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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调城镇空间结构中几何关系的西方山地城镇建设主流思想大相径庭，受浓重天人和谐思想浸润的东方文明，在山地城镇的建设实践上走出了一条顺应自然形态的截然不同的建设与发展道路。在我国山地城镇建设发展的历史上，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山水文化影响下，士大夫统治阶层对山水环境充满向往，很早便确立了我国选址于具有良好山水环境的区域，强调结合特定自然地形以及地域气候条件进行城市建设的山地城镇营建传统。这些直接建造于崎岖山地环境或以山地环境为背景的城镇，为了适应复杂的山地地形条件，在城市建造的过程中大都因地制宜，呈现出有机、自由的空间形态特征，也反映了我国山地城镇营建别具一格的建造技术与理念。在此，本节将分别结合我国古代山地都城、地方山地府县城市、一般山地场镇与堡寨
以及近现代山地城市的建造，探讨我国历史发展各时期中各种类型山地城镇的营建特征。
对于我国古代各王朝的都城而言，其建设营造的主要目的在于表达和彰显统治阶级的权力威严，城市空间形态受礼制思想影响较重，常选址于用地相对平缓的地区，城市空间规整而富有秩序。在山地环境中营建的王朝都城虽相对较少，却受到自然环境与礼制思想的双重作用，在城市建设实践中体现出了礼制与风水的完美结合。此外，在我国西藏、云南等地，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在其山地环境中也先后建成了拉萨、大理（羊苴咩城）等具有一定空间规模与特色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城。在这些城市的营建过程中，其建造目标与策略也与汉地的山地都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此，本节分别以南京与拉萨为例，对我国古代山地都城营建的过程与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1.汉族政权的山地都城——南京
南京地处我国东部地区，长江下游，濒江近海。从历史沿革来看，南京有着近2 600年的建城史，历史上先后有10个朝代或政权在此建都，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从城市的地理环境来看，南京城有紫金山、幕府山为靠，莫愁湖、玄武湖点缀城中，秦淮河、金川河萦绕其间，山、水、城、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是一处在低山、浅岗、滨湖平原与沿江河地等综合地貌上建设的山地城市。作为古代典型的山地都城，南京城极佳地诠释了古代汉族政权在“礼制”与“易道”思想下的折中建设理念，具有代表意义。在2 000多年的城市营建过程中，南京城逐渐形成了以宫城、皇城的人工轴线与外城、关厢的有机形态相得益彰的有别于一般古代都城的空间布局与形态特征。在城市的空间建构上，体现出了以下布局特征：
第一，整个城市外城城墙顺应原生地形山丘、河流以及湖泊的分布，呈现出不规则的平面形状，具有典型的我国古代山地城市的形态特征。第二，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南京又采取了《考工记》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的典型空间布局模式，将所有宫殿布置在一条笔直的人工轴线的两侧，以人为规划的这条御道进行组织联系，体现了礼制思想对我国古代汉族政权都城空间秩序的统治力。第三，南京在城市营建过程中，在功能分区与职能建筑的布置上考虑了对自然地形与环境的利用与适应：在皇城与宫城的选址布局上，南京城充分考虑了风水、形胜的因素，将宫殿群建造在区域范围中地势较高处，借助地形特征凸显宫殿的威严，并在玄武湖周边兴建了大量园林。在利用地形进行防御方面，南京城将沿江的战略高地全部纳入城墙范围，利用部分天然土坡筑城，并在城西北地势较高处，专设屯兵军营，以满足城市的防御性功能需求。第四，在景观视线的处理上，南京城又在各功能区交界处的高地上建有钟鼓楼，将其作为全城视线汇聚的焦点与重要的眺望点。综上所述，经过历朝的建设经营，南京的城市建设区域逐渐与其所处的山水自然环境相互交融、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也体现了古代都城的威严与气势，是我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别具一格的山地都城的典型代表（图2.12）。
图2.12 古代南京城人工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资料来源］马正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少数民族政权的山地都城——拉萨
