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章节_何晓跃著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学术的研究是个长期的、累进的过程，与本书相关的既有研究在研究观点、研究材料、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为本书主题的确定、论述的展开提供了有益、得力的基础和启示。本部分依次按照“关于研究范式”、“关于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与当代国际政治”、“关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迁与美国国家治理”、“关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的脉络展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关于研究范式

总的来说，既有的关于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互动关系的研究，根据其研究路径和理论解释重心可以分为三种范式：以国家单元为核心变量的国家中心论、以次国家单元为核心变量的族裔中心论，以及试图在国家变量和族裔变量之间寻求平衡的多元文化外交论。国家中心论、族裔中心论、多元文化外交论在分析美国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规律时，在基本假设、变量选取和因果关系构建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论断，产生了不同的分析特色。同时也应该看到，三种研究范式在学理性和解释性方面既有不同优势，也存在各自的研究局限。

1.国家中心论

国家中心论把国家单元作为主导性变量，把个体单元作为干预变量，基本假设为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及少数族裔的相关政治行为服务于美国外交的总体框架，增进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美国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中心论者认为，长期以来，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少数族裔群体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获得重大提升。国家中心论者以不同历史时段、世界不同区域的多案例实证分析，加以理论的抽象和提炼，论证了少数族裔群体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四个主要问题：白人在美国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少数族裔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过程的复杂性。国家中心论者认为，“9·11”事件后，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外交的渠道、过程和效力受到限制，尽管在外交体系的若干部门和相关具体事件上，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占有优势地位，但从整体看，少数族裔更多的是作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有力介质而存在，少数族裔实际上成为美国在全球拓展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

国家中心论者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的构建从根本上依赖于白人主导的物质和观念系统，少数族裔的外交利益诉求可以得到表达，但表达的限度、利益诉求能否实现则有赖于美国的政治系统能否提供充足的条件。国家中心论者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断，在于其认为，白人和少数族裔属于“支配—从属”关系，美国少数族裔与白人处于美国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不同位置，这个基本判断决定了少数族裔和白人获得关键外交资源的机会和能力是不平等的，同时，少数族裔和白人在安全政策和战略、外交政策和战略领域的规则判定权、话语权处于极其不对称的地位，这成为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外交权力分配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国家中心论的优势在于其符合当前美国政治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事实，即白人控制着美国绝大多数关键的外交资源，也主导着外交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国家中心论在中短期内对与少数族裔有关的若干重要国际政治事实具有解释力，如印度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效力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奥巴马政府时期和特朗普政府时期三个阶段的变化，古巴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效力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变化，以及美国军事干涉海地内政中美国国会非裔核心小组所发挥的作用。但从中长期看，国家中心论并不符合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虽然白人会综合运用硬手段（武力和国家机器）和软手段（意识形态）来维系和巩固其主导的美国社会分层体系，为社会分层体系本身以及权力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分布提供合理化的依据，但随着美国少数族裔在人口规模、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的分配、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等方面的提升，其在政治分层体系、财富分层体系、职业分层体系、族群分层体系中的位置也会上升，由此势必促使美国外交的决策系统、咨询系统和执行系统产生深刻的变革。

2.族裔中心论

族裔中心论把次国家单元作为主导性变量，把国家单元作为干预变量，基本假设为少数族裔把移民社群利益、母国利益或是特定的第三国利益放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之上，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及少数族裔的相应政治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中起到了负向作用。相比国家中心论，族裔中心论更加强调少数族裔本身的能动作用，意识到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对于美国政治系统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认为传统的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少数族裔可以在对母国的认同、语言使用、宗教信仰、文化特性等方面保持其属性结构的完整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认同方面少数族裔维系了对美国和母国的双重认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维度中与母国维持着广泛的跨国联系。基于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架构和少数族裔自身的条件禀赋，少数族裔可以较以前更加自由、平等地和白人共同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安排中，即少数族裔希望与作为支配群体的白人平等且保持自身独立性，而白人同意这种安排。

族裔中心论者认为，在国际事务中，族裔团体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行为体，少数族裔则是组织性完整、动员能力强、运作良好的族裔团体，或者少数族裔是其他利益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但问题在于，少数族裔是在为增进美国国家利益而产生相关政治话语和政治行为，还是为增进族群利益、母国利益或是第三国的利益而产生相关政治话语或政治行为？通过梳理和分析美国少数族裔参与美国外交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族裔中心论者试图厘清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族裔中心论者认为：一，美国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和发挥的作用超出目前政界、学界所认识的范围和程度；二，美国少数族裔参与美国外交事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超过正面作用；三，美国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存在高度冲突。

族裔中心论者厘清了少数族裔能否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和实践的若干前提条件，主要体现为在选举政治中是否能够提供重要的选票来源，是否可以为选举提供资金支持，是否可以形成以族裔为基础的利益集团、社会团体或组织联盟，是否有充足的资源来影响媒体、舆论和公共服务机构，是否可以通过对母国同胞的支持来影响外交。从当前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事实看，这几个前提条件对于美国少数族裔而言不仅具备而且不断获得优化，随着美国族群结构的持续性深刻改变，相关内政议题与外交领域的关联紧密度将不断增加。

族裔中心论的产生和发展以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中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为基点，但也应该注意到，族裔中心论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中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族裔中心论者对于美国少数族裔在外交政策构建中的作用的判断是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偏见的过度解读，是一种对少数族裔充满敌视的潜意识的外化表达。从事实看，少数族裔在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领域内影响力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体系咨询、决策和执行领域曾经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在经过长期的奋斗和努力后，美国少数族裔的位置由边缘地带移至边缘到核心的中间区域，但少数族裔依然没有进入美国外交决策系统的核心区域。与此相对应，白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当今美国的支配群体，占据了外交体系中大多数最重要的职位，这就决定了三个事实：一是白人在中短期内仍普遍获取了外交系统中更多的关键资源；二是中短期内白人总体的规范和价值观在外交政策构建中占据主导地位；三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美国少数族裔要把自身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反映在外交政策构建的特定环节中，那么白人是少数族裔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得以贯彻的中介。

3.多元文化外交论

多元文化外交论将国家单元和次国家单元同时视为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互动关系的主导变量，基本假设是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及少数族裔的相关政治行为既可以增进美国国家利益，也可以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少数族裔所衍生的跨国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使美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美国与少数族裔母国之间的政策行为互动较以往有更大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可能是有益的，但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或降低美国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对于少数族裔母国也存在同样的两面性。

多元文化外交论者在研究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互动关系时，把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试图寻求少数族裔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普遍规律，并把这种规律应用到特定少数族裔的解释上；采用过程跟踪方法来研究少数族裔人口政治是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或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少数族裔的影响力；聚焦于特定少数族裔与敌对少数族裔的关系；聚焦少数族裔与母国之间的关系；从更加规范的角度，对少数族裔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究竟构成正面促进作用还是负面损害作用进行探讨。多元文化外交论者认为，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使少数族裔为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服务，而少数族裔则尽一切可能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多元文化外交论者指出，美国政府和少数族裔都不能在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获得绝对的优势地位，外交政策的出台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相比于国家中心论和族裔中心论，多元文化外交论更加注重美国政治体系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不再局限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少数族裔利益哪个更重要的争论，或是少数族裔在属性结构上保持独立性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辨析，而是采用更加开放的视野，意识到了全球化时代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国家治理体系所产生的深层次影响，聚焦于美国外交的长远发展态势。

