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如何在山地环境中创造和谐山地城市空间的设计思考与实践探索不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书在此从国际上与山地城市、山地环境相关的宪章、研究机构的发展动态以及国内山地城市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总结两方面对山地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领域的相关情况进行综合评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的加剧,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山地环境日益关注,并直接推动了山地环境及山地城镇研究的全面展开。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对城市和生态环境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把热带、干旱、山地城市列为重点的研究对象。之后,1974年国际发展基金会和国际地理学会山地地理委员会发表《慕尼黑宣言》;1976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国际讨论会发表《剑桥宣言》;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国际山地学会(International Mountain Society,IMS);1983年,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ICMOD)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成立;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并在其第13章“脆弱生态系统的管理——山地可持续发展”中,将山地环境与发展的问题提到了全球环境问题的高度上加以强调。上述纲领性文件相继出台与研究机构的不断成立,表明山地城市与山地环境的问题伴随着全球城市化发展的浪潮逐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在此之后,1997年,联合国环境署在《21世纪议程》中制定了“全球山地纲要”(Global Mountain Program);2001年,为明确全球山地变化的后果,强化全球山地变化研究领域的多学科合作,参与“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IHDP)与“国际地圈、生物圈研究计划”(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IGBP)的有关专家联合发起了山地研究倡议(Mountain Research Initiative,MRI);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的“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由48个国家、15个国际组织和88个团体共同发起了“山地伙伴计划”(Mountain Partnership Plan)。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受地球系统概念、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针对山地城市与山地环境系统的研究已逐渐从早年主要集中于地理学界拓展至城乡规划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当前,对山地城镇、山地环境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山地研究的前沿课题,主要从人类活动对山地环境变化的影响及适应入手,关注山地区域的差异性、山地环境变化的系统性以及人地关系的协调性三大方面的内容,具体涉及对现代山地生态系统变化的评估、恢复与山地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地灾害防控与适应能力建设、山地环境变化下的人类适应行为以及山地生态经济建设等方面议题。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山地自然环境的保护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并且也将对山地城镇的布局、产业分布、经济增长方式等建设实践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表1.5)。
表1.5 国外山地城市研究领域相关发展动态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整理。
在国内,关于山地城市如何营建规划的理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记载。在《周礼·考工记》规整方正、中轴对称的“匠人营国”思想背景下,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管子)在《乘马篇》中便提出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以及“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两条城市用地选址与空间形态、道路交通规划原则,因适用于受地形与环境因素影响的山地城市而独具一格。此外,春秋末年的《吕氏春秋·有始览》中也首次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的“天人”唯物观。之后,这一观念成为我国古代城镇建设中处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间关系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了历朝历代各个地域中山地城镇营建的选址与空间布局。
而发展至近现代,国内对山地城镇空间规划与设计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西南地区传统民居聚落的调研以及关于山地住宅的专题调研,如叶启集先生的《四川藏族民居》、唐璞先生的《山地住宅建筑》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处我国西部山区的部分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也开始针对山地地域环境下的城镇空间特色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但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陆续发表出来。这些研究成果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筑学界相关专家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与亲身实地调研的成果,其中以重庆大学建筑学院(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研究最为突出。唐璞教授、赵长庚教授、徐思淑教授、黄天其教授等在山地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城市设计、山地生态建筑、山地城市生态和人文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将山地城镇设计、建设、改造等从零散的方法上升到了系统的理论,为山地城镇设计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近20多年来,国家通过联合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规划企事业单位等方式,以重庆和成都为基地,建设了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研究平台:1992年在重庆大学成立了“中科院建设部山地城镇与区域环境研究中心”;在成都依托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相继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山地表生过程与生态调控”“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005年在重庆大学成立了“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8年在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成立了“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研究平台的设立有效地推动了山地城乡规划研究、工程实践和建设管理工作,为指导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培养高端人才、提高山地城乡的建设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工作,起到了支持和促进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学术交流活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全国各地区也相继开展了关于山地城乡规划、城市设计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山地城乡规划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1997年,首届“山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召开,拉开了我国山地城镇建设研究、交流的序幕;2012年,首届“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专家论坛” 