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何衡量、评判现实主义的美学价值是韦勒克与格林伍德针锋相对的另一个火力点，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饱受欧美评论界攻击的导火索。随着结构主义和解构思潮兴起，现实主义美学原则遭到表征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20世纪下半期，西方学界发现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从此揭开了以“语言学转向”为先导的研究范式的转变。在结构主义语言观的认知框架下，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被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纯粹任意性关系（arbitrariness）所替代，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自身的描述性，只在于语言体系内部概念上和语音上的差异。索绪尔的观点突出了意义的建构性，语言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现实观，意义无法独立于语言而存在。在这样的语境下，司汤达的镜子说假定了“存在先于语言的现成观念”（Saussure 120），不再具有合理性，文学不过是结构、符号、成规构成的话语。用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话来说，结构主义挑战了常识观念，“最真实的是经验的事物，这种丰富、微妙、复杂的经验之家就是文学自身。和弗洛伊德一样，结构主义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理，即我们最熟悉的经验是结构的效果”（109）。

正是在语言学转向的理论背景下，1968年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巴特（RolandBarthes）发表了论文《真实效应》，宣称现实主义是“编造的”，其真实效应主要在于堆叠冗余的细节，而这些无用的描述只是为了符合文学的法则：“这些细节没有谓语性的功能，它是类比式的，其结构为纯粹的附加，没有融入选择和其他可能的回路——而这正是让叙事看似巨大的交通控制枢纽中心、有具体指涉的原因。”（11）细节的意义与其说是增加叙事的真实可信度，不如说是为了服从“支配再现的文化规则”（14）。在符号学的层次上，具体的细节由指涉物和能指直接碰撞而成，但所指却从符号中驱逐出去，形成指涉的幻觉。幻觉背后的真相是，真实作为现实主义叙事中内涵的所指消失了，却作为外延的所指悄然回归：“当人们以为细节直接指向现实时，细节其实只是默默地在意指现实而已。”（16）也就是说，“所指的缺场让指涉物形单影只，成为现实主义真正的能指。一种‘真实效应’就产生了，成为隐秘的‘似真性’的基础”（16）。巴特在1970年发表的《S/Z》中以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1830）为例，进一步指出现实主义的文本是“可读的文本”（lisible），而非“可写的文本”（scriptable）；现实主义作家表面上像在描述真实，但他在进行描述之前，总会把现实框入某个画面，比如《萨拉辛》中出现的一幅老人画像构成了文本内的意义矩阵，印证了现实在意指过程中隐退的观点，因而现实主义文本中的真实“只不过是（意指作用的）再现符码而已，它不是可付诸实施的符码：故事性的真实不可实行。把真实和可行视作一致……照小说的文类界限来说，必将毁坏小说”（164）。

《真实效应》发表三年之后，美国学者米勒（J.Hillis Miller）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虚构》从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转喻与隐喻的两极出发，认为在狄更斯《博兹札记》的现实主义叙事修辞中始终存在着两极之间的交叠、切换，原本被雅各布森认定的、维系现实主义叙事的转喻“成为隐喻的基础和支持”（296）。在隐喻的层面上，小说《博兹札记》中大量的欺骗、演戏、幻觉的主题贯穿其间，一方面中产阶级或底层阶级模仿上流社会人们的言行举止，另一方面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专业或业余的戏剧表演，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了隐射作品虚构性的母题（motif），也为小说提供了隐喻式语言的源泉。尤其作品对戏剧表演的强调提醒读者注意“英国社会整体而言建立在武断的成规之上，以对石头、纸、玻璃、布料的价值与意义的虚构性划归为基础，而这些正是构成伦敦的建筑、街道、服装、器皿的材料”（307）。由此，原来视作“现实主义的”其实是修辞的，而小说虚构的特质也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说巴特从符号学的视角、米勒在叙事修辞层面上“拆穿”了现实主义指涉外部世界的幻觉，那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思想则从根本上动摇了现实主义作为一套意指符码的稳定性。20世纪70年代初，德里达为解构统治西方文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二元对立，提出了“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把意义看作在意指链条上一连串不断滑动的能指，并称这种特殊的存在为“超验的所指”，从而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追寻限定在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文本自身（29）。换言之，“文本除了无休无止的异义扩延，它不讲述任何确定的东西，不显示故事自身以外任何可辨认的内容”（《文学行动》 145）。

