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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研究领域，关于传媒体制的主流研究通常采取功能主义范式。传媒体制的概念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中有关传媒运作的持久而稳定的制度安排，它通常基于某种既有的价值标准和根本大法层面的基本原则，并以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政策方针加以体现，共同架构起传媒的运作环境。传媒体制主要用以赋予和限定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地位、角色，制定相关信息传播的行为规范，进而在实践层面上控制和调节信息（新闻）的生产、分配、流通，传媒体制主要包括三大要件，即宏观管理、采编运作和经营分配。由此形成了一种常见的传媒制度分析路径，研究者可以对特定国家的传媒事业进行实证分析，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进而建立关于传媒体制和政策的类型学。另外，在解释传媒体制形成的问题上，该范式的分析也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通常强调传媒体制的动力靠外力推动或人为设计，外力可进一步区分为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国家的法规与政策，二是外国模式的移入，因此，研究者往往以此二因素作为导致传媒体制与政策变革的根本动力。
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将传媒事业的各部分构成都分配相应的功能，它们维持着更大的社会系统的运行。其中，信息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资源或资产，信息的属性——意识形态的或商品的——被认为取决于传媒体制的类型，信息可以量化，也能通过媒介系统进行传播，并被广大区域内的受众所接收和使用（消费）。这种功能主义的传媒体制分析方式假设了一个等级体系，国家被作为整体，传媒和其他分化的领域构成整体的功能单位，直接后果就是简化和割裂了传媒与信息同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的联系，进一步导致对于塑造传媒体制的各种内生动力的系统性盲视。
为了重新配置关于传媒体制研究的概念框架，我们首先面临的是重估传媒体制、信息与政治的关系。对于功能主义的传媒体制研究而言，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分析传媒体制的决定性条件，传媒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延伸或派生形式。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撰写的《传媒的四种理论》，依据传媒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考察，建立了四种传媒体制的类型学。
在功能主义的传媒体制视野里，依据国家对媒体的控制程度可以方便地建立传媒体制的基本区分，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被认为建立在国家对传媒的控制、操纵的基础上，大众传媒是权力垄断的关键，信息也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传媒被视为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的社会传播系统，它可以采取公共性或商业性的组织形式，能够通过影响公共舆论、政治社会化以及社会动员等多种方式，对政治产生影响。无论落在光谱何处，这种功能主义的态度都将国家作为传媒体制的基础，国家被视为制约着包括传媒在内的各种社会领域的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持相似的逻辑，传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受制于国家（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尽管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有关理论做出修正，试图摆脱经济决定论，赋予传媒——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以自主性，但并未根本改变在传媒体制分析中国家的基础地位。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体类型，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因而将它作为理解传媒体制的原初条件的看法本身存在着疏漏。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观察到，人们为了联合起来，创办和发行报刊，而成为社团的人们为了结合不散，需要继续制造报刊。托克维尔把在社团和报刊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概括为：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
媒介研究中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以不同的方式呼应了托克维尔的结论。技术决定论主张，技术是社会变化的内生动力，技术的变化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它的效果积累将导致社会的变迁。技术决定论代表理论家伊尼斯（Harold Innis）指出，新传播媒介的发展与应用，将导致新文明的产生。
杜鲁门（David Truman）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发现了大众传媒对现代国家的影响。
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扩张对于现代政治的根本性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社会交往的性质，个人之间不再完全依靠传统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交往，形成了一种信息流动频率更加快速、更具有整体性的交往模式，这为利益集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级的理论也不难发现信息的重要性，阶级从“自在”向“自为”的发展意味着阶级意识的确立，这个过程需要先进知识分子的信息生产，因为无产阶级不能表征他们自己，他们只能被表征。
传播生态学（communication ecology）研究表明，人类制度和组织与信息传播的各种基本特征相适应。
在文明的形成、社团、利益集团以及人类制度的各种论述中，信息都被赋予了关键角色。如何才能够既充分考虑到信息概念的复杂性，又不落入本质主义的窠臼？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在谈到概念的时候，采纳了“块茎”的隐喻来说明概念并非简单的实体，而是多重性的，可采取许多不同的意义。 [1] 本研究中对信息概念的界定，即考虑到信息同社会文化的物质实践的联系，试图深入挖掘信息传播作为历史变迁的行动者，及其所具有的塑造社会文化的能力。信息可以定义为以语言、话语、文本等有组织的陈述形式，所传播的各种事实、知识、信仰等数据或素材。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经谈到共同体与语言之间的特殊联系。这个论断有助于我们洞悉信息与人类制度之间的动力关系。马克思首先驳斥了语言是单个人产物的观点，指出语言本身一定是共同体的产物，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
语言是共同体产生的前提条件，共同体构成个人对于共同语言的拥有必须以共同体为媒介，个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能把语言看作属于自己的东西。马克思关于再生产实践的论述表明，在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客体而且劳动者主体也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人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本书以信息基础结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概念来表述共同体建立的前提条件：语言、观念、交往方式等。这种信息基础结构的变化随着生产和再生产而发生，它持续地塑造着共同体的面貌。对于特定共同体而言，稳定的话语传统有助于传统的维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固，因此共同体往往会以制度化的方式对话语传统以及更内在的信息基础结构进行管理，传媒体制由此得以形成。强权统治往往诉诸各种手段压制语言、观念、交往方式和需要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再生产），来保持其叙事传统，而这反过来会引起话语危机，继而导致共同体秩序变革。共同体的信息基础结构变化会引起各种反应，其中话语比生产方式对变化更为敏感，革命意味着共同体秩序根本改变，从而适应新的信息基础结构。
