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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流通相关理论的沿革，经历了由重商主义到绝对优势理论，再到比较成本理论、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商品流通理论以及交易费用理论等，无不显示出商贸流通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成熟。特别是与传统经济学抽象掉流通问题不同，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商品流通理论严格区分了“商品流通”与“直接的商品交换”，从根本上否认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与分析范式，认为流通包含了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以及资本流通三个方面。这为研究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及商贸流通产业、人口与空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Lewis，1954）在《二元经济学》中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认为工资差异造成了城乡人口流动，而工资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收益差，并且现代部门比传统部门有更大的融资能力，这些部门在不断吸收低工资劳动者的同时，还能在扩大资本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从而又应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又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农业剩余人口的流入，不断循环往复，直到这两个部门的生产率一致。同时，该模型给出了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方法，即建设城市经济，并由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经济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破解，是对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协调发展关系的有益探索。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对该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赵领娣等（2013）探讨了城市经济的建设和公共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转移到城市之中，实质上是人口在地域上的集聚态势，集中表现为人口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由此引起了人们对民生类公共物品需求的增多，政府应当公平公正地统筹城乡之间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刘睿文等（2010）就人口城市化的格局进行了阐述，指出人口的转移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定区域的部分甚至全部人口向该区域的特定地区汇聚的现象、过程以及趋势。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分布“西疏东密”的传统空间格局突出。王兴杰等（2015）考察了城市环境质量与人口转移的关系，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及人口密度来反映人口的集聚情况，认为人口集聚实质上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人口的过快集聚对城市环境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吕晨等（2014）找出了与人口转移相适应的经济类型，认为人口集聚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实质是由于大量外界人口迁入某个特定区域，形成了人口密度较高的集聚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及路径依赖都有力地助推了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土地环境资源承载力是土地资源学理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早期，帕克和伯吉斯（Park＆Burgess，1921）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土地承载力的含义，对土地承载力的研究仅限于土地资源生产能力，仅仅强调粮食生产潜力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随着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进一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土地的承载力是包含多个方面的复杂综合体，对土地的承载力的研究实质上是研究人口、食物、土地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
我国学者就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毕婉君（2016）认为土地资源承载力的主要承载对象是“人口”，土地资源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的时间段以一定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保障，一个国家或地区利用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白宏涛等（2010）更加注重土地对工业产业发展、人民居住需要的满足，认为土地资源承载力是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内，土地资源对人口、经济以及社会活动的支撑能力。
国外大多将耦合与协调视为两种不同的理论。从耦合理论来看，美国学者K．E．魏克（K．E．Weick，1976）最早将耦合理论应用于社会经济问题研究，采用松散耦合理论解释了学校组织成员之间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克里斯托弗·库仑和布莱恩·利维（Christopher Cullen＆Brian Leavy，2017）依据K．E．魏克提出的松散耦合理论，考察松散耦合的瞬态环境下项目领导的生活经验，明确指出必须培养项目负责人在背景、文化和政治三个方面的能力和智力。从协调理论来看，有学者（Seyyed－Mahdi Hosseini－Motlagh，et al．，2018）将协调视为各经济主体的一种协调行动，指出制造商的促销活动与竞争性双寡头零售商的信用期限都会对零售需求产生影响，认为协调各方的行动是提高整体绩效的有效方法。塔贾·苏西（TarjaSusi，2015）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去阐释协调理论的含义，指出协调机制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可以包括具有协调目的的任何协调协议和人为活动。协调机制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协调机制和人为活动协调机制，不同协调机制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人为活动中。
在国内，吴大进等（1990）最早将耦合协调理论应用于经济科学领域研究。他们在《协同学应用和原理》一书中指出，耦合协调理论已被国外多位学者应用于经济科学领域。王维国（2000）认为耦合协调理论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人为核心”，尤其是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因此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实现产业、人口、空间、资源、环境、社会等多个子系统的相互配合与促进，从而使经济社会达到长期均衡的状态，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张宝建等（2018）指出，耦合是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一种现象，耦合分为良性耦合和不良耦合两类，仅依靠耦合度的判断会造成“系统发展水平低，耦合度高”的现象，而引入耦合协调度能客观反映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国内对耦合协调理论的研究还包括构建协调发展评价体系。洪开荣等（2013）根据中国中部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建立了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体系，认为协调发展度取值应在0～1，并且协调发展度取值越大，区域子系统之间的发展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因此，他们将协调发展度分为极不协调、较不协调、基本协调、比较协调、非常协调五个等级域。王毅等（2015）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研究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关系，从发展水平、增长潜力、服务能力、专业化程度四个层面衡量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四个层面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建立两者的耦合关联模型，按照耦合协调等级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进行最终耦合协调度评价。李江苏等（2014）以河南省18个地级市为例，测度城镇化水平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将不同区间的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进而测评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调度。
国外对于商贸流通细分行业的研究显示了商贸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为本书研究商贸流通产业的整体发展情况提供了参考。在零售业方面，有研究者（Juha－Antti Lamberg，2006）以社会、技术和企业战略选择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1945—1995年芬兰零售业的竞争优势来源，明确了芬兰零售业的企业战略选择方案。维纳·赖纳茨等（Werner Reinartz，et al．，2011）则认为在众多影响零售企业发展的因素当中，创新能力才是影响零售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批发业方面，卡拉莫瑞等（Calamari，et al．，1987）认为对于批发商而言，必须保持其与生产商、零售商之间的长期商业合同关系，形成稳定的商业经济关系，实现持续性合作。丹尼尔·F．施普尔伯（Daniel F．Spulber，1999）提出的厂商中间层理论认为，由厂商进行企业管理不同于直接交换商品，它有利于增加企业的收益。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库兹涅茨（1941）在《1919—1938年国民收入与债务支出》和《国民收入及其构成》等书中，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统计显示，交通运输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一直都持续在约6％，说明了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通常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交通运输业的产值占比将会更高。