除汉地的山地都城之外，在我国西部与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古代民族政权割据的历史中也逐渐孕育出了一些规模较为宏大、具有地域特征的山地都城，建于拉萨河谷地带的拉萨城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其历史沿革来看，拉萨最早于公元7世纪为吐蕃藏王松赞干布所建，距今已有1 300余年的历史。而从拉萨城所处地理位置来看，其在藏语中被称为“吉雪沃塘”，意为“吉曲河下游肥沃的坝子”，是一处典型山地环境中的盆地空间，反映了拉萨在城市建设基础条件上的山地背景。从地域文化背景来看，受吐蕃藏区长久以来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宗教传统以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历史背景影响，拉萨的城市建设体现出浓重的宗教氛围。
古代拉萨在建城之前，曾是一片荒芜的沼泽地，后经松赞干布运土填湖、修河道、建寺院、造宫堡之后，拉萨城才逐渐围绕其最早的宗教建筑大昭寺奠定雏形，并逐渐发展出八廓街与冲赛康老城。之后，吐蕃藏王又在大昭寺西北的玛布日山的山顶，建设了“红山宫”，借助地形烘托其宫殿的巍峨气势，后经历代营建，形成了今日所见的群楼重叠，集宫殿、灵塔、寺院与城堡于一体的布达拉宫建筑群，成为统领整个城市的空间重心。站在布达拉宫所在的玛布日山上，可俯瞰拉萨全城，可以看到城市空间由主要的宗教寺庙、宫殿、园林统领，并与其所在的自然地形条件充分结合。此外，在主要的宗教建筑群之间，拉萨城中形成了大量的居住里坊与商市地段，这些坊市地区比较凌乱，具有明显的自发形成的肌理，平面形态结合地形走势拓展，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图2.13）。
图2.13 拉萨城结合山地地形与宗教建筑的布局形态
［资料来源］KNUDLARSEN，等．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在山地环境中，地方府县城市的建设受其所在地区地形、气候与环境因素的影响显著，与山地都城相比，其人工化倾向较弱，呈现出极强的因地制宜性的布局与建设方式，对山地环境更多地表现出顺应与利用的态度。在这些城市中，自然山体不仅对城市的空间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城市空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本节分别以四川阆中与江苏常熟为例，具体分析我国古代地方山地府县城市在营建过程中以山为屏或引山入城的空间处理方式。
1.以山为屏的山地城市——阆中
阆中，位于四川北部嘉陵江上游地区，地处阆水环抱的平原、浅丘地带，阆水迂曲，经其三面，城治居中，故有“阆中”之名。古城始建于公元前330年，至今已有2 300余年的建城史，并一直作为古代川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阆中城址辗转，最终在唐初袁天罡与李淳风两位风水堪舆大家的指导下，经过对周边“龙”“砂”“水”“穴”等要素的勘察，选定了面朝锦屏山、阆水“U”形环抱的沙洲地带建成唐城，一举奠定了阆中古城“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的山水格局。
在城市内部空间的营建上，据明嘉靖《保宁府志》与清咸丰《阆中县志》记载，作为川北军政中心的阆中府城，在城内建有众多官衙、署、局以及文化建筑。在行政职能建筑的建设方面，作为地区中心城市的阆中城与前文所论及的山地都城南京、拉萨类似，也将统治城市的官署建筑建造在城市中地势高处，借助地形上的优势来突出府衙的重要性。在古城中，川北道署、保宁府署、阆中县署等行政职能建筑同聚城中，分别结合城中用地的地势条件进行建造，三处行政机关在城内空间位置的高低成为衙署等级的区分标志。而且其鼎盛的文风也使得古城中与文化相关的文庙、书院、学宫、文峰塔等建筑在城市空间的布局中占据着城西与城北的重要空间位置。古城街巷系统以南对锦屏山、北迎玉台山的十字轴线统领，以迎恩街、双栅子街、北街为城市南北向竖轴，以西街、铁塔寺、武庙街、城隍庙为城市东西向横轴，并在两条轴线节点处设中天楼，成为四方街巷的对景标识，其余街巷皆以其为核心，向四面展开。街道不论南、北、东、西方向，皆与远山相对，并依其所向对景命名，从而形成了阆中古城“处处轩窗对锦屏”
的景观格局，体现出城市以山为屏、对景筑城的营建手法（图2.14）。
图2.14 阆中“以山为屏”的借景关系
［资料来源］清咸丰《阆中县志》。
2.引山入城的山地城市——常熟