随着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普及，信息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交织在一起，每一次显著的社会变革都同信息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表现出关联性。虽然很多研究者都不主张轻易地采取技术决定论的态度，将社会变革简单地归因于某种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但不可否认的是信息具有强大的社会变革潜能。信息所具有的社会变革能力基于它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信息具有赋形能力，信息不仅能够赋予特定事物以指称或定义，而且能够通过处理信息而操作和控制事物；另一方面，信息也具有变形能力，信息能够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实现转换，对于理解现实世界的各种重要问题而言，信息能够实现观念和行动之间的转换。信息与政治的联系性就此浮现出来了。在面临竞争性观点（多样性）和利益冲突（稀缺性）的前提条件下，政治作为制定集体决策以及维持或改变基本社会规则的活动，各种形式的信息实践——劝说、游说、辩论以及投票等，贯穿在整个政治过程中。人们关于现代政治、民主与专制、国家政体特征诸如此类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家的信息传播特征及模式密切相关。信息构成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关键，它不仅提供关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运作的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现代社会形成与变化的深层次动力层面。
现代性自身固有的矛盾性决定了在其发展中不可能是平衡和均质的，我们可以透过工业化、民主化等要素来揭示现代性的差异性。同样的，信息传播的差异可以被作为考察现代性或现代化的主要变量。历史地来看，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现代性的产物。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看作在印刷术（制造出想象的共同体）和大众教育（普及包括公民和民主等观念在内的现代价值观）双重力量推动下，所导致的信息革命的结构性后果。现代性通常被用来描述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彼此交织的转变，不仅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结构性层面的分化，而且包括文化上的变化。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了的文化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借以实现自我理解的信息。此外，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同大众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革新与社会普及，社会上流通的信息数量和形态急剧增加，又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在民族国家的塑造力量中，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缘关系等要素，信息也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但被忽视的方面。与王朝或帝国等传统政治体制形态相比，民族国家是建立在不同的信息基础结构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观念居于它的核心，围绕着民族主义观念形成了新的集体和个体自我意识，社会团结、价值观、身份认同以及日常生活的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报刊传播民族主义的信息制造出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民族国家通过创立传媒体制和运作媒体而参与、影响社会的结构化。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具有全球性和本土性双重特性。在不同的文化和区域共同孕育出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也发展出不同的类型。
这就从信息的角度解释了民族国家的形态差异，因为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虽然都卷入了从传统向现代的信息基础结构的变革，但它们各自建立在不同的信息基础结构基础上，而正是这种信息基础结构的差异塑造了民族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形态。
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众多社团构筑起来的社团结构。国家的概念包含一个关键的信息维度：一方面，国家的存在及其性质同信息传播的程度和模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本研究呼吁特别关注的，信息传播的模式和内容本身构成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发展的前提条件。一旦我们能够捕捉理解这两方面辩证关系，我们将不仅获得分析、比较特定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发展模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将有可能洞察到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怎样从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逐渐结构化而来。传统上以功能主义为主导范式的传媒体制研究，实际上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个信息维度的一个方面，把传媒体制视为特定国家内部的一种持久而稳定的制度安排，它延伸和体现了国家的政治体制特征，以这样的逻辑对传媒体制分析将指向以国家为标靶，诸如国家的性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它遗漏了这个信息维度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作为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结构特征形成与塑造动力的面向，与此同时，也失落了传媒体制研究的更富批判性的理论潜力。
通过将传媒体制问题重置在信息基础结构的论域之中，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察传媒体制化的历史路径。传媒作为现代中国建构的重要行动者，其制度化实践在现代中国诞生之前即已经发生了。关于中国传媒体制的分析，为我们发现被系统性忽略的信息基础结构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语境，我们试图从中发现革命首先作为信息基础结构的剧烈变革而凝聚，以及信息基础结构的变化与重构同现代中国建立之间的深层关联。信息基础结构变化过程中，信息传播所释放出来的赋行和变形力量，同其他类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交互，共同影响了国家的结构化，而传媒领域的制度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本书关于中国传媒体制的变迁与沿革的研究，将在中国历史语境下将这个被割裂的信息维度统一起来，并试图探讨信息传播同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进行一场观念的探险，把关于传媒体制的考察同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相关联，并试图以新的视角和更具有批判性的精神，对现代中国传媒体制的形成的塑造动力进行深入探究。
