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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内部地理与国际贸易理论
关于内部地理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已经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国际贸易活动总是与经济活动的位置密切相关。例如，Krugman（1991）利用模型推导出母国市场效应，模型基于地理位置外部化，得出产业主要集聚在大国的结论。Krugman（1996）提出有关对外贸易与内部地理之间关系的理论，该理论将国际贸易与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的关系集中在产业层面，提出国际贸易可导致制造业活动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更加集聚。
Krugman和Elizondo（1996）研究了两国三个地区的框架模型。两个国家是指生产国与出口国，生产国有两个地点，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劳动力可以在生产国的两个地点间自由流动。当生产国为封闭经济时，则国内市场促使城市中心化，并形成大都市；当生产国贸易开放时，则大城市会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当贸易成本较高时，贸易自由度低，则企业会最大可能地接近消费者，易形成大都市；当贸易成本较低时，贸易自由度高，则国际贸易会促使生产与人口分散，不易形成大都市，此时国际贸易对内部地理的影响明显。
Crozet和Soubeyran（2004）则在Krugman和Elizondo（1996）的模型的基础上，对内部地理的两个区域，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进行异质性区分，将国内的两个地区分为边界地区和内陆地区。边界地区表示接近海外市场的地区，而内陆地区则远离海外市场。研究发现，若国外市场的竞争并不激烈，则国际贸易会促使国内的边界地区发展。
Behrens等（2007）研究在两国四区模型背景下，运输成本下降对内部地理的影响。每个国家有两个地区、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与资本）。当运输成本下降时，商品价格和工资将会改变。研究发现，当运输成本较高时，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将会促使地区经济集聚。
Behrens等（2006）研究在两国四区的框架下内陆地区企业的贸易行为，发现当国内的运输成本足够高的时候，内陆地区并不处于地理上的劣势，其可能吸引大量的企业，因为内部的高运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来自海外的竞争，从而确保公司能够在本地成长。Zeng和Zhao（2010）则在此基础上，研究两国四区模型中国家和区域大小的不同，并假设资本在国家间流动，国家间的贸易与内部地理存在显著关系。研究发现，随着贸易的开放，小国的区域差异性逐渐缩小。
Villar（1999）在Krugman和Elizondo（1996）的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国五区的模型，将国内的地理分为一个中心城市和两个边界城市。边界城市靠近海外市场，而中心地区城市则相对远离海外市场。研究发现，经济活动倾向于集聚在靠近海外市场的边界城市，而不会集聚在中心城市。
Bosker和Garretsen（2010）推算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贸易成本方程。作者将劳动力工资作为核心因素引入贸易成本方程中，结合实证数据，得出了双边贸易成本方程，从而推导出关联市场准入贸易成本，进而发现它影响到收入水平在不同空间的分布。Fratianni 和Marchionne（2012）研究了意大利不同省份间贸易成本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意大利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由于人均收入及工业结构不同而造成的异质性。
2.1.2 内部地理与他国出口经验
除理论研究外，众多经验研究也在不断推动内部地理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发展。不同国家的经验研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推动各国内部地理的影响机制研究的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Rodriguez-Pose等（2013）将第一地理特征与第二地理特征引入传统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地理特征对国内企业的出口行为的影响，发现印度尼西亚人口密度、人口区位等第二地理特征因素对于印度尼西亚企业的出口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样，Redding 和 Venables（2004）研究了101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将海岸线及河流周边100千米范围内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内部地理的重要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内部地理即河海周边的人口密度对于企业出口行为影响显著，这进一步论证了水运在国际贸易行为中的重要性。
内部地理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交通要道的布局上，也体现在核心区域布局方面。Farole 和 Winkler （2014）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企业的地理特征与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和集聚要素对于企业参与出口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集聚要素对于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重要性。Farole和Winkler（2014）针对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情况，研究企业的内部地理区位对其出口行为的影响，采用Probit模型。他们发现，对于布局在非核心地区的企业，地区的区域因素，如关税、电力、许可证获取时间等，以及集聚效应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显著。对于核心区域的企业，企业特征对企业出口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核心区域是指，若一国内某一地区范围内的企业数量总数是所有地区中最多的，则该区域被设定为核心区域，其他地区为非核心地区。
外部地理对于本国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根据阿根廷的经验，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阿根廷企业会雇佣更多的技术劳动力，相比之下，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和在阿根廷本国销售的企业，则雇佣的技术劳动力相对较少（Brambilla et al.， 2012）。阿根廷的经验表明外部地理对本国企业的劳动力结构会产生影响。与阿根廷情况相似，土耳其企业的出口目的国，对本国的企业也产生了显著影响。Cebeci（2014）研究发现，土耳其企业出口到高收入国家将会促使本国企业TFP提升，同时也对本国企业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这也进一步论证了外部地理对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外部地理对本国企业出口行为产生显著且重要影响。乌拉圭的经验表明，乌拉圭的大型且拥有更多出口经验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到遥远的目的国，这主要依赖于美国或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对乌拉圭本国企业的影响（Grosse et al.，2013）。