面对20世纪70年代表征危机思潮的冲击，现实主义诗学并没有就此沉寂下去，也不缺少各种声援力量，如格兰特（Damian Grant）、斯特恩（J.P.Stern）等。他们并不能完全接受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对现实主义乃至语言自身的批判，但都逐步认可了现实主义建构性和虚构性的一面，并试图重新发掘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比如理查德·布林克曼（Richard Brinkmann）指出语言是现实主义的生产者，而不是复仇者，反对巴特对能指与所指过于简单的分类。布林克曼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接受了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社会构建，但并没有放弃客观性的价值。阿尔特（Robert Alter）质疑了将现实主义与反动打上等号的做法，阿尔特在第一部小说《塞万提斯》中看到了自反性的范例，认为自反性完全可以同现实主义的指涉性共同存在于作品中。在研究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自反性方面，莱文（George Levine）的《现实主义的想象》（1981）无疑是最深刻的一部专著。莱文开篇即指出“现实主义密切且权威地与现代主义立场相关”（3），这是因为“19世纪的作家们早已对他们的媒介本质产生了自觉意识”（4），这群力图让叙事有意义的现实主义者和力图与现实主义划清界限的现代批评家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历史延续性。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当然意识到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唯我论的陷阱，但他们依然奋力拼搏，试图在逆水行舟中揭示语言的困境：

他们的叙事和现代主义文本一样，并没有默许继承而来的秩序成规，而是奋力从一个在他们周围土崩瓦解的世界中重新构建一个世界。他们以惊人的频率，指向重构秩序的武断性，暗示传统文本的不足，通过自我指涉和戏仿提示自身文本的脆弱，却仍然甘冒风险，相信小说有可能会让我们至少稍微靠近一些非我和语言之外的东西。（4）

莱文特别指出，英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一种坚定的艺术与道德使命感，即便他们意识到语言的不足和自我指向性，但依然执着于“凭借语言来超越语言，以发现非语言的真实”（6），由此形成的内在矛盾性正彰显出现实主义的伟大之处。莱文进而提出将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定义为在讲述真实和延伸人类怜悯的道德旨归下的一种自觉意识行为：作家们必须一面自我矛盾地搁置以往再现的成规，并在同时建立新的规范。因此作为“一种历史冲动在文学方法上的体现”，现实主义其实是探索的，而非限定的（11）。构成现实主义的发现方法的认识论哲学根基在于17、18世纪的欧洲经验哲学，倾向把直接经验置于秩序体系的延续性之上，且平行于同时代的经验科学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沦为报告文学或“复制主义”，对日常生活的看似枯燥的记录是为了如爱略特所说发现个中的“诗歌与哀愁，悲剧与喜剧”，从而呈现出想象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18）。

莱文对维多利亚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重新审视与深度挖掘改写了人们对现实主义刻板的传统印象，不仅正面回击了把现实主义化约为一套方法成规和对应说信仰的做法，也为理解与探究现实主义的复杂性、矛盾性、过程性开辟了新的方向，比如詹姆逊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中延续了莱文的研究路径，把19世纪现实主义视为一个动态的悖论发展过程，“消极面和积极面形影不离地交织在一起，它的出现与发展同时也构成了自身不可避免的毁灭、衰败和解体”（6）。构成现实主义叙事的两个因素——叙述（recit）与情动（affect）代表着两种互斥的实践性：过去与永恒的当下。现实主义就是终结的命运与永恒当下之间张力的结果，这股试图在具体情境中把握感官印象的冲动最终演变为现代主义的开端。和以往一样，詹姆逊这本书并无特别致敬现实主义的意图，但当他紧贴现实主义创作脉动，草蛇灰线般勾勒出主导19世纪欧洲小说图景的美学冲动时，现实主义就不复是格林伍德在韦勒克文章里看到的“一个躺在某个文学实验室等待解剖的死标本”，具有了詹姆逊所谓“在出现处消失”的复杂性与活力。

除了解构思潮带来的美学冲击，现实主义还面临着西方学界基于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代表人物包括科沃德（Rosalind Coward）、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米勒（A.D.Miller）等，他们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拉康的主体性、福柯的规训话语等理论影响下，把现实主义小说与读者的关系判定为一种设置与被设置、询唤与被询唤、规训与被规训的关系。科沃德在《语言和唯物主义》（1977）中指出，现实主义发挥着揭示世界真相的功能，而这个被揭示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矛盾的、被本质支撑的同质化的表象世界，叙事过程也相应设置了一个同质化的读者——“固着在观看关系中的同质化主体”（50）。贝尔西在《批评实践》（1980）中把现实主义视为掩饰资本主义体制下必然产物——人性裂纹与瑕疵——的手段，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为了让读者们相信自己的心理健康，掩盖了读者自身真实的内在矛盾，“通过向主体的读者发声、询唤（interpellation），让他们自由接受其主体性和服从地位，从而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69）。经典现实主义文本的封闭性和话语等级秩序暗示了主体位置的固定和不变，借此询唤读者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塑性和规范。小说话语秩序中的优势话语往往为预设了聆听者的叙事者所掌控——作为读者的我们可以借助叙事者近乎历史般的全知话语，比人物更清楚地了解事情的走向；用贝尔西自己的话来说，“读者受到邀请构建一段更加全面的历史”（72）。读者参与构建的过程逐渐模糊了叙事文本作为话语的属性，被当作法国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严格与话语（discourse）区分开来的历史（history）。