现代性的“自传”中有两个共生母题，即“觉醒”和“革命”。“觉醒”意味着新的生命历程，意味着旧有连续性状态的断裂和新秩序的诞生，此即“革命”之谓也，“觉醒”犹硬币之双面般与“革命”共生。作为“觉醒”与“革命”的结果，现代性重新定位历史的结构，诞生了新的知识（科学精神）、权力（民主政治）与自我（艺术自由与伦理自律），理性为三者的共同内核。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就奠基在这种重新结构化的基础之上。
然而，作为现代性普遍主题的“觉醒”因语境的差异而不同，它的历史性出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中呈现为不同的面貌。在现代性的源头——欧洲，觉醒是以理性唤起和人文精神复苏为特征：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宏大的变革，书写了欧洲漫长的革命。欧洲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体系的平衡，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取代了多区域的多元文明分布式发展的历史进程。欧洲在迎来现代性的光亮之后，却以殖民主义重新定义了世界秩序，将现代性的黑暗强加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对于被现代性黑暗面所笼罩的全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而言，现代性的觉醒和革命母题卷入了更多的使命，除了要寻求本民族的现代性之外，他们还要同现代性本身做斗争，即以解除殖民主义为使命而对抗现代性的黑暗面。
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了现代性历史进程的一个具有救赎性的主体。对于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的民族而言，其现代性的觉醒与革命母题可以再分为三重任务：一是救亡，粉碎中国人思维中几乎成为定式的王朝更替的历史观，认识“中央之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两种世界观的实质，揭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依附与屈从所带来的燃眉危机，即亡国灭种；二是启蒙，寻求在现代性以及全球范围的不平衡秩序条件下，重新讲述中国的历史，以民族主义观念唤醒中华民族并且重建民族文化；三是动员，在民族觉醒、民族国家观念确立的条件下，进行全面的群众总动员，全面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富强。救亡、启蒙与动员的目标是实现“中央之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通过全面的革命和建设实现国家独立富强，重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仅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要再创中国的世界。
晚清以来积贫积弱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与西方列强的入侵，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根源。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后来演变为立宪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分别提出了两套国家发展方案，最终由革命运动的方案创立了共和政体，彻底重构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然而外国入侵和国内分裂割据，直接影响了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即实现社会动员。中国的革命者最终在俄国革命的启发与激励下，采取了以有组织的政党作为社会经济变革的领导者。现代中国的建立，历经了自晚清以来一个世纪的革命。在这场中国的漫长的革命里，我们能够辨别出三个关键主题。理解现代中国传媒体制之特征的历史规定性就蕴藏在这种多主题交织的革命语境之中。第一个主题同救亡使命相对应，可以称为国家独立。其使命体现了民族主义最迫切和直接的要求，具体任务可以概括为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实现国家独立，中国为摆脱受列强控制寻求国家独立的行动，构成全球范围内反帝国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家独立进程加速，但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打断了这个进程，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成立，才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的目标。第二个主题体现了启蒙使命的具体要求，即国家统一。它针对阻碍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另一个敌人，也是现代性顽固对手的封建主义，与外部强权控制相比，国内的军阀割据同样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国家统一的任务就是要结束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内长期存在的政治、军事的分裂割据状态，最终目标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的最高中央政治权威统治下的、享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国家发展成为这场漫长革命的第三个主题，这是社会动员使命的归宿。该任务的核心使命是动员全民族各阶层民众，变革价值观与社会经济结构，完成社会现代化而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
同样的“觉醒”和“革命”主题，演变出不同的道路，导致了有关国家体制形成与演变解释问题上的差异。欧洲现代性提供了一种解释体制形成的内生论模型：在觉醒和革命过程中，基于理性而形成的人们共同接受的某种理念或契约（共识），人们为了维系这种契约而采取了制度化的实践，体制即此类制度化实践的结果。根据这种内生论模型，体制变革的根本动力，主要由于共同理念或契约的变化所引起，变革随着新的实践重新制度化而发生。共有理念或契约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信息基础结构，而引起共有理念或契约变化不仅源于信息，并且最终要形成新的信息基础结构。这种内生论体制变革模型后来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强调诉诸信息传播转变人们的共有理念，从而实现传统向现代体制的过渡。而从后发展或者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角度，形成了另一种理解体制形成和变迁的模式，这里称之为外源论。与内生论模型相对，外源论强调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外生的，靠外力推动或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取得成功。这种外源论通常同殖民地史的框架联系在一起。
若从这两种解释模式同现代性的内在联系来看，外源论实际上是内生论模型的一种从属的或派生的形式。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这两种现代社会变迁模式背后隐蔽的权力关系。殖民地民族的现代性普遍交织着“器”与“道”两股进程，一方面是朝向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在文化、观念层面对变化的支持与解释。欧洲现代性取得了优先性和合法性位置，支配着“道”与“器”层面的想象，从而成为后发现代性民族借以自我界定的普遍知识，对它们而言，一个冷酷的现实就是现代性补充了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的权力空间。各种后殖民理论以其独具的批判锋芒，钻透现代性的权力地层，揭示现代性内在的矛盾性，即它作为唤醒和革命过程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全球性支配权力体系，维系了异化与剥削的后殖民世界体系。