对目的国的选择对于本国出口企业具有显著影响，出口到不同目的国的企业，其特征有所不同。例如，葡萄牙企业中，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并且可出口更多品种的产品，出口价格也相对更高。这表明出口目的国对本国出口企业存在一定的筛选效应，高生产率、高质量的企业能够把商品销售到更高端的高收入国家市场（Bastos et al.， 2010）。
Chaney（2014）发现了更多的国际贸易中空间结构的一些规律。他发现法国企业将其在日本的联系中心作为法国企业的遥远中心，并作为获取更多海外联系的据点，企业能够拓展到更为遥远的海外市场，从而出口到更为遥远的海外市场。Rauch 和 Trindade（2002）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对于布局在海外华人集聚地区的中国企业，这些华人集聚地则成为中国企业拓展遥远海外市场的联系中心。Chaney（2014）基于上述逻辑，构建了理论模型，将海外的联系作为模型重要组成部分。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出口目的国的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和顺序，即企业出口多个国家时，企业出口到新的国家或市场，这个国家很可能是企业已经出口国家的相邻国，以此来明确出口目的国的顺序。Chaney（2014）认为，在遥远市场，也就是这个市场与其他国家相距甚远，这个国家市场的竞争程度相对缓和。因此，企业更容易进入这些遥远的国家，法国的出口企业印证了这一观点。
Koenig（2009）认为法国出口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促使法国企业决定出口，特别是对于出口到遥远市场的法国企业，地理空间集聚的作用更为明显。Schmeiser（2012）采用俄罗斯企业数据，研究企业学习出口效应对于企业选择目的国的影响，研究发现俄罗斯出口企业选择新的目的国或市场时，更倾向于选择出口到新的、与俄罗斯差异性更大、距离更为遥远且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Schlegelmilch和Crook（1988）利用英国工程公司的出口强度，研究并发现坐落在大城市的工程公司，出口强度更大；而坐落在其他规模城市的企业，其出口强度则较弱。英国的经验表明，在出口企业内部地理特征中，城市规模对企业出口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Mukim（2012）利用Logit模型对印度企业的内部地理区位与出口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模型考虑公司特征、集聚变量、第一地理特征、基础设施等要素。其中，第一地理特征被设定为包含了若干代表企业内部地理特征的变量，如到达最近港口的时间。研究发现远离港口的企业出口强度低，表明位于港口周边的出口企业，更能提高其出口强度。
Gries和Naudé（2007）验证了地理区位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机制。他们基于南非地区的数据，研究发现地区经济规模大，且具有良好的内部地理条件，如基础设施等，将有助于该地区出口行为的提升。Crozet和Soubeyran（2004）采用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案例，论证并提出罗马尼亚贸易活动将会更加活跃。
2.1.3 内部地理与中国出口经验
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地理面积广大，是中国内部地理的重要特征；同时，地理特征多样化，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分布呈现各自独有的特点。
从省级角度，Yi 和 Wang（2012）研究了中国内部地理特征与企业出口决策的关系，研究使用中国浙江省11个城市的工业企业数据，覆盖多个工业行业。作者采用GMM（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发现相比布局在内陆的企业，海港周边企业更有可能会从事出口活动。空间集聚对于企业决定出口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这与现有经济理论预测结果相同。
与浙江省的情况类似，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也存在因产业集聚而促使区域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情况。有学者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的要素以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明确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中所处的环节，采用虚拟变量形式，表示企业所处的区位是否为某个群体，从而确定企业的区位性影响因素（刘志彪 等，2009）。
从企业性质的角度，孔群喜（2001）采用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数据，将省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在位置按照江苏省地理区位特征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理区域，并设置虚拟变量应用到经验模型中。研究发现，苏南地区出口密度高于其他两个区域。因此，在江苏省内的区位，对外商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它也是外商企业决定是否出口的重要因素。苏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基础相对较好，对企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这一研究从具体省域角度，就企业在省内的地理区位对企业出口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明确内部地理在省级范围的影响机制。
Zhao和Zou（2002）研究了产业集中度和企业位置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作者采用新的指标衡量企业的地理位置，通过运输量、当地人均电话数量等要素计算新的地理位置指标，用于代表企业所在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研究发现位于海港地区的企业，不但享有通往港口的便利性，也能够降低其运输成本。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最多，该地区的本地企业能更便利地与外资企业产生信息互通；另一方面，东部地区集聚了较多的高技术劳动力，这使得东部地区企业具备相对优势。因此，东部地区企业更有可能出口，并且出口强度也相对较高。
外部地理对于企业出口行为也存在重要的影响，外部市场的区位环境对于本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将通过空间关联性得以实现。Defever等（2015）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企业出口目的国的空间关系进行分析，他采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回归与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当中国企业进入新的出口目的国时，这个新的目的国与现有出口目的国在地理空间上往往相邻，从而论证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目的国的空间关联性。该研究回答了出口企业如何选择新的出口目的国的问题。以中国企业将新加坡作为新的出口目的国为例，研究发现，凡是出口到马来西亚的企业，出口到新加坡的概率将会增加33%。
