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韦勒克与格林伍德的观点碰撞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围绕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持续展开的争鸣。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的观点并没有严格承袭两派阵营泾渭分明的核心立场，虽各有偏向，但亦会自由选择两大阵营论点，以服务于各自主张。韦勒克以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为参照，揭示了概念自身的误导性，又以同时代前苏联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新闻化”“文献化”走向为鉴，强调现实主义的时代局限性。《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发表之际适逢卢卡奇现实主义诗学在前苏联文艺界独领风骚而在西方学界频频遭遇质疑与挑战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而韦勒克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包含着主观性较强的价值评判，在回应格林伍德为现实主义美学价值的辩护时剑拔弩张，强烈反对把现实主义与伟大艺术画上等号，间接驳斥了卢卡奇对现实主义的绝对理性化。不过，韦勒克虽然拒斥卢卡奇“伟大的现实主义”诗学，实际在理解现实主义概念的问题上，却暗中对卢氏的基本框架有颇多借鉴，除了概念自身的三大基本内容，还汲取了他唯物史观的立场，将现实主义视作一个历史的、阶段性的文学事件，并没有采纳布莱希特等人试图用先锋派、现代主义创作拓展现实主义内涵与外延的做法。

格林伍德对现实主义的释读根植于对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具体研究，从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唯名论（nominalism）基础出发，在方法论上强调文学批评的认知属性，提出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命题，作为“流动概念”的现实主义因对应不同时代的世界观，应有不同的内容。格林伍德的主张令人联想到布莱希特等学者对现实主义在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延展式解读，甚至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加洛蒂（Roger Garaudy）1963年针对苏联文坛狭隘的现实主义理念而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吁求——“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171）。另一方面，基于对现实主义概念的开放认知，格林伍德也倾向认同卢卡奇对现实主义的高度推崇，视其为现代作家唯一可行的艺术道路。

从根本上看，韦勒克与格林伍德的辩论揭示了切入现实主义概念的多重维度：历史的、美学的、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的，不一而足且纷繁复杂。韦勒克的观点侧重从现实主义的历史维度揭示其美学问题和意识形态属性，格林伍德则立足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意义力证概念的普遍性价值。他们的出发点不同，讨论问题的维度并不总在一个层面上，很难简单评判孰对孰错，不过二者的关键分歧点却为审视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学界对现实主义诗学的认知走向提供了风向标。

韦勒克与格林伍德的论点分歧有两个关键点：其一，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实践的时间性问题，它究竟是受限于具体历史时空的一种叙事文学现象，还是文学（乃至艺术）在认识论层面上的永恒追求？其二，现实主义作为美学思想的方法论问题，即现实主义是否隐瞒了文学与现实的差别与距离，有意无意地引向审美误区，因而代表着一套自欺欺人的美学思想？前一个问题指向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命题，后者则有关现实主义的艺术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意大利的存在》一文中，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现实主义概念的这两重诉求无法兼容，“现实主义由于共时却无法兼容的审美与认知主张，是一个尤为不稳定的概念”，“对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真实内容的强调显然会被任何技术手法或作品本身人造表征的深化意识所削弱”（158）：若突出对现实的认知功能，则必然压制文学创作的形式技法，若探究再现现实的技术手法，则必然被暴露为“现实效果”或“现实主义的效果”（158），总之二者无法兼具。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特性后来在詹姆逊2013年发表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中被进一步挖掘。暂且不论现实主义概念的两大基本维度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初韦勒克和格林伍德辩论分歧点与20世纪90年代之后詹姆逊对现实主义矛盾解读之间的遥相呼应，提示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场讨论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探究现实主义诗学方向的先导性铺垫与预见。 eIieE+ojBBSumLqGk7wxoF71XU7fAXXY5erGkwnZayVSkkxagHqKrS1XBluix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