（二）关于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与当代国际政治

研究人口政治，旨在探索人口变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逻辑和规律。相较于关于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关于人口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要薄弱得多。本书研究的是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规律，涉及少数族裔、少数族裔母国、美国三个主要行为主体，客观上讲，美国少数族裔的诸多政治行为之所以能够对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产生影响，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也与世界人口系统变化深刻影响着当代国际政治变迁这个大背景存在紧密联系。因此，要厘清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规律有一个前提工作，即需要梳理清楚世界人口政治与当代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逻辑。

从宏观框架而言，人口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可以从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两个层面加以考察，这两个层面是相对独立但又紧密关联的。一方面，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内社会有主权国家政府存在，承担着国家治理的功能，有很多现象和行为只有在主权国家政府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发生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讲，国内社会中人口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的一部分内容在国际社会并不存在，这一部分内容并不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的演绎。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存在于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利益诉求、行为、认知、态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在很多情况下是主权国家内部政治精英、普通公众、各种团体、各种利益组织的意志、情感、认知、利益诉求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口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影响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国际社会层面，从此角度看，人口对于国际政治就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同时，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人口迁移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人口的国际流动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相当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人口国际流动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外交政策、国家间关系、国家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是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无法轻视的要素。

就国际政治领域的学术发展来讲，研究人口政治与当代国际政治的逻辑关联是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并未投放主要精力和关注度的地方，然而，不论从学术研究还是理论服务于实践的角度讲，人口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研究都是国际政治学亟待加强的短板。从事实看，全球人口系统变化和主权国家的人口系统变化对于国际关系已经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当前各主权国家在人口系统变化方面的趋势不尽相同，全球化、日益加强的相互依赖使人口的国际流动日趋频繁，人口系统在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两个层面的变化正产生越来越多的可见的国际关系衍生效应。此外，跨国移民对于移民输出国和移民输入国保持了双重认同，移民群体出于不同类型的利益诉求进行相应的跨国政治活动也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由此导致了错综复杂的跨国关系。从既有研究情况看，虽然纯粹的人口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但国内外广大学者还是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不同的角度对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之于国际政治各子系统变化的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

1.世界人口系统变化深刻影响着国际权势转移和国际格局变迁

在此方面的成果中，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和侯尼尔（Neil Howe）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人口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有着紧要的内在关联，两人专门探讨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地缘政治影响。人口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首先是通过人口对于国家实力的影响来实现的。目前发达国家，特别是G7集团的人口系统变化趋势会对他们的经济发展形成很大的掣肘，并大大降低他们在维护世界安全方面的能力。从更长远的角度讲，人口要素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内在推力之一。杰克逊和侯尼尔认为，2050年之前驱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动力有两个，一个是出生率下降，二是人均寿命的增长，但出生率下降是主要原因。在未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不仅会出现老化，而且人口总量会出现停滞或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对于人口已经在持续下降的国家，如果不引入大规模的移民，这种趋势将无法扭转。进一步讲，哪怕是发达国家在未来出台有效的国家政策来提高出生率，但由于年龄较小的人口群体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进入劳动力队伍，所以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现他们对长期的人口轨迹产生的影响。杰克逊和侯尼尔还认为，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趋势对于军事力量的维系和提升不利。一是年轻人口减少会明显影响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的研发，二是人口老龄化会占用国家很大的财政力量，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家的国防开支。杰克逊和侯尼尔评估了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衰退如何影响美国及其传统盟国维护国家和全球安全的能力，他们的分析不仅考察人口发展趋势对人口数量、国家财富和国防能力的影响，还探讨了人口发展趋势如何通过改变社会的气质（通过影响风险容忍度、选民行为、工作流动性、宗教信仰和家庭结构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从而改变国家发展目标。杰克逊和侯尼尔在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之于地缘政治的意义方面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发达国家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将逐步缩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将会下降，同时，发达国家的全球影响力也可能会下降；虽然从整体上看，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但美国基于少数族裔人口数量的强劲增长，其人口系统发展趋势稳中向好，美国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占发达国家总量的比例将稳步增长，同时，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影响力可能会上升。直至21世纪3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以及非阿拉伯的亚洲伊斯兰国家都将长期拥有大量的青年人口，能否处理好青年人口问题事关国家稳定；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快速或极端的人口转型，在反应中转向新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议题密切相关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将带来愈发严重的安全挑战。杰克逊和侯尼尔关于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与地缘政治之间联系的分析是前瞻性的，他们尤其指出了人口系统变化对于发达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影响，但没有梳理人口系统影响地缘政治指标的整体脉络。

法迪姆·贝兹凡波尼（Vadim Bezverbny）的研究是对杰克逊和侯尼尔研究的补充。贝兹凡波尼认为，人口因素在国际政治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成为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是确定国家地缘政治权势的重要因素之一。贝兹凡波尼提出了11个影响国家地缘政治状况的人口系统变化的因素和过程，分别为总体人口规模、出生率、死亡率、人口素质、人口年龄结构、民族和宗教多样性、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家庭结构、人口密度、人口流离失所程度、国际移民。从贝兹凡波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人口或战略人口的地缘政治”，应该说，这种概念的提出对于国际政治领域研究主题的拓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与杰克逊、侯尼尔、贝兹凡波尼不同，布莱安·尼奇波瑞克（Brian Nichiporuk）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分析了美国为何须将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变量。尼奇波瑞克认为，21世纪的美国政治决策者必须把人口问题当成一件大事来对待，这是因为世界各个区域的人口因素对美国安全利益造成的风险不能忽视，虽然人口现象本身很少是冲突的直接原因，但它们在特定环境中可能会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或加剧其他引起武装冲突的因素。因此，人口因素被认为是潜在地造成武装冲突的诸多因素之一。尼奇波瑞克认为，人口增长、定居点格局和跨境移民的动态将对未来几十年的国际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可以通过预估具有安全隐患的人口趋势以及通过与盟国合作来巩固其在关键地区的地缘权势。事实上，美国政府历来十分关注世界人口系统的变化趋势，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1] 到21世纪美国政界关于移民改革持续不断的政策辩论，无不反映出美国政府把人口作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战略性变量。