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增加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或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建构。随着列强入侵，中国传统上对外交往中奉行的朝贡体系瓦解，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同时，中国逐步被迫介入了世界性商业贸易体系，中国产业的营收因世界范围的贸易供求关系波动而荣枯起伏，这种联系也从另一方面促生了不同的观念，即中国与英法美德日等国无异乃世界之一国矣。新的自我定位确认了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而在如何实现现代性目标问题上面临着道路选择的难题。晚清出版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报刊发行，对于最终促成问题的提出与讨论起到了关键作用，各种新式出版物发挥了信息的赋行和变形双重特性，即对于中国只不过是世界之一国而非中央之国的历史性地位加以观念化，相应地提出了除旧布新的秩序变革要求，并且在现代性道路问题上形成了多样化选择意识。
在关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解释上，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论调。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关于现代性的殖民地史框架主张，强调非西方的现代性应该被视为欧洲现代性历史的延续。在关于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动力和性质问题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是主流的分析范式。柯文（Paul Cohen）归纳了西方中心主义分析的三种典型模式：
一是“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中国的现代化源于对西方冲击的反应；二是“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认为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过渡尽管有其独特性，但从根本上而言依然重复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模式，即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三是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中国偏离了国家独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与西方中心论相对的解释可以称为中国中心观，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并且试图将现代性的基础奠置其上，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保持了延续性的古老文明，即使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最终也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因此，殖民地史框架的现代性版本存在明显的问题。古老的王朝和帝国传统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想象资源，它们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在中国借以自我确认和自我解释的多种模式之中，无论是在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政治实践中，我们都能够发现多种传统的适应性转化。柯文对于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做了系统的批评，最终提出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史学立场，通过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探究中国的现代性。由此得到一个最重要的启发，在探究现代中国传媒体制的形成问题上，决不能将问题简化为前文所提及现代性制度形成的外源论模型，相反，必须对于各种内生性因素——也就是“中国性”保持高度敏感。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上，固然要将其置于起源于欧洲的历史进程中，更重要的是发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同欧洲现代性之间的根本差别，“任何将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发展视为中国现代化前提条件的假设，只能反映出一种千篇一律的、单向的和单线的世界观”
。
在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现代性的滚滚车轮卷起的尘沙丝毫没有遮蔽它的权力机制。它将正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蜕变的“中央帝国”置于双重历史张力的境遇：现代性是完成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与现代性的遭遇又为这个文明古国辉煌历史续写了沦丧屈辱的一页。对于中国而言，现代性如同黎明，它必然来临但在光明绽放前要经历黑暗。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率先觉醒者和启蒙先行者，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性的光明与黑暗的双重性。在中国人拥抱现代性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一种迎接光明的历史感，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交织带来的“黑暗”不过是光明来临的前奏，中国可以通过革命彻底击溃它，通过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代表中华民族的现代中国，将实现“大同”理想，也就是一种革除了黑暗面的纯洁的现代性。现代中国真正标志着非西方社会攫升为现代性进程的历史行动者，作为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继续了现代性的基本规划，而意识到现代性之矛盾性的现代中国，同时肩负起在实现现代性规划过程中克服其中隐蔽的权力机制，尤其是它所带来的异化与剥削的历史使命。
中国现代性最根本的内在动力即源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各种“中国特色”的修辞贯穿在中国后来的各种制度化实践的话语中，该类语汇之中交织凝结了寄托与缅怀，保存本民族辉煌文明中曾经的优秀品质，并且摆脱或纠正现代性的暗面。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和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历史语境，救亡、启蒙和动员是中国现代性的根本使命，虽然在具体的现代性规划上存在多种选择，但最终只有革命性的现代性规划取得了胜利，即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
作为共同体的特殊类型，帝国和民族国家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制度秩序，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信息基础结构。中国同其他许多殖民地经历了相似的进程，就是通过革命而建立现代国家。但在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上，信息基础结构变革所产生的力量往往让位给政治、经济等通常被认为更具决定性的要素。革命和变革以“唤醒”民族为前提，列强的殖民扩张所导致的危亡使“唤醒”成为最紧迫的历史使命，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新结构化要待到民族觉醒方可推进。“唤醒”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辩证法，“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唤醒”首先是现代性的信息基础结构转型，中国现代性追求就是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演变，该革命过程经历了从话语到政治渐次推进。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和列强入侵直接重击了清王朝存续所赖的道德、知识模式，那么《马关条约》签署后爆涌的广泛抗议则敲响了帝国话语的丧钟。1895年至1900年间，出现了中国人自办出版的高潮，文学和报刊以积极、迅猛之势响应了抗议活动，报刊创办和小说创作浪潮标志着现代性在文化领域的自觉。清王朝的帝国政体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被彻底推翻，但作为清王朝崩溃先导的帝国话语危机早在此前就已经发生了，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当其体制化确立之前，首先在信息基础结构层面上发生了，我们必须意识到信息基础结构作为中国现代性塑造性力量的存在。
