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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共物品的竞争属性和排他属性，可以将公共物品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萨缪尔森（1954）将具有消费属性与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物品称为公共物品，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完全非排他性的产品称为纯公共物品，仅具备部分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称为准公共物品。由于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市场难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因此一般而言，公共物品都是通过政府来提供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搭便车问题。
政府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物品可以由中央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应当分为不同的层次，对于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当分开负责。在现实社会中，消费者（或者说是居民）并不是同质的，偏好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因此，分层次地提供公共物品能够提高政府的效率（Richard Abel,1959;Wallace,1972）。一般来说，地区性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提供，如学校、医院；国家性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如军队等。当然，大部分时候很难界定某一公共物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还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判别的标准是哪一方提供更有效率。
中央政府不像地方政府那样贴近生活，因此中央政府有时候获取的地方信息不真实，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不如地方政府有优势。在中央政府存在信息偏差方面的缺陷时，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反而更有效率，中央政府应当适当地放权分权，这样对地方政府也是一种激励（Hayek,1945;Richard W Tresch,1975）。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后，私人基于个人偏好选择自己希望获得的公共物品，并选择其住所。因此，地方政府通过提高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来吸引更多的人居住在其管辖的区域（Charles,1956）。
由于区域内公共物品的受益者为该区域内的公民，根据受益者出资的原则，该区域内的公共物品应由地方政府提供。然而，由于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具有持久性存在的特点，可能会出现非当代人享受当代人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情况，为了克服公共物品受益人的代际转移问题，就要求公共物品的提供成本由多代人进行分摊。从公共物品提供的规模来看，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一般都存在当期的收入无法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因此，通过债务融资模式提供公共物品具有内在合理性。
李嘉图指出，政府无论通过国债融资还是通过税收融资是没有区别的，国债仅仅是延迟的税收，当前的国债需要未来的税收来予以偿还，税收的现值与国债发行额度相等，即著名的李嘉图等价理论。李嘉图等价理论的逻辑基础是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通过发行国债进行融资替代征税并没有减少消费者整个生命周期的总税收负担，只是支出的时间不一致，当前的国债发行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从本质来看，李嘉图等价理论认为无论政府是选择一次性征收总量税，还是发行国债，对居民的影响是一样的。
那么，居民是否会把手中持有的国债当成其拥有的财富呢？如果居民将国债作为其未来延迟的税收负担，则这些债券是不能构成其财富的组成部分的；如果居民没有意识到未来的纳税义务，或者这些债券依靠政府借新还旧的方式进行偿还，那么这些债券是可以作为其财富的组成部分的。
巴罗（Barro,1974）通过数学推理证明了李嘉图等价理论，无论政府采取征税还是通过债务融资方式筹资，对居民的影响不大。根据李嘉图等价理论，当前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工业化建设过程中，选择了通过债务融资的方式筹措资金提供基础设施，而不是等到纳税人的税收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提供，对居民的持久性负担是一致的。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如果一种制度可以使得个人及其所在团体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向保持一致，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制度是激励相容的（张维迎,2004）。如果在制度设计时就能够遵循激励相容原则，市场中存在的利益冲突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者就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要提升制度的运行效率，就必须在制度设计时，从制度的目标、机制、框架等方面满足激励相容原则。制度设计的激励相容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与费用，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
激励相容理论认为，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政府融资有了债务和税收等不同的融资模式。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收入来源有限，资源不足，无法满足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再加上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远大于政府的提供能力；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模式多元化的制度设计是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原则，单一的债务融资模式不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与运行效率的提高，只有通过引入债券发行、银行借款、信托计划等融资方式，才能使得多种融资模式间产生竞争，降低交易成本。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公司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管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因此，为了有效避免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制度设计者应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的价值最大化目标实现。
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问题也可以看成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委托地方政府管理当地的经济社会事务。地方政府向居民提供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需要大量资金，在地方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就要借助债务融资。地方政府的目标是任期内的业绩最大化，即更快的经济增速或更高的地区生产总值。为了该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往往依靠投资策略，虽然拉动了当前经济，但是留给下一任政府更多的债务。同时，当地民众及中央政府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对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了解不太深入，无法判断当前是否需要进行债务融资。因此，中央政府在无法判断是否需要融资时，往往以地方政府提供的论据为准，无形中加大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