常熟，位于今江苏省东南部，虞山东麓地势平缓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境内分布有虞山、顾山、福山等浅岗、丘陵，属于典型山地地形。自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建海虞城以来，常熟古城已有1 700余年的建城历史。历经魏晋、南宋、元末以及明、清各朝的营建、发展，古城逐渐呈现出“卧龙四望、枕山环岭”的空间形态，并将城西南的虞山逐步纳入了城垣范围内，并顺应太湖水系的河流湖泊形成了向四周辐射的水网系统，从而呈现出“七溪流水皆入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独特山水格局。
在常熟历代的城市营建中，虞山作为城市中的主要空间元素，蜿蜒入城，加深了常熟古城与山水自然环境的融合特征。在常熟内城人工空间的布局上，结合城市“腾山而城”后西高东低的空间形态，在城东修建了兴福寺方塔，对城垣内人工建筑与虞山的空间关系进行平衡，使整个常熟城市的空间布局更富美感。方塔还作为整个城市的空间地标，定位在城中五条主要河道交汇的焦点上，成为城市中重要的对景标志，与虞山山形相得益彰，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审美意象。此外，常熟城中坊巷格局与民居布局也自由灵活，没有明显轴线，呈现出不规则的特征，与整座城镇园林般的景观风貌交相辉映，体现出了江南水乡山城温柔婉约、清秀古朴的特点（图2.15）。
图2.15 常熟“引山入城”的山水格局
［资料来源］吴良镛．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9．
除山地都城与地方山地府县城市外，在我国古代山地地区还发展建设出了大批的山地集镇、堡寨。这些山地城镇与山地都城及府县城市不同，其建设发展大多呈现出顺应自然地形有机生长的特征，并因建设目的、地域环境以及地方民俗的差异，其空间形态往往大相径庭。但总体而言，这些山地城镇都体现出了巧妙利用山地自然环境应对人工空间职能需求的营建共性。在此，本书以重庆石柱西沱古镇与贵州青岩古城为例，具体分析不同职能导向下我国古代山地集镇堡寨的营建特征。
1.因商贸职能而兴的山地场镇——西沱古镇
西沱古镇，原名西界沱，因位于巴州之西界，地临长江南岸回水沱而得名。在以水路运输为交通主道的古代，西界沱因位于长江黄金水道的地利优势，在明清时期逐渐发展为川盐入楚的重要码头与货运集散地，是川东各地盐业商货出川的必经水上驿站
。其空间格局围绕码头区域的商贸交易活动而形成，明显呈现出一种以“码头”为中心的布局形态
。在西沱古镇中，最具山地特征的空间还要数自长江边一直延伸至方斗山脚独门嘴处，绵延2 500余米，共计台阶1 124步、平台112个，高差达200余米的著名“云梯街”。传统沿江场镇通常采取平行于山体等高线的方式修筑街道，而西沱镇的云梯街由于建设中受到地势局限，索性依山取势，沿山脊走向，垂直于长江而建，气势非凡，犹如通江之巨龙俯卧山崖岭脊之上，街道两侧建筑层层起伏，高低错落，形似登天云梯，景观丰富多变，充分体现了山地场镇结合职能需求与天然地形不拘一格的独特建造方式与景观特质（图2.16）。
图2.16 西沱以石梯为轴的场镇格局
［资料来源］清乾隆《石柱厅志》。
2.因军事职能而兴的山地堡寨——青岩古城
青岩古城，作为明清时期贵州地区中心城市贵阳南侧的防御门户，其“九龙抢宝”
的城镇格局明显反映出了军事因素影响下，人们结合山地环境营建城市空间的智慧。整个古城的布局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地貌：第一，古城西北部依靠两座高山形成的险要地势，易守难攻。第二，城门的选址则利用了城墙内的五处丘陵，形成“山门夹峙”的防卫格局。第三，古城利用城外东北部的低洼地势，形成向下陷凹的“布袋陷阱”，为抵挡来自此侧的攻击提供了重要依托，极佳地诠释了军事因素对城镇格局景观的影响。除城镇格局外，古城内部的街巷系统也大都结合地形蜿蜒布置，有利于防御巷战，而各城镇中巍峨的城墙，高耸的碉楼、阁楼等建（构）筑物则为城镇在军事因素影响下塑造出的典型山地军事地标，并占据了城镇中地形凸起的位置（图2.17）。
图2.17 青岩古城契合山地环境的防御格局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青岩古镇。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我国由封闭的大陆型封建社会逐渐经由殖民地租界发展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逐渐瓦解。在此过程中，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产物，我国近现代城市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山地城镇中，小农经济与传统交通方式下，功能结构简单、有机灵动的城镇空间形态，逐渐在日益复杂的功能需求与不断扩张的空间规模影响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此，本书分别以青岛与重庆两座在近现代时期受到殖民文化与民族资本主义影响的山地城市建设为例，对此阶段我国山地城镇的发展、建设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殖民时期规划建设的山地城市——青岛