国内关于世界人口变化与国际权势转移和国际格局变迁关系的学术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李建新等单位或学者。由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相关成员组成的课题组在《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一文中探讨了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全球人口流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李建新在《人口变迁、人口替代与大国实力兴衰》一文中分析了人口替代规律与大国实力之间的微妙关联。从人口学领域出发探讨人口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今世界人口系统的发展变化中，国际人口迁移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并对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然而，关于国际人口迁移如何影响国际政治，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还比较缺乏。纳兹丽·乔克里（Nazli Choucri）认为，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国际人口迁移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总体上忽视了人口迁移对于输出共同体、输出国家和输入共同体、输入国家在政治、安全、社会和国家实力方面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分析者对于人口迁移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变化也是论述甚少。应该说，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相互依赖网络的形成为人口的国际流动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人口国际流动的规模、广度和深度的深入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诸多的新聚焦点，其中移民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又是重中之重。“移民安全化”（Securitization of Immigration）相关概念的构建是生产性人口权力处理移民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典型运用，哥本哈根学派中的社会构建学者在此领域做过相关探讨。 ^[2] 笔者认为，移民安全化的要点在于：（1）移民安全化指涉的对象是什么？（2）移民安全化是内驱动的还是外驱动的？（3）将移民安全化限制在哪些领域？（4）移民安全化研究应该选择怎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这几个问题，帕梅拉·杰克逊（Pamela Irving Jackson）和罗德里克·帕克斯（Roderick Parkes）的《全球化与移民政策的安全化：对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一体化移民政策的比较分析》 ^[3] 、安托尼·梅斯纳（Anthony Messina）的《恐怖主义时代的移民安全化》 ^[4] 、阿里安·阿波洛尼亚（Ariane Chebel D’Appollonia）和西蒙·莱西（Simon Reich）的《“9·11”事件后的族群多样性管理：跨大西洋的融合、安全与公民自由》和《移民、融合与安全：比较视角下的美国和欧洲》 ^[5] 、伊莉娜·格赫尼西维利（Irina Ghughunishvili）的《“9·11”后的美国移民安全化：把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构建为敌人》、菲利浦·博尔波（Philippe Bourbeau）的《移民与安全：安全化理论及其重新定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在国内的研究成果中，田源的博士论文《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对移民安全后果的衍生、移民威胁国家安全的条件做了深入探讨。

2.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与涉人安全概念构建

冷战后国际政治科学领域产生的与涉人安全概念构建紧密关联的两个概念是“人的安全”和“保护的责任”，前后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人的安全”强调“人”（尤其是普通的人）作为国际安全主体的重要性，超越了以往国际政治实践中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主体行为范式；“保护的责任”概念之所以被提出，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利用框定战略的技术手段，把干涉行为的聚焦点从行为主体（干涉者）转移到行为客体（平民）上来。当前，“人的安全”和“保护的责任”这两个概念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取得巨大的操作余地，成为国际体系中若干主要政治力量外交范式革新的伦理依据。关于涉人安全概念构建和安全话语规制问题，国外学界丽塔·弗洛伊德（Rita Floyd）的《人类安全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路径：把人类安全的概念化作为安全动议》 ^[6] 、雷·科斯洛斯基（Rey Koslowski）的《国际移民和人类迁移的安全事宜》、弗兰西斯卡·维埃提（Francesca Vietti）和托德·斯克利博纳（Todd Scribner）的《人类不安全：从人类安全角度理解国际移民》 ^[7] ，国内学界石斌的《“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国际政治视角的伦理论辩与政策选择》、封永平的《安全维度转向：人的安全》、崔顺姬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基于“传统安全”和“人的安全”视角的分析》、何昌垂和玄理的《重塑国家之责：人的安全保护、冲突与治理》、邢瑞利和刘艳峰的《“人的安全”理念的演变与再思辨》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以“人的安全”和“保护的责任”为代表的涉人安全概念构建是全球化进程中制度性人口权力和生产性人口权力导致的观念构建的制度化结果。涉人安全概念的出现反映了人类价值规范对于安全规则制定的影响，标志着一种新的安全话语和安全符号的转向，其由语言构建共识，从而激发一种集体安全愿景，并最终导致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形成。在涉人安全概念的构建中，特定国际行为主体会有针对性地界定其利益和身份，并将个体性的国家利益诉求以共同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典型案例是加拿大政府和挪威政府将两国通过双边会谈所达成的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反地雷公约、禁止招募儿童兵等利益诉求以人的安全形式进行表达。 ^[8] 冷战后涉人安全概念的兴起是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的重要成果，其突破了现实主义安全观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物质为基础的传统安全阐释范式。 ^[9] 以涉人安全概念构建为中心的制度性人口权力和生产性人口权力在国际安全构建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念、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的引领功能。制度性人口权力和生产性人口权力的引领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行为层面，二是国际制度层面。第二，以向心性为基础的凝聚功能。向心性是凝聚功能的核心，制度性人口权力和生产性人口权力的这种向心性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发展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理论生命力和政策感召力四个方面。第三，以稳定为特征的持续功能。国际体系中的安全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第四，自我构建功能。此功能的核心有两方面：一是对于国际体系文化的认同方面，二是对于国家身份和利益的构建方面。

3.人口安全困境与当代国际冲突

人口安全困境及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威胁是有关全球人口系统对当代国际政治造成影响的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重点。理查德·辛科塔（Richard P.Cincotta）认为，人口安全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地域分布和种族构成的单维度发展变化以及各个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的发展变化，二是种族和宗教团体的分布、比例的变化。罗纳德·科瑞布兹（Ronald R.Krebs）、杰克·莱维（Jack S.Levy）和克里斯蒂安·勒普切特（Christian Leuprecht） ^[10] 认为，人口规模、人口构成、人口分布三个因素及三因素的变化趋向相互联系，是形成人口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人口规模主要表现为各族群在特定历史时段的人口数量，人口构成主要表现为各族群内部的年龄、人口构成及不同族群之间的相对比例变化，人口分布主要表现为各族群人口在国境内外的分布状况。人口安全困境与当代国际冲突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人口变量可以导致冲突行为，冲突行为反过来影响着人口内在要素的变化，这种联系通常是非线性的。人口规模、增长速度、人口密度并不会直接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各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压力，进一步导致对立双方运用暴力方式来化解这种压力。（2）人口规模、人口构成、人口分布三方面的不同变化速率会对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资源产生程度不等的需求，并为科技进步提供不等的基量条件，这些是冲突和暴力行为产生的潜在根源；不同族群的人口变化相对速率，以及人口问题的政治化，对于冲突的发生起着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人口增长速度是冲突演化的核心影响要素，冲突的动因包含于这些要素当中。（3）冲突行为影响人口结构，促使人口变量不断发生改变，冲突的持续性存在能够使人口变量不断政治化。对立双方把人口变量的政治化视为另一层次的安全威胁，促使采取以暴力方式进行人口替代的方式。（4）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于暴力冲突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族群的整体年龄结构越年轻，则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强度则越高。在持续性的冲突中，青年人口占主体是一个优势变量，并且直接影响政治进程、议题设置及社会需求演变。青年人口大规模的跨境迁徙在接受国往往引起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系统效应，这种跨境迁徙对于人口输出国和人口接受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5）处于人口安全困境中的对立双方是否有协调性机制对于冲突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影响。协调机制如果具有张力，即能够适应矛盾内在要素的发展变化，则机制对于人口安全困境导致的冲突是有抑制力的。反之，如果机制的适应力和调整力不够，不能够随着冲突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则会诱发冲突的升级。（6）人口规制政策本身能够诱发新的层面的冲突。对于跨境迁徙人口的选择性政策、对跨境迁徙人口的数量限制，这些政策本身旨在降低冲突的烈度和规模，但会产生新的层次的冲突。（7）国家战略问题或军事问题的联结与人口的内在特性及跨界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突出表现为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人口在战略地带的空间分布、政治进程中明显的人口的节段性分裂、对于权力和资源获取渠道分配的不公正性以及人口关键构成要素改变带来的权力结构改变等方面。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人口安全困境在族群冲突中得到充分体现，其典型特征是对立族群之间因人口变化引发的力量对比变化，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混乱与族群冲突。这种冲突既有可能发生在主权国家内部，也有可能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既表现为实体的武装冲突，在市民社会日渐成熟的情况下也包含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和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观念。罗纳德·科瑞布兹和杰克·莱维认为，人口安全困境带来的自我认知和利益界定主要表现为：其一，当族群人口规模缩小时，这种缩小的指涉项目可能是区域性人口分布的减少、青少年人口比例的下降或是出生率的较快降低，族群基于历史记忆的生存感和恐惧感应运而生；其二，虽然族群人口本身是保持稳定或是呈正增长趋势的，但若相对于同一地区对立族群的人口发展变化状况，本族群的人口规模是相对减少的，则族群文明（文化）是否能够存续的危机感会由此引发；其三，族群在地缘政治中所处的位置充满负面因素，周边存在多个拥有对抗性历史记忆的不同族群，则人口安全困境始终存在。当上述三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存在时（尤其是三个因素同时存在），则族群决策者倾向于采取武力方式来改变族群之间安全对比状况（即降低对立族群安全系数、提高自身族群安全系数）的可能性会极大增加。 ^[11] 国际政治实践表明，人口力量对比变化引发的族群冲突是当今国际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相关外交政策理念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基础。

