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社会文化研究中，“体制”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通常被想象为一种超个人的结构性力量，从而拥有强大强制力和生产效能，在各领域产生各种各样的行动或实践形式。“体制”也由此积蓄了巨大的解释力，在学术研究、文化批评或日常闲谈中往往被视为造成某种现状的原因。换言之，无论是理解个体得失困扰、群体的生存境遇，还是解释驱动社会变迁的动力何在，体制始终在“何为现实”的追问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体制或者被赋以本体论意义，作为现实存在的对应物，作为组织化的社会关系系统；又或者被赋以认识价值，通过直接或者中介化的观察，揭示社会现实的运作；体制也常以象征方式出现在各种叙事中，人们借助对体制的修辞性表述而获得对社会现实的体验与感受。本书对传媒体制的探究尝试以旅行者的视线，穿梭于不同体制“景致”，从过去与现在、内部或外部、涉入或超然等多维视野，去描绘当代中国传媒体制的形成与变迁。

有关传媒体制的研究是现代传播学的重要论域之一。其核心预设认为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报刊运作多样化表象下，隐藏着普通知觉难以觉察的潜在秩序或结构，这种结构性力量通过传媒运作的具体形式制约和调整人类行动。传媒体制的概念被用来描述这种结构性力量，即现代国家内部有关传媒运作的持久而稳定的制度安排，它通常基于某种既有的价值标准和根本大法层面的核心原则，并以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政策方针加以体现，共同架构起传媒的运作环境。

在传播学视野中，逐渐凝结形成三个具代表性的研究兴趣。首先，以西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合撰的《传媒的四种理论》为核心建立了一套关于传媒体制的理论。在几位作者看来，传媒体制被视为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延伸，特定传媒组织运作反映了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形式。作者们依据“二战”后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为现代传媒体制建立了一套宏大的类型学，其中，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奉行的自由主义理论被设置在传媒体制的主体位置，与之相对的是威权主义传媒体制和共产主义传媒体制。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延伸奠定了传媒体制分析的另一个主流兴趣。马克思指出，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因果关系，从而将文化系统地与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这种取向的精神主旨是把传媒纳入经济决定论体系，视为建立在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传媒机构的所有权、组织方式、采编发行、经营运作乃至内容等都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分析传媒体制实际上就是在分析经济基础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所谓传媒体制从根本上就是人们通过传媒机构及其运作参与权力、权威以及各种文化资本等稀缺资源的分配，生产和再生产与之相关联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秩序。围绕技术决定论及其争论形成了同传播体制研究关系密切的第三个主要兴趣。麦克卢汉将媒介技术解释为人的延伸，并围绕媒介技术为主轴阐述了文明变迁的宏大框架，从口头传播的原始文化，到语言文字、书写和口传并存的读写文化，到以机械印刷技术为核心的印刷文化，再到以广播、电视和电脑为核心的电子文化，在这种分析中，传媒体制意味着作为身体延伸的技术应用，它改变身体感知现实的方式，并影响社会和文化。在与麦克卢汉的辩论中，威廉斯强调社会力量的重要性，社会、政治、经济等塑造性力量使媒介技术获得了社会形态，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抽离了社会选择、生产、消费等情境的传媒技术毫无意义。威廉斯提供一种不仅摆脱经济决定论，也超越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在传媒体制形态稳定的表象下，涌动着纷繁杂多的、活跃的、无定型的社会性力量，传媒体制的结构性外观形成、被辨识和再生产都与这些流动的社会性力量有意识的运动趋势密切相关。

本书对“传媒体制”的考察不想囿于某种权威定义，而是尝试通过将传媒体制历史化，联系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奠立，以及现代中国人的心灵状态、习俗传统以及生活形式之类文化范畴，结合宏观结构分析和微观个案等多维视角去探究当代中国传媒场域的结构化，理解围绕传媒运作所形成的共同经验如何提供意义共享的基础，进而塑造和维护社会存在与发展。“传媒体制”作为概念和经验现实，不仅同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赋予特定事物、观念以意义和形式。围绕传媒体制建构起来的话语空间一方面以知识的形式为个体构筑起行动的意义的路线图，另一方面又凭借“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区分约束着话语实践乃至现实的界限，对特定话语的允许和遮蔽也同时构成对这类话语所指向的“现实”的允许和遮蔽。

本书两位作者因学术结缘，既是学术探索的同行者，也是生活的伴侣。关于传媒体制与文化生产的关注是我们共同的学术兴趣之一。本书所呈现的内容是两位作者近年来围绕传媒体制与文化生产的一部分研究成果，书中一些章节的部分内容曾经以论文形式在有关刊物刊发，在本书中重新根据主题进行修订与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