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中，盖尔纳（Ernest Gellner）、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的著作斧凿出一道独特的进路，他们的观念代表了关于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研究的“文化转向”。
盖尔纳强调“教育的或者可行的现代高层次文化”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安德森证明印刷技术以及应运而生的阅读公众奠定了民族的基础；霍布斯鲍姆则指出民族是一种话语构成，它实际上是由象征、仪式、神话和历史交织而构成的“被发明的传统”。三位理论家共享了两个基本观念：首先，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它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工业化而卷入民族国家和强权的建构；其次，民族主义应该被视为多元化的文化现象，民族是一个基于共同语言、传统、历史等所构成的动态的族裔形式，而不是基于相同的种族特征、共有地域以及共同法律赋予公民身份等要素所界定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那种将民族国家理解为基于共同地域的单一或多族裔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想法，实在是一种朴素的幻想，它忽略了民族（作为民族主义的族裔形式）所带给国家的文化维度，压制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因此，在考察现代性/现代化问题上，民族国家无疑是一个关键变量，但作为民族国家不能被还原为法律和政治概念。
在对中国现代性的观察中，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被许多研究者视为一个重要步骤。若以本书所主张的信息基础结构角度考察，我们将会发现该运动与帝国自持的联系远甚于同现代性变革的联系。在冯桂芬和曾国藩的努力下，自强运动最终成功地将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上，向西方学习现代科技、军事和工业，只不过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并非用西方现代精神来革新儒家传统。1895年甲午海战及战后《马关条约》宣布了自强运动的失败。在更深层意义上，清王朝的帝国话语也真正迈向了彻底的崩溃。尽管帝国制度的最终崩溃要等到1911年才来临，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能够从众多方面觉察到帝国话语的崩溃：报刊文学中的变革、邹容的《革命军》引发革命话语的大众化、义和团运动以及抵制洋货运动等抗议中清晰地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新力量，即民族主义。自强运动从根本上是由清王朝权力精英为了挽救延续逾两千年的信息基础结构——大一统的儒家道统以及帝国体制，所做的功能修复尝试。而表现为新情感并且常常伴随暴力的民族主义则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实践，旨在响应救亡、启蒙与动员的历史使命，为了独立、自主和富强目标而唤醒并动员大众，将其转化为政治规划，最终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以巩固和确保所有普遍要求的实现。与自强运动的功能性修补调适相比，民族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表达了反传统或非传统的普遍诉求，即自由、进步和平等。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通过民族主义而实现的救赎没有为大一统、王侯将相、纲常伦理等传统秩序预留座位。民族主义从根本上重构了中国的整体性：国家是“是人民之公产”而不是帝王家天下，
人民不再是臣民而“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尽管围绕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各种各样甚至彼此冲突的政治规划，但信息基础结构的重构已不可逆转地启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取代了帝王与纲常成为凝聚和动员人民的新核心。民族主义这种新情感才是推动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的深层动力，而自强运动并不具备这种力量。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初版里曾经写道：“我们常常会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理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
作者在修订第二版时进一步反思了这个观点，认识到其中的草率与肤浅之处在于，假设了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源于对19世纪欧洲君主制国家的直接模仿，而忽略了更深层的动因，即殖民地区自身的想象。我们不能因安德森的自我反思就抛弃他在初版里的发现，他实际上进一步推进了关于殖民地建立民族国家的动力，区分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延续了外源性模式，即对欧洲现代性的响应和模仿；第二个层次强调了殖民地民族现代性的内在动力，它重新配置了前文所描述的那种附属于欧洲支配权力的内生论模式，转而将内在动力置于殖民地民族现代性过程的核心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动力过程的构成：在殖民地区自身的想象中，诞生了超越面对面互动社区的共同体即民族，经由大众传媒、教育和新社群等中介，民族主义观念形成，一旦民族主义转化为政治实践，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政治基础得以确立，继而开始由国家所主导的现代性过程。我们已经表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特定信息基础结构相联系，民族国家的政治进程同信息基础结构的变迁之间具有深层关联性。与殖民地区想象相联系的共有理念或契约塑造了民族主义赖以形成的信息基础结构，它通过社会、政治与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化实践建构为民族国家。
在西方学界，研究者普遍接受民族先于国家并导致国家形成的观念，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民族形成条件及其特性的差异性。很多学者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同民族主义起源与发展的复杂性联系起来考察，由此编撰了民族主义观念欧洲中心论版本。例如格林菲尔德将民族主义作为通往现代的道路，概括出以英法德俄美五个国家为代表的五种类型，并且霸气宣称世界的命运由这五个社会所塑造。
戴维斯（Horace Davis）代表了较为谦逊的修辞，他区分了作为理性体现的启蒙型民族主义与基于文化和传统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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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种类型皆基于欧洲历史的归纳。各种西方中心论调的要害在于它们的权力性质，通过设定常规与偏差的二元对立，建立殖民主义话语以及殖民统治的秩序基础。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详尽阐释了这种二分法。所谓“常规的民族主义”类型是常态和标准，同欧洲启蒙运动、工业、进步观念以及现代民主有着共同物质和精神前提，民族主义因此被认为是同理性、自由和进步相联系的；而“特定的民族主义”类型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因而是复杂的、不纯正的、经常偏离常规的民族主义，它代表了一个充满混乱、矛盾和困扰的历史进程。
殖民主义将欧洲崛起以及对世界的发现的历史统一在欧洲现代性进程中。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发现的那样，一种博物学的视野与现代性交织而生。
