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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它包括《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五个篇章和《冬阳·童年·骆驼队》一个短章。在叙事中，作者通过英子童稚的双眼，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南的历史面貌和大人世界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整体节奏舒缓，满蓄着温情和忧伤，言说着人世的无奈和沧桑，令人久久吟味和长叹。
林海音女士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多是市民阶层，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境遇中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惠、温柔、善良，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这部小说中有或深或浅的自传痕迹，但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而是以小见大，所以我们可以从《城南旧事》中窥见时代风云与人世变迁。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不小的影响。
“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这是林海音女士写这本小说的初衷。该作品于1983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分获中国电影金鸡奖、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等。
（一）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被大家称为“疯子”、家人会阻止你接近的人？即便这样，你有没有尝试着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遭遇，观察和倾听他们的内心故事？或许，一颗被世人遗弃的心灵，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和一种良善的气质。《惠安馆》中的秀贞，就是街坊间相传的“疯子”，那时的英子只有6岁，是刚刚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在和秀贞的多次交往中，英子对她的认识渐渐发生了改变，在这个“疯子”身上，到底隐藏着怎样忧伤的故事和珍贵的品质？后来英子又为她做了什么？
请翻看《惠安馆》。
（二）父母常叮嘱我们要学会辨别好人与坏人，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吃陌生人的糖果，不要跟陌生人走……他们说得没错，这些都是为你的安全考虑。但是“坏人”两个字是不会写在脸上的，“好人”也是，所以，判断对方是好还是坏，就成了一个孩子的难题。书中的英子是怎么判断的呢？是“嘴唇厚厚敦敦的”，应该是个好人？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总之，她判断人的标准很特别，不知你是否赞同。
请翻看《我们看海去》
（三）在你的童年记忆里，有没有收到过特别的手工礼物？比如一只竹蟋蟀，一只纸糊风筝，一个芦苇口哨……相信每一件礼物的背后，都有一个特别的人，或是一段难忘的记忆，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吗？书中的兰姨娘曾送给英子一只西瓜灯，那个夏天的夜晚，古灵精怪的英子提着西瓜灯，做了一件有点伟大的事，这件事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特别是兰姨娘，因英子的帮助，她成了一个怎样特别的女子？又开启了怎样崭新的人生呢？
请翻看《兰姨娘》
（四）从小到大，除母亲外，还有谁为你讲故事、哼歌谣、哄你入睡？谁为你梳小辫儿、纳鞋底、牵你踉踉跄跄长大？她们也许不是你的至亲，但一定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人，是对你有养育之恩的人。书中的宋妈是英子家的姆妈，多年来她对孩子们悉心照料，嘘寒问暖，精心安排全家的起居，她是对英子一家有恩情的人。可是宋妈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残酷与凄凉呢？
请翻看《驴打滚儿》
（五）“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你一定听过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整个基调有一种人生无常的凄美和诗意。从小到大，你有没有体会过离别，在什么时候和谁离别？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和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过去的生活告别，和儿时的伙伴、心爱的玩具、居住过的地点告别。而英子最终也经历了与父亲的离别，她是怎么面对的呢？
请翻看《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差不多快十年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写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
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我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作“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地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的声音，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我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1951年7月28日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得了肺病的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他的早死与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种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1951年8月8日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哪是真哪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愚呆而神圣吗？
1960年7月在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