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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流入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是中国开放经济模式最核心的一部分。已有大量文献对影响FDI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和政策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经济基本面因素包括：资源优势（劳动力）、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陈涛涛（2003）指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更倾向于制造业，其原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优势。Vijayakumar et al.（2010）用1975—2007年间金砖五国（BRICS）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影响FDI流入的因素，并发现市场规模、劳动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汇率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Markusen（1998）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角度上运用数理模型得出运输成本、市场规模和规模经济对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影响FDI流入的政策影响因素包括：对外开放政策、税收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Kwan（2000）通过动态面板模型证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的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沿海开放区对FDI的地区流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Globerman and Shapiro（2002）指出，GDP和对外开放度对FDI流入的效应是显著为正的。田毕飞（2018）结合制度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东道国国际创业的概念模型，研究得出FDI与东道国总制度环境均对东道国国际创业具有促进作用。总之，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低等资源优势、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和税收政策直接影响了FDI生产成本。市场规模主要影响市场导向型FDI流入。在中国结售汇管理体制下，汇率水平影响FDI流入的换汇成本和利润汇出，同时汇率变化增加了出口导向型FDI在国际市场上的不确定性。
针对汇率对FDI流入的影响，研究者主要从汇率制度、东道国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性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亚洲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开始关注汇率制度选择和资本流动的关系。Obstfeld（2009）提出，浮动汇率制度意味着更高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Benassy-Quere（2001）从发展中国家长期吸引FDI流入的视角，结合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证明汇率的波动性对于FDI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Abbott and Cushman（2012）以70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广义矩模型（SYSGMM）得出，根据事实上（ de facto ）的固定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比浮动汇率制度更能吸引FDI流入。肖潇（2017）按照三种标准对资本进行细分，以全球162个经济体为样本，考察了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汇率制度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关于东道国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影响，大多数文献认为东道国货币升值不利于FDI流入。Froot and Stain（1989）提出，汇率影响相对财富，外国投资者用本国货币表示的财富 W f 折算成东道国货币表示的财富 w f 受到汇率 e 的影响。东道国货币升值（ e 下降），外国投资者对资产的保留价格与财富正相关，不利于外国投资者投资。Kohlhagen（1977）从利润汇回的角度，认为汇率变化会带来成本变动，影响海外子公司的相对利润。东道国货币升值时，海外子公司的相对利润下降，导致其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意愿减弱。关于汇率的波动性对FDI的影响，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Goldberg and Kolstad（1994）认为，汇率波动增加了直接出口到东道国的风险，而采用FDI的方式，直接在当地销售产品，能够规避汇率风险，因此，汇率波动促进了FDI流入。与此相反，Dixit（1997）将投资的期权理论应用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析上，认为汇率的波动性增加会使跨国公司投资延后，因此汇率波动会抑制FDI流入。
以上文献比较宏观地论证了汇率对FDI总量流入的影响，针对汇率对不同FDI流入类型的影响的研究很有限。实际上，出口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种类型的FDI受汇率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Kwan（2000）指出，不同类型的FDI对政策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因为，出口导向型FDI对税收优惠政策更为敏感，市场导向型FDI对市场准入以及影响东道国需求方面的政策更为敏感。Zhang and Song（2001）指出，中国的免税政策，尤其是对于来料加工（processing materials）和进料加工（processing imports）的免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出口。这会促进出口导向型FDI增加。关于FDI类型的划分，国内主流做法是按照产品的外销比例划分为出口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王自锋，2009；李书华，2013），或者按照产品是否可贸易划分为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于津平，2007）。其中，王自锋（2009）运用UNCTAD跨国公司中心数据库，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FDI流入的情况。根据各国在劳动成本和市场需求方面的差异性，计算产品外销比例并按国别划分FDI类别，分为市场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这一处理方式有助于我们比较宏观地了解样本国家吸引FDI的基本情况。但是中国是吸引FDI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区域和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因此，具体到国别分析，在研究中考虑东道国内部产业间和地区间的FDI的异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吸引外资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吸引FDI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FDI的分布由于非均衡的地域开放战略和投资导向政策呈现较大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无论从理论或实证角度，汇率对FDI影响的机制和程度都尚未定论。并且，以往学者在研究汇率如何影响FDI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已经完成汇率市场化的发达国家，而不是贸易依存度很高、正处在汇率制度改革进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学术界一致认为，不同的国家制度环境导致了FDI流入方式的差异，但少有学者从汇率影响出口进而影响FDI的角度进行研究。为此，本文考虑到中国FDI流入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包含产品外销比例的一般均衡的两国模型，探索汇率对不同类型FDI影响的机制。同时本文选取1999—2007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型FDI流入的影响，并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检验了这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