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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诉求从这一概念在19世纪进入文学和艺术批评范畴开始，就已得到确认，韦勒克的文章对这段历史的梳理要言不烦——杜兰迪、尚弗勒里、萨克雷等在19世纪中期发表的一系列文学观点高举再现“当代生活和风俗”“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宣言，使得这一概念从萌芽起便与真实、现实等认识论问题密切相关，正如有学者所言，“探究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会立刻进入哲学邻域，面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即世界上存在着什么以及这样的世界如何被人们认知”（Lovell 6）。然穷其究竟，这或许与其同名“实在论”（realism）的哲学渊源存在一定关联。何为真实、如何认识真实的讨论从古希腊时期就是哲学家们关注的核心哲学话题，由此引发的古典时期哲学讨论深刻影响着两千多年来西方美学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认知。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先贤们认为，人类感觉经验范围之外的普遍概念只要被相信存在，即具有完全的自在性和真实性。他们的观点在13世纪神学家阿奎那的发展下形成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实在论”传统。诚然，实在论与现实主义并非一回事，但正如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所言，“经院哲学实在论观点的陌生性至少让人们注意到小说的一个特征，即可以类比为当代‘现实主义’变化的哲学意义”（12）。可见，现实主义从词源开始就深具哲学色彩，自17、18世纪笛卡尔、洛克、莱德等哲人经验主义认识论中汲取养分的现代小说更加无可辩驳地呈现了现实主义文学依托的哲学根基。对于秉承了19世纪民主化运动精神的现实主义而言，它“把以往从没有被审美地看到、被忽略，或在边界范围之外的事物带入文学或绘画的普通世界经验中”（Bowlby xiii）。伴随着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升，与他们经验世界紧密相关的当代的、个人的、日常的、家庭的画卷被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们一帧帧描绘出来，正如同16世纪的荷兰画派对普通市民生活的关注或18世纪英国画家霍加斯开创的社会风俗画，将从未进入审美视野的生活瞬间定格为永恒。
和所有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韦勒克与格林伍德从没有怀疑过现实主义概念的认识论属性，让他们针锋相对的疑问在于：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追求是否不受历史的制约而持续产生意义。持方观点的重要代表必须提及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摹仿论》，他认为“19世纪初反对文体有高低之分的古典学说不可能是第一次革命；浪漫派和现实主义当时所拆毁的障碍是16世纪末及17世纪时才由古典文学的严格摹仿学派建立起来的”（620），因此他首先将现实主义扩充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为了追索中世纪艺术思想的成形过程，又把视线投向古希腊文明时期，从而勾勒出贯穿西方三千年文学流变的现实主义线索。韦勒克认为奥尔巴赫的现实主义观结合了存在主义思想和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概念，实属异端。但奥尔巴赫的著述对现实主义诗学产生的影响至今依然不容忽视。就现实主义的历史性问题，德国文学理论家德麦兹1967年曾发文，试图在现实主义的超历史定义和时间段概念之间寻找到一个中间立场。德麦兹指出“事物或许早在名词出现之前就发展起来了”，如狄德罗评论悲喜剧和荷兰画派的文章中“真实的”概念（333）。德麦兹把现实主义看作“一种综合征，作为作家们写作时多多少少在脑中遇到一系列问题”，进而勾勒出四种主要关注焦点（336）。比如如何塑造现实的总体性画面、如何在理想化和民主化倾向之间定位主要人物、如何把人物放入物质能量的历史情境网络中，以及如何在拥抱世界的同时避免作家自己过于融入画面。这些问题构成的综合征随着19世纪现实主义的没落而消失，但是单个问题依然存在，因而现实主义在20世纪依然有存在的文学土壤。不满于西方小说发展现状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20世纪60年代呼唤新现实主义的到来，在《漫长的革命》中，他把现实主义看作一个“描述性术语”（274），允许不同的形变以推动现代小说沿着现实主义传统重新发现、理解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另外，陷入困境的当代小说已无法弥合人们情感与社会观察之间的鸿沟（284），也许只有在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和内容中方能实现富于创造力的发现（287）。
反方观点的领军人物当属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詹姆逊。20世纪80年代他从符号学立场出发，把现实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代的一套语言符号系统，有着具体的时间指向——包括“符号形成的时代、参符产生的时代、语言参照系统中新的行为产生的时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284），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具有神圣组织结构的各种社会形态，“这个时代投射出一个存在于符号和语言之外的，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参照物的外在客体世界”（同上）。现实主义就出现这个“文学语言和科学描述中产生说明性语汇的时代”（同上）。