米勒1988年发表的《小说与警察》借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规训”概念，认为19世纪小说在暗中通过警察发挥着规训读者主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警察并不可见，不可见不是因为他们不在场，而是因为小说已经系统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内化了警察的工作且压抑了其运作的证据。由此米勒大胆指出“小说的本质与警察实践之间有一种根本的交缠”（2），代表了一种“不易发觉、较少显著暴力色彩的‘社会控制’模式”（viii）。米勒指出，小说的文学话语早已盘根错节于现代社会的规训话语网络之中。更糟糕的是，无论读者如何挣扎反抗，只能更加深陷无所不在的权力话语，甚至连妄想式的反应也会卷入部分因小说而永久化的规训策略中。

科沃德、贝尔西、米勒等对现实主义美学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让现实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一度被冠以虚伪、愚民、保守、反动的负面标签而饱受非议。1985年《泰晤士文学增刊》上刊登的一篇书评这样写道：

当代理论家们的后现代著述中，有一些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得以流行于黑暗时代的传奇说法。现实主义小说的目的几乎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压抑人们对世界的疑问、将人们引向自满和愚钝的意识形态失忆症。（Baldwick 15）

不过，每当现实主义遭遇学术质疑时，总会有辩护者们予以积极回应，埃尔马斯（Elizabeth Ermarth）便是其中一个，她在《现实主义和英国小说的共识》（1983）中从叙事学角度巧妙化解了贝尔西对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埃尔马斯认为，现实主义文本提供的不同视点之间的协调一致，是一种源自15世纪欧洲绘画技法透视法（perspectivism）的共识美学产物；多个视点纷繁交错，要求读者必须走进一个由叙事者于人物之间微妙关系决定的中间距离，认识意义才能成为可能。不同于贝尔西给读者设定的被动角色，埃尔马斯的读者是解读故事意义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认知的基础来自于“一种确认的共同经验”（54）；同时小说的叙事结构与其意图突出任何优势话语，不如说打造了叙事者与众多人物的话语之间一种介于表面与深度、公开与私密的动态平衡关系，导向一个既非封闭也非完全开放式的文本系统。

相较埃尔马斯对贝尔西的低调反拨，塔里斯的《为现实主义辩护》（1988）则高调回应了包括贝尔西在内的西方学者们对现实主义的种种否定。塔里斯相信现实永远存在，古今皆然，无可辩驳。如果有人要称现实主义小说为赝品，那么也理当否认所有的非虚构故事、记忆和我们称之为事实的小故事。塔里斯认为贝尔西贬低了普通读者的理解能力，又拔高了批评家们的先锋性，“意识形态批评家们特别喜欢幻想自己有先知先觉，可以向依然沉浸在集体意识形态梦中的读者们呐喊，”而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人给了意识形态最为广阔的范围，他们自认可以对此夸夸其谈，结果把意识形态与理解作品变为几乎同一件事情”（Tallis55）。现实主义作家并不像贝尔西所言致力于打造统一的特定视角，正是司汤达首次以消解中心的方式呈现了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他通过不同参与者对同一事件的经验，放弃了大事件的连贯完整性，而呈现出时常令人困惑和难以理解的一系列小事件。这启发了托尔斯泰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消解历史的中心”（71）。所以“常常不是作家，而是批评家在制造唯一的神学观点。如果作家被当成上帝，这也许是因为批评家把他们自己视作神甫，在许多时候压迫其他读者——或互相压迫，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有权揭示作品意义”（74）。塔里斯为现实主义所做的辩护犀利率性，直击各路批判话语的命门——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以及批评家替代作家成为文本意义枢纽而形成的文本话语霸权。 db/ra8yp0Ls8oeBVKR5slF7bYZAJsKU1M1GIbDW41LNe9QBlhKQrCYaASNXd9h4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