国外关于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协调发展关系研究由来已久。从理论研究上来看，以刘易斯（Lewis，1954）为代表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研究产业与人口集聚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最为典型。但国外也有学者就协调发展的反向思路——不平衡发展进行研究，这为研究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协调发展关系提供了参考。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1966）提出了中心－边缘模型，指出由于不平等贸易、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等原因，造成中心区域在产业、技术水平和人口等方面存在优势，进而导致中心区域支配边缘区域。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各区域在产业、技术水平和人口等方面协同发展，则产业、人口与空间三者必定存在协调发展（良性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关系。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1991）发展了约翰·弗里德曼的理论，直接将空间维度带入了中心－边缘结构中，更强调在形成区域间的强势－弱势关系结构的过程中，产业、人口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各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实证研究上来看，卡斯帕拉斯（Casparis，1965）收集了美国的人口数据及零售业数据，论证了零售业的空间布局与当地的人口分布是存在相关关系的，认为产业与人口、空间的相关关系极强。卡斯帕拉斯通过实证分析美国零售业的发展效率，认为零售业是美国中央商务区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辛格曼（Singelmann，1978）最早对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认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强调城市演进的过程促成了国家由农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印证了产业、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丹尼尔斯等（Daniels，et al．，1991）从城镇化层面探索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协调发展，通过对美国各大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计量分析，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城市区域性市场基础上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国经济呈现出沉闷的局面，百业待举，这其中也包括了商贸流通产业。改革开放之后，为缓解就业压力、改善民生、盘活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促进了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使得商贸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马洪（1997）首次指出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商贸流通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文启湘（2000）指出商贸流通产业是反映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尤其在调节供求、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实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洪涛（2004）在《流通基础产业论》中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流通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基础产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先导和基础性作用。黄国雄（2005）指出商贸流通产业的社会化、贡献率、就业比、关联度与不可替代性使其具备了基础产业的全部特征，商贸流通产业是生产性产业，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则（2008年）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认为中国商贸流通产业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变迁中，影响力越来越大，产业辐射范围越来越广，尤其是在高新技术融入商贸流通产业以后，商贸流通产业在扩大内需、增加消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菊红、郝正亚（2014）通过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工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市场消费水平的定量分析，认为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在产业发展和转型、消费市场不断升级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先导性角色。王芳（2016）基于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对流通产业关联度、产业中间投入率、中间需求率、产业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与产业社会贡献度的分析，认为商贸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明显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特征。
国内众多学者分别从商贸流通产业对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对商贸流通产业的影响、商贸流通产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三个方面对商贸流通产业与城镇化关系加以探讨，为商贸流通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协调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一，商贸流通产业对城镇化的影响。
赵新平、周一星（2002）认为城市化过程就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聚集过程，其中商贸流通产业对城市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程涛等（2014）以黑龙江省为例，阐述了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指出商贸流通产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镇化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认为商贸流通产业在战略选择上的粗放式、结构上的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必须调整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战略以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丹宝坤等（2016）认为商贸流通产业在城镇化过程中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社会生活。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粗放式形式以及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到城镇化建设，必须从特色商贸、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调整商贸流通发展战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第二，城镇化对商贸流通产业的影响。
晏维龙（2006）利用1960—200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和流通业发展的年度数据，通过定量分析城市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认为城市化的进程不仅为流通业的发展带来了动力，而且为流通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刘文娟（2016）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商贸流通产业的效率影响程度，认为新型城镇化对商贸流通产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商贸流通产业的效率也会提高。
第三，商贸流通产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
张闯、夏春玉（2009）认为城市与流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流通活动创造了城市之间的关联，城市进而将整个经济体系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并尝试性地建立了一个城市间流通网络模型，并将网络中的流通活动分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单连波（2016）通过对具体地区商贸流通实例影响的论述，发现城镇化建设与商贸流通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王水平（2012）基于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分析，认为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战略框架下，城镇化和流通产业发展紧密相连。黎星池、韩小敏（2013）利用我国1991—2011年商贸流通产业生产总值和城镇化率数据并对其进行动态计量分析，指出我国城镇化和商贸流通产业互为因果关系。孙锦、王宏斐、曹秀丽（2014）通过对城乡商贸流通效率及城镇化建设影响的分析，认为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商贸流通产业水平及其流通效率的提高。俞彤晖（2018）通过构建流通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评价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2000—2017年中国流通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程度逐步提高，各区域流通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态势存在显著差异，耦合协调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向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