朝山、案山)、左辅、右弼” 的系统化环境标准(图2.25)。
图2.25 堪舆理论中的理想城镇格局
[资料来源]王其亨,等.风水理论研究[M].2版.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27.
而在城市空间格局的布置上,风水学又分“形势宗”与“理气宗”等不同流派以及“阴阳八卦”“五行四象”“河图洛书”“天干地支”“元气”等具体学说。这些流派与学说共同反映了一种将山地城镇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进行营建、发展的生态思想。例如,前文所论及的阆中古城在城市的布局上北面有蟠龙山为靠,南面有锦屏山为案,以金耳、印斗二山为朝,以四周远近起伏如波涛般的诸山为砂;水口西入东去,以玉台山为天门,以塔山为地户,形成了“背靠蟠龙,面向锦屏,左有大象山蜿蜒,右有西山映衬”,嘉陵江绕城三面的“千水成垣”“金城环抱”之势,准确地体现了我国古代风水理论中“龙”“砂”“水”“穴” 的布局原则(图2.26)。
图2.26 阆中古城的风水格局
[资料来源]王其亨,等.风水理论研究[M].2版.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综上所述,受东、西方各时期典型文明思想的影响,古代东、西方社会中都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山地城镇营建思想。相比之下,理性思想主导下的西方文明,其山地城镇营建理论更加注重城市空间的秩序与形式,而更加强调感性思维的东方文明的山地城镇营建思想则更注重人工与自然的预计有机融合(表2.1)。
表2.1 东、西方古代山地城镇营建思想梳理
[资料来源]作者归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