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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对象与核心范畴的界定
为了厘清美国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规律，本书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1）分析美国少数族裔通过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两个路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机理；（2）分析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互动的三大领域，分别为美国少数族裔与美国国家实力构建之间的逻辑关联、美国少数族裔与国际移民合作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逻辑关联。为使研究更好地展开，这里对本书涉及的一些研究对象与核心范畴先作界定，包括美国的种族和族群、美国少数族裔、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和少数族裔人口权力、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路径、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互动的三大领域。
在界定美国少数族裔之前，有必要先界定美国的种族和族群。种族强调生物学上的意义，是表现出与其他群体不同的遗传特征的人群。
族群，全称族裔群体（ethnic group），是一种次级社会群体，是指享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并且同时具有某种区别于其他群体意识的群体。
1977年，美国联邦政府采纳了一套新的族群类别来对人群进行归类和统计，即种族—族群五分法，以监管和推动公民权立法和肯定性行动计划。这些分类后来被所有的政府机构采纳，其中包括美国统计署，而教育机构、企业和大众传媒也采用了这一分类体系。1977年以来美国种族—族群五分法只有过细微的变动，这五个类别是：白人、黑人、西班牙语裔、亚裔及太平洋岛屿裔、美国印第安人及阿拉斯加土著，在2000年美国人口统计中，太平洋岛屿裔从亚裔美国人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类别。
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y）：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the U.S. Census Bureau）的划分，少数族裔是指除了白人之外的各族裔美国人，包括“西班牙语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夏威夷和太平洋岛屿裔人”、“印第安人与阿拉斯加土著”和“其他种族”。
西班牙语裔美国人（Hispanic American）：又称“拉美裔美国人”（Latino American），是指“根”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的美国公民和定居者，在本书研究中简称“西裔”。
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是指“根”在非洲，特别是祖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美国公民和定居者，在本书研究中简称“非裔”。
亚洲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是指“根”在亚洲，特别是祖先在远东、东南亚或印度次大陆的美国公民和定居者，在本书研究中简称“亚裔”。
关于本书的写作需要说明两点：
1.“夏威夷和太平洋岛屿裔人”、“印第安人与阿拉斯加土著”、“其他种族”这三类少数族裔未被作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这三类少数族裔人口数量太少，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很小，到目前为止他们对外交政策还不能起到可见的影响作用，故这三个类别的少数族裔没有被本书作为研究对象。
2.“犹太裔”未被作为研究对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美国少数族裔概念的界定，国内学界没有形成统一标准，在概念的具体使用上存在不精确使用甚至模糊或混淆使用的情况。一种普遍的使用情况是，只要在数量上相对于白人处于少数的族裔，就可以被归入少数族裔范畴，这是对少数族裔这一概念的不准确理解。究其内在原因，关键在于没有弄清美国少数族裔概念和美国移民社群（diaspora）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人口普查局给出的关于美国少数族裔的范围界定是权威且标准的，即美国少数族裔是指除了白人之外的各族裔美国人，包括“西班牙语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夏威夷和太平洋岛屿裔人”、“印第安人与阿拉斯加土著”和“其他种族”。
相对于美国少数族裔所包含的族群范围，美国移民社群的内涵更为广泛。关于移民社群的概念界定，学界尚存在诸多争论。菲奥娜·亚当森（Fiona Adamson）和玛德琳·狄麦秋（Madeleine Demetriou）认为移民社群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该社群长时间地存续于东道国，且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在地缘空间方面存在遥远距离；二是社群维系着集体的民族、文化或宗教认同，这种认同具有内聚力和向心力；三是社群与母国维持着多维度的联系；四是社群拥有组织、资金和跨国关系来实现社群的共同利益。 [42] 威廉·萨弗兰（William Safran）对移民社群所需具备的典型特征做了进一步细化：（1）社群人口分布在除母国外的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2）社群对于集体记忆或想象的维系；（3）社群认为东道国存在其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族群的客居感在代际传承中始终存在；（4）社群把母国作为真正的归宿地；（5）社群认为其对维系母国的安全和繁荣富有责任和义务；（6）社群与母国之间存在持续性的直接或间接联系。 [43] 从上述移民社群拥有的特征可以看出，其所覆盖的族裔类别不仅包含了西裔、亚裔、非裔等各少数族裔，还包括犹太裔、亚美尼亚裔、巴勒斯坦裔、黎巴嫩裔、阿尔巴尼亚裔、爱尔兰裔、希腊裔等在美国与母国的内政外交中拥有资源和影响力的族群。而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定义标准，上述族群并不属于少数族裔范畴。
本书没有把“犹太裔”作为研究对象，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划分，少数族裔不包含犹太裔；另一方面，笔者认为“犹太裔”本身主要是基于文化和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概念，而非基于族群划分的概念，“犹太裔”在政治学研究中更多的是作为利益集团身份界定的研究对象。
1.人口政治与少数族裔人口政治
人口政治阐释的是人口与政治的关系，核心在于人口与政治在运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人口系统与政治系统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就美国少数族裔人口系统来讲，少数族裔与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依托人口政治学理论得到阐释。第一，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增长意味着其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自然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外交资源，对此美国政府在国家资源分配方面需要做出回应。第二，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变动所带来的利益诉求变化需要美国政府在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和运作方面做出回应，如少数族裔的犯罪问题，少数族裔之间以及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族际矛盾问题，非法移民安全化问题以及少数族裔对于母国国家利益的关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问题，这些议题事关美国政府和政治组织的发展和构建。