在重庆召开,论坛的开展增强了学术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探寻出新的空间;2014年9月12日,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表决通过成立“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 ,标志着山地城乡规划在学术领域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将进一步推动山地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在山地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各地学者和行业工作者结合不同山地地区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文化特点、建造技术、材料构成、生活习俗等条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不同地区的山地城乡规划与建设设计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目前对于山地城乡规划的研究流派可基本按照地域(西南地区、华南地区、闽浙地区、楚湘地区、陕甘地区等)进行划分。华南地区学术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国外城市规划、城市设计进行介绍,其中不乏对国外山地城市的引介,如吴庆洲教授在《北方雅典——爱丁堡》中对爱丁堡城市新城规划及旧城改造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山地城市建设的思考。近年来,东南地区学术领域还对珠三角地区山地城镇的空间形态、住区形式、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导地方山地城市风貌的持续延续。闽浙地区的学者则更多地将研究点着眼于具体山地建筑设计及地域性山地建筑营建的方法上,如卢济威教授在《山地建筑设计》中对山地建筑的营建手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宗轩教授则以图解方式在《图说山地建筑设计》中对山地建筑进行归纳,并将山地建筑设计作为设计内容之一纳入同济大学建筑设计课程。楚湘地区的科研机构大多对滨水地区的山地生态与安全、城镇规模容量、山地城市污染防治等方面进行研究。陕甘地区学者则结合黄土高原独特的山地地貌,对窑洞这一地方传统山地民居建筑的建造方式、空间形态、生态安全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对山地城镇景观环境、聚落空间格局及山地防灾减灾等展开了研究。但横向来看,在全国范围内还是以我国西南地区在山地城镇研究领域的工作开展和人才队伍的培养更为突出。
在西南地区,我国山地城市学的奠基人黄光宇教授终生致力于山地城市规划和生态城市规划的研究与实践。黄光宇教授首先将对山地空间规划与形态设计的研究拓展至城市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山地城市学理论体系。其撰写的《山地城市学》一书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山地城市规划的系统理论专著,从人居与生态、市镇规划与设计、旧城保护与更新、科学研究与教育四个部分深刻地剖析了山地城市规划设计应建立的正确理念和规划方法。其后,黄光宇教授又在《山地城市学原理》一书中从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以动态、发展与变化的观点,全面论述了山地城市的自然、社会、经济、基础条件的调查研究以及城市选址、规划、设计、建筑、交通、灾害、美学、生态等系统内容,对中国山地城镇建设实践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在此之后,随着重庆大学山地人居环境学研究的展开,在山地城乡规划与设计领域逐渐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在山地城镇的生态与人居环境领域,赵万民教授的《西南地区流域人居环境建设研究》《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集中探讨了山地城镇尤其是我国库区山地城镇的人居环境建设问题;杨培峰教授的《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对山地城镇化与区域环境生态关系的协调方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指引;邢忠教授则在《“边缘效应”与城市生态规划》中对山地城镇的边缘空间效应与规划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在景观与空间形态方面,杜春兰教授在《山地城市景观学研究》中将山地城市景观作为研究对象,建构了完善的山地城市景观设计研究框架;卢峰教授在《西南山地村镇建设研究概述》《西部山地城市设计策略探讨》中从具体的空间形态层面对山地城市空间景观与形态设计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徐思淑教授、徐坚教授在《山地城镇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山地城镇生态适应性城市设计》中从山地特有的环境条件出发,较系统地阐述了山地城镇规划设计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在设计与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胡纹教授在《“重点受控”与“局部放任”》中对山地城市重点地段的具体设计方法进行了总结。
在山地历史建成环境的研究与保护方面,李和平教授则在《重庆历史建成环境保护研究》《山地历史城镇的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等著作中结合保护实践系统地总结了针对山地环境特征的历史城镇、历史街区保护理论与设计方法;徐熠辉教授在《历史·现状·未来——重庆中心城区城市演变发展与规划研究》中以重庆为个案,分析了山地城市中心区的演变过程与发展趋势。
在针对山地城镇中具体对象与山地营建思想的研究方面,赵万民教授的《山地大学校园规划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国内外山地大学规划设计的分析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山地城市大学校园建设的关键问题;王中德教授在《西南山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研究》中,针对山地城市公共空间复杂适应性提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法;龙彬教授在《中国古代山水城市营建思想研究》中从理论高度总结了我国传统山地城镇的空间营建思想,为现代山地城市设计提供了指引。
在山地城市安全方面,毕凌岚教授在《“‘5·12’汶川大地震”受灾城镇重建规划的若干建议》中对处于地震带所在地的山地城镇灾后重建设计进行了深入探讨;左进则在《山地城市设计防灾控制理论与策略研究》中将防灾理论运用到了山地城市设计方法之中。
除此之外,我国城镇化发展在山地区域面对了更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迫使学者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果,如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引出的库区大规模山地城市、乡镇的移民搬迁工程;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山区较大规模灾害和灾后重建工作;云贵地区的城镇化向山地发展的实践探索工作;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的沿线移民和山地城镇建设工程等。这些学者们具有创新性的工作,也为国际山地问题研究与实践做出了突出性贡献。现阶段我国山地城乡建设和发展,在时间和数量上,都是处在国际前沿水平上的。
总之,在山地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领域,伴随着一代代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开拓,我国已在山地城乡区域发展、山地城市空间形态、山地生态与安全、山地工程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山地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等方面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山地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法理论基础,为之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对于如何综合运用既有山地城市空间规划方法与理论去适应现代山地城市建设的发展,解决山地城市发展与地域特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思想与方法体系,是现阶段学术领域有待进一步探索的课题方向(见表1.6)。
表1.6 我国山地城市设计领域相关研究梳理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