欧洲与世界的现代关系围绕一种“凝视”（gaze）而建立，欧洲发现并凝视世界，欧洲确立了新的现代性世界秩序中的主体地位，而殖民地世界则被置于被凝视的客体位置。与博物学的实践相似，欧洲对世界进行了系统性的分类、排序，并以欧洲为中心加以优劣等级化安排在现代知识（学科体系）和物理空间（如博物馆、博览会等）之中，现代性世界的秩序就源自这种殖民主义博物学。对民族主义的分类系统表征了殖民主义博物学隐蔽的权力运作，它将西方——更具体地说是欧洲——的历史经验强加于非西方和殖民地区，并透过民族主义的话语将西方置于世界图像的中心。
以全球史的眼光来看，民族先于国家导致国家产生的观念本身就有问题。有两个关键例证可资观察，中国是第一个例子，前文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因素以及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的梳理已经说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呼吁“中国中心观”西方学者也充分注意到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第二个例子为非洲，虽然非洲全然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但非洲在解殖过程中常见的历史进程是国家先于民族。安德森对自己观点的修正，实际上提出了关于民族主义起源路径分析的问题，他的理论经历了从外源向内生视点的转换，从西方中心主义转向民粹主义。
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问题上，最广为人们所接受的看法是双重路径的综合：一是源于欧洲现代性及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二是清王朝积贫积弱病入膏肓。二者共同导致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这种危机的响应。中国旧有帝制秩序得以持存的首要条件是与外界完全隔绝，“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这种解释提供了一个革命史叙事的框架，并以解放和进步的作为叙事建构理念。那么，为什么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引爆点，究竟中国的民族主义如何发展为一种政治话语，这种话语的特性何在，等等问题，尚需要进一步探究。
前文指出，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信息基础结构的生成密切关联，信息基础结构的变化先于帝国的崩溃而发生，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迸发体现了信息基础结构的变动。信息基础结构的发生和形成是一个历史性过程，它透过一系列中介结构体接合而成，中国民族主义首先在由这些结构单位所构筑起的全新的认知或文化空间中萌生，最终膨胀为一种足以摧毁帝国秩序，并赢得民族独立的意识形态。以中国民族主义为内质的新信息基础结构，从根本上重构中国的自我、道德与知识，也重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尝试建立以中国为自主主体的、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对世界的“凝视”。信息基础结构转型除了为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空间外，还有另一意义维度，即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中央之国”的移步换位重新“凝视”世界。历史表明，中国民族主义本身也充满不确定性的意识形态，所以依据它建构出多样化的政治规划。对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理解应该增加另一种路径，那就是从文化到政治。
从信息基础结构的角度看，为中国民族主义构筑生存空间的中介机构单位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大众报刊；其次是新式学校；第三是新知识分子；第四是远距离、跨地区的传播和交通系统，包括电报、电话和铁路等。前三者分别构成了推动现代中国转型的三大动力，即出版、教育和阶级（社群）。安德森和盖尔纳的经典论著，已经系统地阐明了报刊和教育同民族主义的关系。知识分子发挥了双重桥接的中介作用：一方面充当报刊和教育的主要行动者，并经由报刊和教育的传播从事知识分子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又充当着新社会结构的建构者，通过结社而创建新的阶级（社群）身份、地位和角色，并且通过与其他群体的互动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在现实实践中，报刊为新式教育鼓与呼，新式学校培育出新式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结社中诞生了新的知识阶层或社群，新知识群体创办发行报刊。
电报、电话等远距离传播技术和铁路交通系统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念和社会结构，并且将社会网络从地方的层次扩展到更广大的国家层次，新的国族认同于是生焉。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养成一个独特的阅读报纸习惯，在阅读新闻的同时手边总是放着中国与世界两本地图册，他会把新闻中提到的地方标注在地图上。报纸参与建构了毛泽东对中国空间想象，以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即中国非“中央之国”而是与其他众多国家一样的世界之一国。传统中国的群体纽带主要建立在方言和地区的基础上。费孝通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概括传统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这种社会秩序建立在以个人为中心、与他人所形成的关系网为基础。
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的基层权力运作过程中，地方士绅是重要的政治行动者。电报、电话等远距离通讯技术创造了打破地方限制的更大的方言体系，以铁路为代表的跨地区交通系统的出现则打破了距离的制约，使距离辽远的人们能够互相交流，从而建立了新的共同时空感。对于大众报刊、新式学校和新型知识分子而言，电报、电话、铁路为进行更广泛的启蒙和动员创造了条件，公共舆论和公共领域随着电报、电话、铁路的延伸而扩散，人们的忠诚尺度也逐渐地从地区转向国家和民族。
以报刊、新式学校、新知识群体为媒介，反传统或非传统的语言、观念、交往方式等逐渐结构化为新的信息基础结构。现代性的“觉醒”与“革命”母题就在其中酝酿，它们共同承担着中国救亡、启蒙与动员的历史使命。此外，中国现代性各要素——民族国家、社会、自我、 道德、知识等，都在这个新的信息基础结构中酝酿生长，并期待着更密集的制度化实践。在新的信息基础结构确立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也逐渐从多个结构单位的制度化实践中获得空间，逐步汇聚、凝结最终趋于形成稳定的话语。
真正通往现代中国的第一批公理，是由晚清维新派知识分子在强权衰落而致的文学话语危机中发现的。严复和夏曾佑注意到，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被士林贤哲视为下流小道的小说往往拥有强大的传播效能，史籍经传等“言实事者不易传”，而小说传奇之类“言虚事者易传”，
在欧美列强及日本“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梁启超和康有为深切体会到小说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发现，在欧洲和日本“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而在“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
。这些最初睁眼看世界的晚清知识分子分享了共同的意识，他们透过小说这种特定的信息形式，捕捉到在信息的特点和民众的特性之间存在广泛的关系，因而能够通过信息变革实现国民和社会改造。梁启超更将对中国命运的诊断同小说联系起来，断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小说被赋以政治教化、载道新民的历史使命。以严、夏、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因此全力倡导新小说实践，并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批报刊大力刊印小说。中国最初的现代性萌芽，也随着新小说和报刊的出版，以及由此汇聚的新知识群体和阅读公众的诞生而萌发。
改良派知识分子的尝试代表了发自精英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历史表明，改良派知识分子虽然充分意识到变革势在必行，但他们所主导的维新运动并没有接入满足大众需求的正确轨道。清帝国贫弱无能导致更多的社会怨恨与抗议，并与阶级抗争相交织，终于使革命成为变革中国的必然选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着手寻找不同的道路，就是通过政治革命而达成国家政权根本转变。