从实际情况看，人口安全困境是以非线性、自组织和涌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为特征的因果逻辑，这涉及了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人口系统的输出变化与输入变化不成比例，二是人口系统的若干个输入所对应的输出之和不等于单个输入所产生的输出总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强调国际政治体系中互动行为进程及其结果的可还原性，旨在剥离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表层现象并精简出通用的理论内核，以此来分析、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主体、国际政治行为、国际政治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的演化机理和内在逻辑。不可否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察和解释以稳定、均衡和线性为主要特征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生命力，但其在学理区域的霸权地位并不能掩盖一种可见的国际政治科学事实，即对于国际体系中以非线性、自组织和涌现属性为主要特征的因果逻辑，主流国际理论范式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在解释人口安全困境方面，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就显现了类似的状况。

4.基于人口系统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国家治理和国际体系变化中的一条极其重要的规律。经济实力是决定国家实力的根基性要素，而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又决定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因此人口变化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在很重要的一个维度上是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的。

戴维·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戴维·卡宁（David Canning）指出，过去的150多年是世界人口系统的大变革、大调整、大重组时期。二战之后若干主权国家出现了婴儿潮，这是世界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结果。布鲁姆和卡宁认为，婴儿潮进入工作队伍对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利好，表现为婴儿潮人群增加了劳动力、增加了储蓄率、减少了退休金和提升了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的动机和强度。但布鲁姆和卡宁也强调，发达国家婴儿潮人口红利的窗口期都在慢慢地接近尾声，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预期，这会造成劳动力的短缺，对工资整体水平的提升形成压力；布鲁姆和卡宁认为发达国家应该在劳动力市场出台有利的机制和政策，以使发达国家拥有更长的劳动时间、更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同时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应对老龄化挑战。覃意玛·巴苏（Tanima Basu）、德巴西斯·巴利克（Debasis Barik）和阿罗齐亚萨米（P.Arokiasamy）认为，人口的总抚养比与金砖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关联，金砖国家经济的增长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口结构，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发展趋势。

妮可蕾塔·巴提尼（Nicoletta Batini）、蒂姆·卡伦（Tim Callen）和沃维克·麦克基斌（Warwick McKibbin）认为世界正处于重大的人口转型之中，他们探讨了人口之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生产率增长和国家外部风险假设的敏感性。阿姆兰·罗伊（Amlan Roy）专门研究了劳动力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联系，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直是美国实际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受益于更大的发展潜力，因为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都高于发达经济体。此外，杰裴·舍维拉（Jaypee Sevilla）、克劳斯·普瑞特纳（Klaus Prettner）、迪莫·特里姆博（Timo Trimborn）等学者也都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人口之于国家实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三）关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迁与美国国家治理

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迁与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互动与规律的学术研究成果中，以下几方面对于本书研究的展开是值得总结且富有启发意义的。

1.分析人口规模、结构变化对美国政治、社会的影响

美国人口的规模、结构不仅是人口学关注的焦点而且也受到不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美国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在国内学界，从人口学视角研究美国人口规模、结构变化的代表性文章有张善余的《美国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简析》、《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初析》、《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发展的新特点——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初析》，徐步的《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反映出的一些重要动向》、陈奕平的《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初析》、栾习琴的《细看美国人口变迁》、詹鸣的《美国人口现象面面观》等。美国学者看待人口规模结构问题的视角比较微观，仅有少数论作如《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才有较为宏观的分析和预测。

国内学界从国际关系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有陈奕平、楚树龙、高英东、孔祥永、陈积敏等，这些学者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了美国人口的变化特征及影响。陈奕平是国内较早从事美国人口变迁研究的学者，他对美国人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广泛而深入，曾在国内各种期刊发表多篇论文进行论述，《美国人口普查与国会议席分配的历史回顾》涉及人口普查与众议院议席分配，《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动特征及社会经济状况比较分析》、《当代美国西班牙裔人口的变动特点及其影响》、《当代美国亚裔人口的特点及其影响分析》涉及少数族裔的特征、分布、影响，《当代美国人口迁移特征及原因分析》涉及美国的人口迁移，《美国老年人口变动特征及其影响分析》涉及美国的老龄化问题，《从人口普查看美国200余年社会政治的变化》涉及美国的人口与社会政治变迁问题。此外，陈奕平还于2006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书中收集了作者以往的研究成果，根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分析美国人口变迁及其对美国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影响。在《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一书中，除已经公开发表的成果外，作者还分析了当代美国婚姻家庭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成因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分析了当代美国新移民的特征及其对美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最后作者还重点分析了美国亚裔及黑人参政的情况。《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是国内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研究美国人口变迁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的专著。楚树龙、方力维在《美国人口状况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一文中，从美国人口变迁出发，最后落脚到人口变迁对美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人口数量仍在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生产和消费较快增长的势头，使美国国力呈现持续发展和上升的趋势。但在美国人口数量较快增长的同时，美国人口结构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人口增长主力的大量拉美移民及后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英语水平较低等因素，使美国人口的总体质量呈现下降的长期趋势。人口质量和素质的下降，势必影响美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的竞争力，从根本上导致美国的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21世纪上半期及以后呈下降的趋势。高英东在《美国的人口问题》一文中，着重分析了美国人口规模增长的原因及影响。在原因方面，作者认为除了总体生育率高和死亡率低，移民是美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对于人口增长的影响，作者认为在给美国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和全球能源安全和环境带来了挑战。值得商榷的是，作者仅仅考虑美国人口规模而没有考虑其结构的变迁，客观上讲，美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在研究美国人口问题时不能仅仅只考虑规模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结构因素甚至比规模因素更加重要。此外，孔祥永在《希望与恐惧：美国人口的悖论》一文中从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角度，分析了人口要素对于美国经济基础构建的重要性，而经济基础无疑是美国实力的最核心来源；陈积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移民法案评析》一文中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美国非法移民立法对美墨关系的影响。