许德友和梁琦（2012）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促使优势地理地区出现产业集聚，促使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集聚在优势地理地区，并且这些优势地区的劳动力工资与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工资将会逐渐扩大，优势地区将保持这种优势。Cosar 和 Fajgelbaum（2016）则用实证研究论证了上述国际贸易与内部地理的运作机制。通过分析中国地级市的出口数据，研究认为中国的国际贸易促使国内的内部地理出现差异化趋势，东部地区吸引众多劳动力，人口密度高，而西部地区则是劳动力输出地区，人口密度低。国际贸易活动促使劳动力转移至东部地区。同时，模型还把中国与美国资本与劳动比作为重要变量，也是将相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作为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贸易促使中国内部地理分化，外贸型企业及劳动力集中在东部口岸地区，而中西部外贸型企业则相对较少，出现了内部产业分区的结果。
翟士军和赵磊（2016）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不同地区的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不同。研究发现，中国东、中、西三个内部不同地理位置企业的出口强度受各地区地级市产业结构的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东部和中部地区地级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出口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出口强度影响不显著。文章从空间角度分析了不同地理位置企业受不同区域影响的具体表现。
国内市场分割造成不同地区的企业采取不同销售策略。赵玉奇与柯善咨（2016）研究发现，中国市场分割越严重的地区，企业越有可能采用出口的策略而转向国际市场。中国西部地区企业相较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而言，面临较高的出口成本，因此，西部地区企业具有最高的出口意愿。西部地区企业通过这种方式销售产品。除地理因素外，市场分割是造成西部地区企业的策略产生差异化的另一个因素。
Hering和Poncet（2009）研究了国内市场开放对中国不同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情况，发现位于偏远地区的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贸易成本购买中间投入品并销售最终产品，直接运输成本则是促使企业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动机，地区间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差异性来源于教育水平的不同。Hering 和 Poncet（2010）同样采用经济地理模型研究国际贸易，特别是市场通达性对于中国国内不同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56座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市场通达性只对高技术劳动力及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影响明显。内部地理中接近国际市场的地区则处于明显的地理优势区域。这对于区域内的劳动力和企业影响显著，其他地区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转移，如劳动力。这种空间的移动促使劳动力工资水平产生空间的差异性。
2.1.4 中国与他国经验研究对比
关于国际贸易和内部地理关系的经验研究，国内外学者均做出了突出贡献。就研究内容和范畴而言，其他国家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性。以下是对他国经验与中国经验研究的简单比较及汇总。
第一，他国与中国的经验均表明，人口聚集或劳动力聚集是影响内部地理差异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要素，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特别是劳动力作为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在一国内的空间流动，导致国内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性。国内的研究均论证了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是导致国内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是对国际贸易影响的重要因素。国际贸易活动造成内部地理在不同地区工资水平的差异性，这主要也是源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促使各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劳动力结构不同而产生空间差异性。
第二，国内外研究均表明市场通达性是影响内部地理的关键所在。市场通达性即最终商品被运送到消费者所在地的便利性。无论是其他国家还是中国，国内地理与国际市场通达便利性更强的区域更具备地理优势，更容易聚集外贸企业，从而将地理优势转化为经济上的优势。
第三，从国别角度来看，现有文献研究发现法国与中国出口企业的新增出口目的国，均呈现出地理上与已有出口目的国的空间关联性。从地理联系上来看，空间的相近促使出口企业更容易进入已有出口国家的邻近国家，这便解决了出口企业如何选择新出口目的国的问题。
第四，现有文献对中国内部中东部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多，国外鲜有对国家内部地理的不同省级或州级范围的研究。其他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国家整体地理状况方面，现有文献对中国省级内部地理影响进行了研究。中国的经验研究较多是针对外贸活动集中度较高的地区进行的，对于省级内部地理的研究则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对于中西部地区研究甚少。
第五，运输成本是促使国内地理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运输成本对于内部地理空间格局影响明显，内部地理出现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贸易成本的不同，逐利性促使企业更倾向于转向贸易成本较低的区域，直接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便是运输成本。因此，运输成本促使内部地理产生变化。
2.1.5 文献评述
在企业异质性理论得到发展后，大量的文献研究了企业是否出口的决定因素，这已经有大量实证研究加以论证，现有的文献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已经较为深入和充分。
但是，对企业选择出口目的国的研究，集中在企业的内部地理区位对企业出口选择是否有影响方面，而对于出口贸易伙伴国方向选择的研究甚少。目前，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企业决定出口后，其出口方向以及出口之后的影响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则不多。除传统意义上使用贸易引力模型确定目的国特征外，对于从空间地理角度选择出口目的国的研究也不多。
本书从内部地理视角研究企业在确定出口后的出口方向以及出口强度，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很好的补充。因此，本书综合已有文献的研究，挖掘本书的研究切入口，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现有的研究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