第三，美国少数族裔人口系统的文化结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语言结构（少数族裔对于英语的适应性、使用率）、宗教结构和阶层结构对于美国国家认同、凝聚力带来深远影响。第四，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少数族裔这个关键变量，就外交政策而言，一方面，少数族裔是美国维系和提升其国家实力的极为关键的因素，也是美国国际移民合作治理、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少数族裔是美国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有力介质。本书所指的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是美国少数族裔人口与美国政治的关系，意在阐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与美国政治在运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
2.人口权力与少数族裔人口权力
所谓“人口权力”，是指主权国家基于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综合效应而获得的权力。人口权力分为强制性人口权力、制度性人口权力、结构性人口权力和生产性人口权力，从权力作用所依赖的社会关系看，第一种人口权力又可称为内生性人口权力，后三种人口权力又可称为外生性人口权力。内生性人口权力所包含的权力作用进程发生于既有的国际行为体间的关系之中，而外生性人口权力所包含的权力作用进程与行为体间关系的建构过程是同步发生的。国际政治实践证明，强制性人口权力以大国人口安全建构为中间进程，进一步影响着国际权势转移，结构性人口权力以激发人口安全困境为中间进程，成为国际冲突的诱因之一，制度性人口权力、生产性人口权力则以涉人安全概念构建与安全话语规制为中间进程，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就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权力而言，来源于美国少数族裔的卓越人口竞争力是21世纪美国维系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石之一，少数族裔的人口竞争力在维系美国劳动力供给、激发科技创新、提升国家软实力、维系国防力量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关于人口权力的详细论述，参见本书第三章《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权力与国家实力构建》。
3.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少数族裔人口权力的关系
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权力是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重要组成内容，人口权力是除选举政治、政治游说之外，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又一重要手段。
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是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路径。就国内政治路径而言，美国少数族裔之所以对外交政策构建产生可见的、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原始性的激发动力在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扩大、社会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影响力增强所带来的美国少数族裔在美国族群分层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上升，进而对于美国政治系统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就国际关系路径而言，美国少数族裔所衍生的主要关系包括少数族裔与美国之间的互动、少数族裔与母国之间的互动、美国与少数族裔母国之间的互动以及少数族裔与少数族裔之间的互动。少数族裔、美国和少数族裔母国三方根据自身不同时段的利益诉求在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方面形成不同的关系网络和互动结果。
一般来说，外交政策分析的视角有两个。一个是决策视角。决策研究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其特点是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过程，以及这些机制与过程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二是战略和文化视角。外交政策方面总体性的继续或改变，可以解释为决策者出于战略考虑，制定“方案或计划”的行为。同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国家决策者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受其影响。
美国外交政策构建是非常庞大的系统，由事关美国国家治理、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对外关系的各维度的理论和实践构成。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影响并没有涵盖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实践表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权力与国家实力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美国少数族裔与国际移民合作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互动领域。
就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权力与国家实力构建的互动而言，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权力是中长期内美国维系其综合实力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支撑性变量，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权力与美国国家实力成正相关关系。来源于美国少数族裔的卓越人口竞争力是21世纪美国维系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石之一，少数族裔的人口竞争力在维系美国劳动力供给、激发科技创新、提升国家软实力、维系国防力量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就美国少数族裔与国际移民合作治理的互动而言，美国移民改革和移民政策制定不仅是内政问题，也是外交问题，美国移民改革和移民政策制定的外交属性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移民国际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就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互动而言，少数族裔正以量变到质变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外交行为。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受到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单元层次和次国家单元层次的诸多因素的制约。就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而言，少数族裔主动介入外交政策构建进程、积极发挥作用是一种普遍、成熟的政治现象，特定族裔通过选举政治、政治游说及其他方式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是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