相比国内学界，美国方面对美国人口规模、结构的研究更多，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网站每年都发布大量美国人口统计的数据汇总及研究报告，以2010人口普查为例，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报告就有《2010年的性别和组成》、《2010年国会议席的分配》、《2010年的家庭情况》、《2010年的家庭特征》、《2010年族裔情况概览》、《2010年的人口分布与变化》、《2010年的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2010年的亚裔人口》、《2010年的非裔人口》、《2010年的西裔人口》、《2010年的老龄化人口》、《2010年的白人人口》、《美国正在变化的宗教信仰版图》等多份报告。不仅如此，除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数据及简报外，美国还有不少机构发布对美国人口的研究，这些研究报告的特点是数据、图表资料翔实，态度中立客观，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同时，美国诸多学者对于美国人口规模、结构的变化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如乔尔·科特林（Joel Kotkin）和艾里卡·欧苏娜（Erika Ozuna）的《美国人口的未来》 ^[12] 、劳拉·谢林珊（Laura B. Shrestha）和伊莱·海斯勒（Elayne J.Heisler）的《美国变化的人口》、凯尔文·波兰德（Kelvin M.Pollard）和威廉·欧哈尔（William P. O’Hare）的《美国的种族和少数族裔》、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亚裔美国人的崛起》和《西裔美国人的数据描绘》、美国国会经济委员会联合工作组（The U.S.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Democratic Staff）的《美国的西班牙语裔人口：一个经济视角的观察》、凯瑟琳·巴里（Catherine N. Barry）的《我们国家军队里的新美国人》、丽莎·韦德（Lisa Wade）的《美国族群人口：1960年、今天和2050年》，这些文章大都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两次以上人口普查的一个或多个指标进行比较，分析这些指标的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做一些精简的原因剖析和影响分析，有的文章还会进一步预测美国人口变迁的趋势。

从学术累进的角度看，围绕国内学界的研究基础，需要对以下几点进行继续挖掘。首先，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在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发布后，相较于2000年人口普查后的情况，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向出现了，这些变化和趋向对美国国家发展有什么影响值得深入分析。其次，国内学界对于美国人口变迁影响的分析更多集中于国内层面，没有考虑美国人口变迁对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最后，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缺少足够的案例支撑。当前国内学界对美国人口变迁的原因、影响的分析都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在应然与实然之间还缺少足够的实证分析，如果能有更多的切实可信的案例作为支撑，结果会更加令人信服。

2.对于美国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研究

在此方面，对于美国少数族裔的选举参与研究是最富代表性的。美国学术界对少数族裔的选举参与研究比国内学术界起步要早，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要多些。在西裔的选举参与方面，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丰富且富有针对性。马克·胡戈·洛佩兹（Mark Hugo Lopez）和苏珊·米内欣（Susan Minushkin）在《2008年全国西裔选民态度调查》中对西裔选民的党派取向的变化趋向、短期因素对西裔选民在总统大选中党派选择的影响、不同西裔族群的党派认同情况等做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辛西娅·欧芬（Cynthia Opheim）在《美国西裔选民党派取向预析》 ^[13] 中对西裔选民在党派取向方面的“摇摆性”做了分析，并研究了影响西裔党派取向的若干重要因素。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所作调查报告《变化的信仰：西裔与美国宗教的变迁》中的第八章《党派认同与意识形态》运用大量翔实的数据分析了西裔不同的宗教信仰与其党派取向之间的关系。在非裔的选举参与方面，美国学术界对非裔党派忠诚的相关研究比较多，如昆汀·基德（Quentin Kidd）、赫尔曼·迪格斯（Herman Diggs）、梅林·法鲁克（Mehreen Farooq）和梅根·穆瑞（Megan Murray）在《非裔选民、非裔候选人和社会议题：党派认同与此有关系吗？》 ^[14] 一文中，戴维·华莱士（David S. Wallace）、阿明·阿波达克·卡里奇（Amyn Abduk-Khaliq）、迈克尔·朱启礼（Michael Czuchry）和蒂芙尼·希亚（Tiffiny Lee Sia）在《非裔美国人的政治态度、党派取向和投票行为》一文中，以及安德拉·吉列斯比（Andra Gillespie）在《非裔美国人的投票率和2014年中期选举》一文中，对非裔党派忠诚的原因和年轻非裔选民党派取向的变化作了探析。在亚裔的选举参与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詹妮乐·王（Janelle Wong）、卡西克·拉马克里希南（S.Karthick Ramakrishnan）、塔库·李（Taeku Lee）、詹妮·君（Jane Junn）、唐·仲西（Don T. Nakanishi）、詹姆斯·莱（James Lai）、连培德（Pei-te Lien）、埃米·弗里德曼（Amy Freedman）、戈登·张（Gordon H. Chang）、徐军（Jun Xu）等人的著作和论文。詹妮乐·王、卡西克·拉马克里希南、塔库·李、詹妮·君在《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新兴现象及其政治认同》 ^[15] 一书中，通过对5000多名华裔、印度裔、越南裔、韩国裔、菲律宾裔和日本裔美国人进行调查，分析了亚裔美国人的政治行为。唐·仲西和詹姆斯·莱主编的《亚太裔美国人政治年鉴》 ^[16] 始于1976年，其后该书内部数据不断更新，对亚太裔的政治参与数据和参与行为都有全面和系统的记录和分析；连培德在其《亚裔美国人的跨国政治》、《美国亚裔的政治：多样性与共同体》、《多样性行为：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等一系列专著和论文中，对亚裔在投票、竞选、政治心理、参政积极性等方面做了详细和全面的剖析。 ^[17] 此外，埃米·弗里德曼的《少数族裔与政治参与：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海外华人》 ^[18] 、戈登·张主编的《亚裔美国人与政治：视角、经历和展望》 ^[19] 、徐军的《美国亚裔政治行为：理论探讨》 ^[20] 等专著和论文也对亚裔的政治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