青岛，地处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地区，地势东高西低，山地与丘陵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0.6％，属于典型的滨海丘陵城市。青岛发展主要源于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后外国资本的输入，先由德国出资进行规划建设，后又被日本占领，在工业与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建设。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上，青岛基本是在由德国人于1900年制定的《青岛城市规划》基础上进行建设的，受到西方城市规划建设先进思想的影响，与中国传统山地城市的空间形态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青岛在城市的整体结构上形成了严格的功能分区：为便于侵略者管理，规划将青岛城市南部沿海环境最优美的地段规划为供德国殖民者居住与管理的行政及居住区，而将城市北部用地与景观条件较差的地段作为工业、商业以及供当地人居住的区域。其次，在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与建设上，德国殖民者结合青岛丘陵山地的特征，采取了网格式与自由式相结合的路网规划布局，以顺应城市中不同区域的自然地形条件，同时使各功能区连接也较为顺畅，成为青岛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一大亮点。最后，在城市的地标建筑营建与景观风貌方面，青岛的城市建设采取了一些欧洲古典主义的处理手法，注重城市立体轮廓与“对景”“借景”效果的营造，将教堂、市政厅、俱乐部、银行、商会等具有尖塔或丰富形态的标志性建筑布置于山丘顶部、海滨地段以及主要道路的对景处，既突出了这些主要建筑的地位，同时也塑造了城市从海面远望时的优美天际轮廓线，突出了海港城市形象，具有较高的技巧性与艺术性（图2.18）。
图2.18 结合丘陵地貌建设的青岛
［资料来源］笔者翻拍于青岛啤酒博物馆。
2.民国时期规划建设的山地城市——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早在周武王伐纣时便已有建城记载。三国时期，蜀国大将李严修筑城垣，奠定了以今渝中半岛为核心，“上下半城”的城市格局。在近代开埠以前，重庆一直囿于此范围内发展，停留在封建府城状态。1890年，重庆开埠，西方列强纷纷来渝设置使领馆、洋行，使重庆城市性质与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29年，国民政府在重庆设市。在此之后，重庆的城市规模迅速拓展，逐渐跨出了渝中半岛老城的范围，向嘉陵江北岸与长江东南岸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今天重城组团式布局的雏形。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将重庆作为抗战陪都。在此期间，大量的国家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机构以及工矿企业向重庆迁徙，导致重庆城人口激增，空间范围迅速拓展。而在城市道路系统的规划与建设中，受到中央财力的支持，陪都时期国民政府大量运用了高架桥、穿山隧道与环岛的现代化方式来应对重庆起伏山地地形下自由分散各组团的交通联系问题，形成了今天重庆旧城自由式的立体山城道路系统。民国时期，新开辟的道路与拓展的城市新区使重庆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开埠时期已经形成的外国洋行、使领馆等标志性建筑外，国民政府还在重庆主城一些风景奇绝的半山区域修建了大量供政府高级官员居住的私人别墅、洋房宅邸，与重庆本地适应山地特殊环境所形成的沿江吊脚楼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城市景观上各具特色（图2.19）。
图2.19 陪都时期的山地城市重庆
［资料来源］重庆市图书馆“旧照档案”。
综上所述，从古代的王朝都城到地方府县、一般集镇堡寨，再到近现代时期的城镇建设，在我国的山地环境中，孕育形成了一大批结合地域环境有机布局、营建的山地城镇。这些城镇的建设，大多受到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呈现出“山城相应”的灵秀之气，共同反映了我国城市营造理念中浓重的山水情怀，呈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并给人以极佳的天人和谐之感，对当前我国山地城市的设计与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