如果说维新派知识分子首先看到了西方列国的富强，诉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修辞，开展维新运动，试图通过君主立宪的政治规划来救清王朝于既倒，那么革命派知识分子大多在西方接受过教育，对于现代文明的民主化原则认识更加深刻，他们笃信民主、独立、平等、自由等理念。在对西方列强的理解上，革命派知识分子更多看到的是西方列国走向强大的历史原因，盖出于一系列伟大的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与革命相伴生的是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看到了意大利、普鲁士（德国）民族统一所带来的国家成功。因此，共和政治和民族主义成为革命知识分子变革中国的主要理念。中国历史上素有悠久的起义抗争传统，也给革命派知识分子以变革的想象力，但更大的价值来自这样的反思：为何最终起义抗争最终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在综合了欧美革命历史的基础上给出答案，认为其中根本原因在于轰轰烈烈的起义抗争并未改变中国王朝政体的本质，中国历史总是沿着分裂、混乱、统一、专制的圈子反复循环。革命派知识分子给出的诊断是，真正引入新的历史行动者，以共和制或联邦制取代君主制，国家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而非帝王的家天下。孙中山为此构想了一场宏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以民族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以民权革命建立民主共和，以民生革命实现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
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中国革命的状态为之一变。围绕同盟会形成了革命与政治的中心组织，革命的社会基础和动员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到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取得了重大政治胜利，清王朝的帝国政权在革命冲击下土崩瓦解。然而，如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所指出，政治革命所改造的是政权结构而非社会结构。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未成为他所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革命虽然变革了中国的政治结构，但并未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要最终完成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还需要实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孙中山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表明他对于革命艰辛的理解。只有通过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实践，以共生强化的方式汇聚，才能真正实现现代中国的创建。
作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多舛的革命经历给他带来深切的教训：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任务不可能仅仅通过政治行动领域而达成。1924年1月至8月间，孙中山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进行了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充分表明了他的思虑。在论及民族主义时，孙中山指出，“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睡觉，不但是道德睡了觉，连知识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
实际上，孙中山也断言了与他所领导的政治革命之外进行的另一场革命胜利之不可能，那就是自1915年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延续了第一批公理，但引入更多的现代性经验对它重新阐述，最根本的变化是科学与民主观念成为话语主体。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认为能够通过重建道德和知识的文化革命而复兴中国。比发现政治行动和文化行动独力难支中国革命更重要的是，孙中山找到了使两条并行革命进程实现综合的契机即在于“觉醒”：在二者不同的路线规划中，都以唤起民族觉醒为主题。在随后的国民革命中，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革命最终统一为一场共同革命运动：唤醒沉睡的四万万人民、更新道德与知识并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的革命，概括起来就是民族的和大众的革命。
在全球历史视野中，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也是世界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早在1853年写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中，把中国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全球进程，并且揭示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辩证统一，清朝腐败统治造成中国人民的苦难，同时，清帝国体制又构成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争取共和与民主的更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革命。
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统治的文章里，马克思又关注了殖民统治作为导致从传统向现代变革动力的潜功能，“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把英国的殖民扩张视为世界历史一个辩证瞬间，或者自由主义者所谓“必要之恶”，现代性的民族力量作为殖民罪恶的一个副产品而历史性登场。
这提醒我们，在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将中国现代性问题作为世界现代性进程的单元加以考察。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列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王朝解体的过程。用信息基础结构的概念来讲，王朝解体是信息基础结构变革的政治表征，而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本身也是全球现代性进程逐渐聚焦和语境化的过程。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了一个总体性的历史范畴，但现代性在形成、发展和实现的过程中，以不同的进度和方式体现出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域——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同现代性的总体性相联系，以不均衡的状态发展。换言之，现代中国的创建，体现了全球范围的秩序重构，是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变化贯穿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并逐渐狭义化为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