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美国少数族裔的选举参与领域还没有专门的论著出现，在此领域的研究还只局限在美国移民研究相关论著的若干章节、美国选举政治研究相关论著的若干章节和一些学术性论文中，同时，这些专著和学术论文通常把少数族裔或单一族裔的整体参政情况作为分析对象，研究范围覆盖总统选举、国会选举、联邦和州一级的公职竞选等各方面，大部分研究成果没有对少数族裔在总统大选中的参与情况作单独的、集中性的和针对性的分析。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美国少数族裔的选举参与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陈奕平、万晓宏、姬虹、徐步、李爱慧、潘亚玲、徐峻、罗薇、张文宗、董春岭、祁玲玲等学者。陈奕平在其专著《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中的第二章《少数变多数——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动特征和影响》和第八章《人口等于政治——人口变迁与美国政治力量的变动》中，对西裔和亚裔的人口变动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和这两个族裔的参政状况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该专著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局限：一是对少数族裔的参政状况做了整体研究，对总统选举中少数族裔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力的相关探析还不够；二是专著中大部分数据来源于2000年之前的相关数据，而进入21世纪美国已进行几次新的总统选举，人口数据也已大规模更新。万晓宏对美国华裔的参政情况研究有较多涉及，其《影响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试析当代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重大历史事件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等论文对华裔的参政心理、参政方式和参政影响力都有较深入的分析，从华裔角度反映了亚裔的政治参与情况，但其研究还没有拓宽到华裔之外的更广大的少数族裔范围。姬虹对西裔的选举参与做过较多分析，其专著《美国新移民研究》的第十章《移民政策改革与2008年总统大选》对移民政策之于西裔在总统大选中政治参与的影响做过探析，并在《美国拉美裔的选举投票倾向》等论文中对拉美裔的党派取向和选举行为做过分析。徐步在《宗教、族裔与美国总统大选》一文中指出，由于人口结构快速变化，美国政治面临族裔关系紧张和政治极化加剧的风险；祁玲玲通过归因分析方法证明种族观念、文化多元等价值观是美国当前社会意识形态极化的重要原因。李爱慧的《美国学界对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研究述评》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关于亚裔选举参与的研究和亚裔非选举参与的研究。潘亚玲在《从熔炉到战场：美国政党重组中的族裔角色》中指出，结合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政治变化，族裔因素从三个方面推动了美国政党重组：一是以族裔群体划界，加剧了美国既有的政治极化；二是通过回流聚居，催生了新的选举人口地理；三是突破传统“政治正确”，加速了“边界战争”的发展。徐峻、罗薇在《为何少数族群的参与较少？——移民、教育及选举程序对亚裔美国选民登记及投票的影响》中，利用“当前人口调查中关于投票和登记的附录”，分析亚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族群投票率低的四种解释，即社会经济解释、文化适应解释、差异性回报解释、制度障碍解释。张文宗、董春岭在《美国选举政治与美古关系正常化》一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古巴裔年轻人口的增多和老一代的不断萎缩，制约美古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开始移除，为推动美古关系向前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这一历史趋势下，长期主张维持强硬政策的共和党出于选举需要也可能逐渐转变对古巴的态度。

总的来看，国内学术界对美国少数族裔选举参与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拓展，这其中，美国少数族裔的党派取向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重点问题。笔者认为，美国少数族裔党派取向的形成和变迁受到一定阶段基于利益诉求的众多变量的影响，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统一并存的特征。就目前而言，少数族裔在总体上倾向支持民主党，这是因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但共和党若能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取向方面做出有利于少数族裔的改变，西裔和亚裔的中间和独立选民转向支持共和党亦有可能。从长远讲，两党须尽力扩大其选民基础中的少数族裔规模从而在未来的选举政治中占得优势。

（四）关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

如笔者在“关于研究范式”部分所述，围绕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在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中的作用，学术界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一是国家中心论，该研究范式强调少数族裔对美国外交政策构建所起到的正向推动作用；二是族裔中心论，该研究范式强调少数族裔对美国外交政策构建所起到的负向作用；三是多元文化外交论，该研究范式强调少数族裔对美国外交政策构建既能起到正向作用，也能产生消极影响。接下来以上述三种研究范式的主要立场为依据，以“少数族裔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为中心，梳理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

1.认为少数族裔起到了正向作用

国家中心论者把国家单元视为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之间互动关系的核心变量，认为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及相应政治行为在根本上受到宏观层次的要素制约，其主要来自美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内在要求，即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发展和政治行为要获得可见的效果，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单个或全部选项：一是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发展和相应政治行为旨在达成的利益诉求不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二是美国少数族裔政治行为本身及其旨在达成的利益诉求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大框架设计。基于这两点的存在，国家中心论者认为，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及相关政治行为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国家中心论者根据少数族裔跨国关系及其政治行为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和侧重点，分别产生了基于安全利益假设的安全促进论和基于发展利益假设的发展促进论。一方面，以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为代表的安全促进论者认为，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点在于少数族裔人口输入及其人口结构对于美国国家实力构建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为少数族裔移民对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科技创新能力的维持、软实力的维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少数族裔是未来美国实力的支柱之一。 ^[21] 其实早在奈之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曾试图从不同角度以定性或定量方式对人口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进行推导。其中一位代表性研究者为古典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摩根索通过近现代史上欧洲权力分布转变进程与人口系统发展变化进程的对应性、美国与欧洲国际权势转移进程与人口系统发展变化的对应性的分析，抽象出国际政治实践中人口权力的一个规律：在所有其他国家权力构成要素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人口规模变化与国家实力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政治科学中在尝试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衡量国家权力时，人口要素通常被作为一级变量指标来使用。现有经典性的国家权力评估公式，如克利福德·哲曼（F. Clifford German）提出的“G=N×（L+P+I+M）” ^[22] 和雷·克莱因（Ray S.Cline）提出的“P _p =（C+E+M）×（S+W）” ^[23] 国力计算方程中，人口都被作为重要的自变量，且与因变量国家权力呈正相关性。安全促进论者的分析是对前人研究的发展，安全促进论者同时认为，目前美国政界出现的反移民倾向是不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政府须把移民政策作为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只有特朗普政府或者其后续政府能够通过具有积极意义的全面移民改革方案，美国的强大才不会成为空话。

另一方面，以尤西·沙恩（Yossi Shain）为代表的发展促进论者认为，美国外交体系对于少数族裔影响力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美国民主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沙恩指出，少数族裔在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扮演的角色能够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占领道义的高地，少数族裔可以成为美国外交信条的海外传播者，如非裔美国人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及其政治游说行为，促进了民主、多元主义、民族自决、人权观念的对外传播，有助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 ^[24] 此外，沙恩认为，少数族裔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另一个积极影响在于，少数族裔在外交领域的涉入能够减轻美国国内不同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阻止巴尔干化的发生。这是因为少数族裔在涉外行为中能够全面领会美国自由多元主义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付诸实践。 ^[25] 沙恩认为，少数族裔对于美国外交事务的损害被夸大且被误解。托马斯·安布罗休（Thomas Ambrosio）对沙恩的观点做了进一步总结和拓展，提出少数族裔跨国政治行为有利于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1）少数族裔跨国关系及相关政治行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存在证明了美国自由民主价值体系的包容性；（2）少数族裔跨国关系及相应政治行为捍卫了美国的多样性理念；（3）少数族裔对美国外交决策施加的影响力是白人主导的外交政策的矫正器；（4）少数族裔跨国关系及相关政治行为有助于美国避免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走向孤立主义；（5）少数族裔利益集团是美国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有力推进器。 ^[26]

