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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论及的现实主义诗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另一位人物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68年，巴特在《交际》（ Communications ）杂志第11期发表《真实效应》（“L'Effet de Réel”）一文，从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淳朴的心》和米什莱（Jules Michelet）《法国大革命史》中的两个细节入手，探讨了包括文学、历史著作在内的一切话语呈现现实的问题。
《淳朴的心》中引起巴特注意的细节是小说开头对欧班夫人家“正房”的描写，在“正房”里，“晴雨表下方的一架旧钢琴上，匣子、纸盒，堆得像一座金字塔”（福楼拜 3）。就这一描写，巴特指出，钢琴多少能表明欧班夫人的资产阶级身份，成堆的匣子与盒子多少能暗示房间的混乱状态，但晴雨表在此的作用令人费解，因为“这个物体不突兀却没有任何意义，初看之下并不属于可被‘记录’的东西范畴”（Barthes 84-85）。《法国大革命史》引起巴特注意的是一段关于吉伦特党人夏洛特·柯代的记述。柯代因刺杀马拉而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一位画家去狱中拜访她，想为她画一幅肖像。米什莱讲道：“一个半小时后，有人轻轻敲了敲她身后的一扇小门。”（171）巴特认为这个句子与福楼拜笔下的晴雨表一样，很难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得到解释，因为从故事或历史发展角度看，此处我们只需知道画家与行刑者到来的先后顺序，而“作画的时间、门的大小和位置都是无用的”（85）。
巴特将上文提到的两个细节称作“无用的细节”（85）。在他看来，此类细节在西方普通叙事作品中随处可见，因此对其进行思考就显得至关重要。以福楼拜作品为例，巴特总结出此类细节的两种功能。第一种是修辞学或诗学功能，此时细节与描写与其说是为描绘景观，不如说是为安插某些妙手偶得的佳句——对福楼拜来说是深具特色的隐喻——提供框架，重要的不是再现外部世界，而是进行一种风格练习。第二种功能可被称之为现实指涉功能。尽管福楼拜一直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作品，但他仍难以摆脱追求科学、客观与真实的时代精神。后者促使作家寻求方法，去体现作品的“真实性”甚至“科学性”，而提供精确的细节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细节因具体、精确而无用的特征，令读者“感觉自己所看到话语的唯一法则就是对现实的严格摹写，以及在读者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Todorov 7），因此“无用的细节”无须再具备其他功能，仅凭自身便足以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立足。《淳朴的心》中的晴雨表、《法国大革命史》中一扇门的形状与位置都是如此，这些具体而精确的细节对故事情节发展、人物性格与身份塑造、作品道德言说等并无助益，却通过自身向读者发出呼喊：我是一个现实主义符号，我表明了作者客观描摹现实的意图，保证了文本所言内容的真实性。
对上述细节所制造的效果，巴特提出了著名的“真实效应”一词。在同一篇文章中，巴特还提到“指涉幻象”一词，对他来说这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术语。不过我们仍能从字面看到，它们代表了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真实效应”强调文字的效果，“指涉幻象”指出了这种效果的本质，也即所谓的真实效果其实是一种假象（莫泊桑提到幻觉），由一些创作技巧营造，技巧之一便是提供具体而精确的细节。《真实效应》发表后，成为现实主义研究绕不过去的成果，有学者断言，“巴特的分析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书写视作修辞或严谨编码的话语，由此打开了一条思考后者的新通道。之后的学者尤其是菲利浦·哈蒙描述了这种话语，将其置于种种‘限制’的控制之下”（Dubois 36-37）。如果说尚弗勒里无意间涉及客观现实与文字制造的真实感之间的不对等性，那么巴特的真实效应论真正代表了现实主义理论话语的范式转型，对当代现实主义诗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由此从古典逼真性过渡到了现代逼真性，后者是一切现实主义的基础”（36）。
真实效应论可以说是某种现代语言理论和符号学发展的结果，根据这些理论，语言和现实世界一样是独立的存在，而不是用来指称现实的分类命名集，词也不是透明的标签，它无法也无意复写物。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因此并不直接指涉外部现实，它只是语言形式的总和，或遵循文学规约，或摹仿和回应其他文本，或象征精神领域，唯独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写照。在这种背景之下，“被抽空了内容的现实主义成了一个用来进行分析的形式效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整个法国叙述学都一头扎入了现实主义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不同，但都涉及同一个领域，皆试图将现实主义重新理解为一种形式”（孔帕尼翁 102）。
形式主义外加科学主义盛行的背景下，20世纪60—80年代的法国文论界出现了一些研究尝试，旨在从文学文本中提炼出构成现实主义话语的基本结构与程序。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应该是出版于1984年的《文学与现实》，该文集由热奈特和托多罗夫主编，收录了巴特旧文《真实效应》，以及上文提到的哈蒙等人的研究成果。例如在《受限的话语》一文中，哈蒙将现实主义话语的两大前提总结为“‘清晰性’（话语应该能够‘传达’某个信息）与描写”（ Un discours contraint 133），指出文本的清晰性立足于文本内外多重要素的互动，进而归纳出实现现实主义话语清晰性的十五个程序，包括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等叙事方法的运用、人物心理学动机探寻、明确历史背景设置、人地名等专有名词的选择（我们联想到尚弗勒里的观点）、词语含义单一清晰，等等（ Un discours contraint 135-163），正是这十五个程序“从不同方面去除了话语的模糊性，抹掉了人工制造的痕迹”（Dubois 37）。哈蒙的研究表明，现实主义文本远非通常认为的对现实的如实再现。与其他文本一样，现实主义文本也是高度“受限”的文本，其所呈现的客观性和真实感是作者谋篇布局的结果，诚如弗莱（Northrop Frye）所言，“现实主义的虚构作品……要使人信以为真则会涉及某些技巧问题”（15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