詹姆逊认为现实主义的符号体系在资本主义后期走向自我消解的边缘，随着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参符与所指、能指分离，“把曾经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客体的参符的经验弃置一旁，从而导入一种新的历史经验”（285），即现代主义。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语言的意义被搁置起来，对应着跨国资本、失去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286）。詹姆逊基于语言符号的表达特征，结合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若干阶段，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行了阶段性区分，虽然他也强调这些阶段有交叠的部分，但也各有开端与终点。2013年发表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便细致辩证地描摹了现实主义在19世纪的勃兴和20世纪初的衰落，从左拉、托尔斯泰、乔尔多、爱略特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出发，梳理现实主义若干个子文类（情节剧、成长小说、通奸小说、历史小说、自然主义）如何在解构、挪用原型情节中走向了最终的自我解体。从历史主义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不再是曾为现实主义提供突出内容的外部客体参照系，也无从知晓18、19世纪的日常生活形式，无可避免地导致现实主义让位于现代主义（5）。
那么，现实主义是否在失去19世纪的经济文化土壤之后，就告别了文学舞台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小说的发展曲线或许可以予以部分回答。文学史专家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反思战后英国青年作家时，发现“自由现实主义的复苏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写作的重要特征”（xv）。20世纪70年代初，洛奇（David Lodge）看到站在实验与传统十字路口的当代英国作家面临着或坚持现实主义，或进行虚构、元小说试验的重大选择，或者进行“问题式小说”（problematic novel）的探索，而他个人则表现了对现实主义小说未来的信念（32）。二十多年后他重温“十字路口”的话题，把当代作家比作在文学市场上组合各种风格与技巧的创作者，而现实主义一直是这种美学多元主义的“主导性力量”（15）。同一时期，海德在研究战后英国小说概况时指出，“如果后现代表达与英国作家们有关的话，那么它意味着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修正而非排斥”（Head 229）。基于把20世纪英国小说视为包括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叙事诗学的认知，叙事学研究者理查逊认为后现代现实主义或许是英国对小说发展的特色贡献（Richardson 305）。的确，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英国表现得尤为“灵活、宽泛、不稳定、彻底开放”，充分展现了其潜在的复数和多元属性（Gasiorek 181）。
近年来，沃伦斯坦（Imannuel Wallerstein）基于世界结构性经济联系而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莫莱蒂（Franco Moretti）由此衍化而来的世界文学体系，启迪了一些学者在全球/星球/跨国范围内审视现实主义文学的世界化问题（worlding），即如何以物质世界为构成前提，并塑造这些世界——“寻找看见、知晓、思考这些世界并被后者所感知的方式”（Goodlad 184）。2016年《小说》杂志现实主义专刊的撰稿者们认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早已打破曾以伦敦—巴黎为地缘政治轴心的19世纪老牌帝国文化霸权，如今在世界经济核心国家之外的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蓬勃发展；非洲的、东亚的、拉丁美洲的、南半球的大量文学作品正致力于发现、描绘曾被帝国遗忘的边缘人群的真实生活，这一现象被直接纳为2012年《现代语言季刊》的现实主义专题名称——“边缘的现实主义”（peripheral realism），这些有关前殖民地国家和弱势族群的书写试图弥合地方与全球的鸿沟，“以部分可能得以描述的方式、通过具体的真实面对世界体系”（Esty and Lye 285）。非洲的阿契贝（China Achebe）、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印度的高希（Amitav Ghosh）、巴哈特（Chetan Bhagat）、洛伊（Arundhati Roy），智利的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东印度群岛的托尔（Pramoedya Toer）等，纷纷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同时，后殖民视野中现实主义的潜能在于它并不拘泥于任何具体时代，而只受限于某种文学理想在不同层次和文本模式中的具体赋形（Sorensen 52-53）。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被殖民历史与当代生活经验完全超出了英美经典现实主义的想象，激发的现实主义冲动意味着要拓宽语言，从而服务于小说新的自我塑形，其本身就是“一种发现的方法，而不是再现已经存在的现实”（Levine 11）。不难看出，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诉求在21世纪的当下已经演化为一种全球化时代中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mapping），非但没有流露出半点偃旗息鼓的意思，反倒在新的理论话语激荡下充盈着满满的活力与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