国家中心论者的观点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得到验证。冷战结束后，少数族裔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属性得到延续，在表现形式方面有所补充和创新。从政策角度看，美国外交受到相关族群影响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些族群来实现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价值体系传播等方面的利益。如奥巴马政府的外交理念之一是完善美国与世界的多元伙伴关系，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美国的优势而非劣势，致力于把国内族裔团体作为重要的外交资源，来增进美国与世界的联系。美国相关学者指出，基于少数族裔移民与其原籍国联系广度和深度的提升，美国必须重新认识族裔团体作为外交工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7] 在具体操作方面，美国政府的涉外机构（如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中，少数族裔工作人员的比例在缓慢但是可见地提升，有不少少数族裔人员担任了美国政府涉外机构的要职。其缘由在于，一方面，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必然带来更多少数族裔政治精英的产生，这些政治精英会进入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工作；另一方面，美国涉外系统的现有政治精英群体已经意识到，更多少数族裔成员进入美国涉外部门工作是现实的需要，这是因为，随着发展中国家地位在国际体系中的不断上升，如何处理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已经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基于少数族裔对母国的认知以及对“南南关系”的理解，在处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更具有优势。

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持“国家中心论”立场的学者在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虽然没有超出国外学者的范围，但也有自己的亮点。以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作用研究为例，在深度和细节方面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特色。张秀明在《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美国华裔和印度裔的个案分析》一文中指出，美国华裔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对中美之间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华裔美国学者和活动家，广泛地参与了主流社会关于人权问题、贸易纠纷、美国在台海关系上的作用以及其他跨国问题的讨论；冷战后美国华人为使美国国会顺利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法案进行了不懈努力；美国华裔社团（如“百人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增进美国和中国之关系，想成为能帮助一个政府更好地理解另一个政府意图的“文化大使”。郭玉聪在《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一文中指出，美国华裔政治精英和社团组织秉着对中美两国的双重文化认同，在协调中美关系的相关政治问题上能够扮演独特的角色；美国华裔贸易界、商业界、科技界的著名人士组成美中促进总会，宗旨是鼓励海外经贸科技界人士发挥优势，为中美经贸、科技交流与合作做贡献；美国华人石油协会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进行专题论证，积极推动中国与西方石油工业界的商业合作。邵允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中，把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双方认知、中美政治关系、中美经济关系、中美教育往来、中美文化往来、中美科教交流中扮演的角色分别归纳为沟通理解的桥梁、奔走斡旋的民间大使、互通有无的跨国经纪人、传播知识和学术交流的国际平台、跨文化交流的载体和科学无国界的推动者。白玉广认为，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中承担的角色正是在中美两国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制度变革后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美国华侨华人既是中美关系变化的受益者，也是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徐晞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华人商会可在人文往来、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一带一路”等领域，架设多维桥梁纽带，体现其经济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双重渠道效应，助力中美关系大格局。

2.认为少数族裔起到了负向作用

族裔中心论者把个体单元视为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互动关系的核心变量，认为美国官僚政治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少数族裔能动性的控制，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及相应政治行为损害了美国国家利益。族裔中心论的核心观点为：（1）少数族裔利益集团经常把族裔利益或母国利益放在美国国家利益之上；（2）少数族裔跨国关系及相关政治行为动摇了美国民主价值体系的根基；（3）少数族裔可能成为外国政府或是敌对政府的利益代言人；（4）少数族裔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不连续性；（5）少数族裔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外交政策变革的梗阻；（6）若干少数族裔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7）少数族裔可能使美国在其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卷入外部冲突；（8）当特定少数族裔群体的跨国政治行为和美国的政策对族裔母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可见影响时，母国政府会就特定事务进行具体的介入。 ^[28]

客观上讲，族裔中心论者并不否认少数族裔应该参与美国政治进程，也认同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应得到表达，并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但族裔中心论者认为，少数族裔的影响力已经变得过于强大。此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史密斯认为，在少数族裔群体极力拓展影响力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形成连贯和清晰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少数族裔对外交政策构成的影响力比目前认识到的要大得多。由于对若干少数族裔游说团体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不满，史密斯认为，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因为担忧“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的发生，从而为少数群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机制，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少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inority）在华盛顿的外交事务中不断发生。 ^[29] 史密斯认为，由于少数族裔群体与母国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少数族裔政治游说的直接目标是能够让有利于母国的政策得到实施，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少数族裔的次要考虑对象。从整体上讲，美国的外交系统正在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30]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对史密斯的观点表示赞同。 ^[31]

除了托尼·史密斯和约翰·米尔斯海默外，其他若干学者就少数族裔如何损害美国国家利益也进行了有见地的论述。卡丽·马拉（Khalil Marrar）认为，虽然美国法律禁止外国政府直接对美国政府进行政治游说，但只要有认同母国利益的少数族裔群体的存在，他们就可以成为游说的直接操作者和母国利益的代理人。 ^[32] 少数族裔或许不认同母国的外交做法，但不会对母国的做法进行公开批评，但只要母国需要，少数族裔群体会为母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积极游说；纳桑·格雷彻（Nathan Glaz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移民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最重要的单个影响变量； ^[33] 亚历山大·德康（Alexander DeConde）认为，族裔的利益诉求总是并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变量； ^[34]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则认为，同商业利益一样，跨国的族群利益已经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亨廷顿认为族裔政治游说引起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碎片化，损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且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35] 埃里克·尤思兰（Eric Uslaner）则认为，美国的外交决策已经把美国国家利益置之脑后，反映的全是族裔群体的利益。 ^[36]

少数族裔政治游说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由哪些因素决定也是族裔中心论者广泛讨论的问题。对于少数族裔的政治游说能否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足够的影响力，相关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帕特里克·哈尼（Patrick Haney）与沃尔特·万德布什（Walt Vanderbush）认为少数族裔政治游说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1）少数族裔政治团体的组织化程度与运作能力；（2）成员的凝聚力、分布情况和政治选举参与程度；（3）信息的获取和传递能力；（4）助推政治动议往前走的能力；（5）反对派别少数族裔政治游说的能力；（6）与政府决策层的关系网络；（7）多元的要素支持网络（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地位、捐款能力等）。 ^[37] 约翰·米尔斯海默、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托尼·史密斯等学者则补充了“对公共话语的控制以及对政府权力岗位的掌控”这一要素。 ^[38]

不可否认的是，族裔中心论者所持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解释力。在特定情况下，少数族裔政治游说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扩大了美国决策层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分歧并降低了外交政策的务实性与有效性。即少数族裔把族群利益或母国利益置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上，虽然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但是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利益集团对此保持缄默，反而进行政治游说促使族群利益或母国利益政策目标的实现。如古巴裔美国人通过政治游说迫使克林顿政府通过《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The 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Act of 1996），该法案将任何与古巴发生贸易往来的公司都纳入制裁范围，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政府与欧盟、欧洲议会均谴责该法案违反国际法精神。从美国整体的外交战略框架讲，该项法案有损美国国家利益，克林顿政府虽然可以凭借该法案在大选中维系古巴裔选民的支持，但对美国与若干盟友的关系造成了严重不利影响。