结合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来考察，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信息基础结构转型的中国现代性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渐趋于稳定的历史化建构。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1895年，西方列强崛起与殖民扩张与清政府无能和犹豫不决同步共振导致帝国话语危机，建立在帝国信息基础结构之上的旧制度合法性和统治有效性趋于崩溃。英法等西方工业国家以战争和条约体系，迅速击溃了中华帝国自汉以来建立和经营的朝贡体系，标志着中国的命运成为全球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再现，中国被迫进入不平衡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晚清知识分子被迫放弃“中央之国”的世界观，在同帝国制度相疏离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被迫的全球认同。
1895年到1911年为第二阶段，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世界范围内的情势看，此阶段都应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与创建国家的新基础时期。在中国内部，甲午战争使中国身陷亡国灭种危机的边缘，国内兴起报刊出版热潮中诞生了新的公众与舆论，铁路交通的发展将广大地区连接起来，再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引入与散布，所有这一切都将重建国家与民众关系置于问题的焦点。此中酝酿了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第一方“舞台”：民族主义在与旧制度传统的张力中萌芽。维新派知识分子关于通向现代中国的第一批公理，主要从对清朝的官僚体制的封闭性及其礼仪化统治的批判出发，
觉悟到必须革新政治思想与制度，经由现代国家建构而救亡图存。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建立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国家发展框架，他们相信朝廷、贵族、家族与乡土为主体的帝制传统，阻碍了现代国家的建构，而将所有个体凝聚为各种现代社群，是通往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
在维新派知识分子的论述中，民族主义话语分布在朝廷与国家、臣民与国民和宗族与社会（群）等一系列构成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群之中。历史已经证明，清王朝根本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另一方面，在此时期，世界历史的主题之一是围绕殖民主义的辩证运动：在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瓜分殖民地，以确保其工业发展所需的能源和市场；在欧美以外的非工业化地区，反殖民主义作为对殖民主义之反应的运动盛行。世界历史的这一辩证运动，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诞生的另外两重“舞台”。一是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角度，将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兴起视为对于西方列强入侵的反应，由此形成了解释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乃至中国现代性的另一种框架，即中国/西方二元对立框架。在这种框架下，欧美现代性被视为代表普遍的、目的论的历史运动的前沿，民族主义是贯穿在欧美列强国家建构的共有意识形态。非欧美地区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则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另一个“舞台”。从关系空间上看，在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上，欧美工业化地区以外更广大的地区，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非西方的全球话语空间。以欧美和非欧美地区为“舞台”，为中国生产出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话语，欧美地区所代表的西方建构了现代性地缘政治的压制性权力，中国被置于一个发达与落后的民族国家博物体系的边缘。现代中国的实现，不能通过振兴儒学意识形态和改革传统制度达成（“舞台”一），模仿欧美工业化国家也无法真正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舞台”二）。而与非欧美地区的认同，产生了另一种世界意识和革命观念，通向现代中国的道路必须与非欧美地区的殖民地民族联合起来，中国的现代性因此被置入世界范围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解放进程中。无论上述何种“舞台”，民族主义都是中国通往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这也意味着通过重构国家与民众关系来建立新的国家基础。
第三阶段始自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既立，民族革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开始了制度化建构。根据盖尔纳的看法，民族主义制造了国家，而不是相反。
自从维新派知识分子发现通往现代中国的第一批公理以来，中国民族主义首先在文学和报刊中诞生并成长。革命派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分别在政治、文化领域发动革命实践，旨在通过政治和文化革新而唤醒中华民族。最终，文学、哲学、道德革命同政治汇合成为一个革命民族主义的概念，标志着现代中国信息基础结构的确立。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里，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成立无疑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们宣告中华民族觉醒任务初步达成，如何构建理想的民族政体和有效治理的问题继而产生。
稳固和强化民族主义意识同现代中国的治理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虽然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确立，但它作为建国方略所赖基础依然显得脆弱而且不均衡。从政治地理分布来看，民族主义和革命观念在欧美列强影响与渗透集中的区域，也就是中国南方和中部地区拥有更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在其他广阔的国土空间里，民族主义尚待培育和巩固。因此，围绕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发展，引出一系列政治方案。
从现代中国信息基础结构变迁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民族主义以极具反思性方式发展而生的重大成就。这种反思性集中体现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做出了批判性价值重估，欧美工业文明的发达不足以充分保证它的现代性楷模地位，因为欧美现代性的发展恰恰以对非欧美地区的殖民掠夺为条件，这充分暴露了欧美列强的帝国主义实质。反思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认同困境，强烈反传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本来试图从西方获取革命的知识与理论，如今意识到自己正在亲近的作为现代性楷模的西方同时是霸权、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邪恶西方，中国知识分子对欧美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西方，尤其是那些与自由主义竞争的思想潮流，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正如五四运动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中国知识分子以更富战斗性的姿态面对认同困境，面对相同的历史命题，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地搜索了歧异的思想资源。这也导致现代中国知识群体最初的分化，它表征了中国革命的不同道路及其信息基础结构的制度化实践的多样化。
[1] 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5.
[2] Horace Davis.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