3.认为少数族裔既会起到正向作用，也会起到负向作用

多元文化外交论把国家单元和个体单元同时视为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构建互动关系的主导变量，认为少数族裔既可能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也能损害美国国家利益，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多元文化外交论者指出，美国社会对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认同度的逐步加深使得少数族裔在美国政治体系内代表母国国家利益从事政治活动合法化；多元文化外交论者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及相关政治行为受到学界日益加深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基于美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践能力，在国际格局逐步迈向多极化时代，国内因素对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的影响力逐步提高，各种利益集团较以往获得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的更为广泛的空间；第二，美国高度多样化的族群结构组成使得世界其他区域产生的任何单个事件几乎都会与美国国内的若干公民产生联系；第三，美国政治系统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尤其是国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为多元观点进入决策过程提供了前提，这为族裔群体增强影响力提供了条件。基于上述三点的存在，少数族裔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解释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时，不考虑少数族裔群体的影响是不务实的。

多元文化外交论者强调少数族裔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影响是少数族裔与美国官僚政治系统进行博弈的结果，同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统一并存是少数族裔跨国关系及相关政治行为对美国外交政策构建形成可见影响的典型特征。尤西·沙恩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少数族裔为促进母国利益而进行相应政治行为时，其行为并不会受到批评，美国政治系统的开放性为冷战后新建立的少数族裔群体为母国发声提供了前提，非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菲律宾裔美国人、海地裔美国人、韩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政治参与的进程中发现，为维护母国国家利益进行相应的政治行为是增强移民社群政治地位的良好途径。同时沙恩认为，虽然美国传统政治精英主导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能力有一定下降，但官僚政治模式是美国外交决策得以产生的系统，少数族裔须在自身利益诉求和美国国家利益之间寻找平衡。 ^[39] 特伦斯·李欧思（Terrence Lyons）以埃塞俄比亚裔美国人为例，说明埃塞俄比亚裔美国人曾试图影响美国政府对于埃塞俄比亚的政策，但前者发现后者根本不为所动，最后埃塞俄比亚裔美国人只能聚焦于国内政治进程的变革。 ^[40] 斯科特·麦克康纳尔（Scott McConnell）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如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odney Schlesinger）和学者亨廷顿所持有的观点过于极端，施莱辛格与亨廷顿认为少数族裔在美国外交体系中影响力的上升会使美国丧失全球领导地位，典型的例子是克林顿时期美国对海地的军事占领，对古巴贸易禁运的加强；对此，麦克康纳尔则认为，不论是西裔、亚裔还是非裔，他们对于美国外交施加的影响不能用绝对的好坏加以区分，应看到其中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深刻改变，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中话语权的上升具有必然性；另一方面，从总体上讲，少数族裔的外交主张总体上谦逊温和，如墨西哥裔美国人没有提出特别激进的要求，而亚裔美国人，如华裔美国人更多的是鼓励中美之间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姿态。 ^[41]

在国内学界，张文宗的专著《族群与美国外交》和朱全红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及其历史演变研究》是以多元文化外交论研究美国族裔与外交政策构建之间互动关系的代表性论著。张文宗在《族群与美国外交》中致力于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冷战后族群对美国外交影响力上升的原因；二是族群游说是否改变了美国外交的方向和进程，是否损害了美国国家利益；三是决定族群外交影响力大小的因素有哪些。《族群与美国外交》一书就族群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但著作的主体是案例研究，案例涉及的族裔涵盖了欧、亚、非、美各洲的族群，涉及的政策包括了安全、核不扩散、贸易、人权等各种问题。针对族裔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行为到底之于美国国家利益是有利还是有弊的问题，张文宗认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因为族裔如果将自己狭隘的利益诉求投射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对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是有害的；有的族群在短期内会给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长期看可能维护了国家利益；有的族群则相反，一定时期内是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得力工具，长期看则成了绊脚石。应该说，将美国族群问题与美国外交连接起来研究，《族群与美国外交》是一部力作。从学术的压茬推进来讲，《族群与美国外交》中的族群是泛族群概念，就此而言，聚焦少数族裔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的影响方面的研究需要继续探索，也仍大有作为。同时，该著作对于族群政治行为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中性的，这也反映出学界须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进行探索。

朱全红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及其历史演变研究》是国内较早的就美国多元族裔关系带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多样性特征进行论述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在该论文中，作者厘清了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基础，以20世纪之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四个阶段的时间划分方法梳理了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脉络，探讨了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主要途径，并分析了“9·11”事件后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的新特征。朱全红的博士论文在论述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的起源、演变脉络、影响因素方面显示出系统性，同时前瞻性地指出美国多元文化外交政策随着时代发展显示出的新特征。但该论文在两个方面美中不足：一是该论文在论述这种新特征的时候，由于撰写时间方面的客观制约，匹配的是2004年之前美国族裔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况，而今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时间，美国的多元文化外交政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发展；二是该论文在结尾部分点到了族裔政治群体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所引起的争议问题，即多元文化外交政策既可以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也可以损害美国国家利益，但论文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争议的表现、原因和趋势缺乏深入的探讨。此外，该论文在进行分析论证时，主要使用了大量关于犹太裔、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材料，缺乏对于少数族裔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针对性分析。

（五）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关于美国少数族裔与外交政策构建互动关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涵盖研究范式、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与当代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迁与美国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各领域。这其中，国家中心论、族裔中心论、多元文化外交论在分析少数族裔之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作用时，在基本假设、变量选取和因果关系构建方面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从学术累进的角度讲，就现有围绕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互动关系的研究而言，以下几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但学术界还没有完全厘清或有待解决的。

第一，美国少数族裔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领域在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当前的国内外学术研究在这点上存在的不足是“碎片化”明显：一是没有把少数族裔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的对象来加以考察和分析，没有弄清少数族裔的概念和内涵；二是少数族裔作为一个整体，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机制到底是怎样的？目前国内外学界在解释这个内在机制时主要是围绕少数族裔通过选举政治和政治游说这两种方式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这个思路进行的，但除了选举政治和政治游说这两种方式，美国少数族裔是不是拥有其他重要的渠道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构建呢？同时，对于美国少数族裔影响外交政策构建的机制的分析，是不是存在更好的分析框架呢？答案是“有”，国内外学界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上仍留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第二，少数族裔与美国国家实力构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联？目前国内外学界还缺乏把美国少数族裔作为美国国家实力构建的举足轻重的一个变量来看待的意识。人是主权国家最根本的主体，是物质和精神的创造者，是国家实力的根本性来源和依托要素，国内生产总值、科技水平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根本上都是由人创造和推进的，基于美国少数族裔与白人在人口比例方面的变化趋势，美国少数族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未来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走向。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

第三，国内外学界关于美国移民改革和移民政策的探讨是丰富的，然而，与美国少数族裔有关的移民改革、移民政策纯粹是一个内政问题吗？事实不然，美国移民改革和移民政策的探讨时刻牵涉少数族裔移民的国际治理问题。美国国内政治精英之所以长期持续地关注移民改革和移民政策，从外交视角看，这是源于美国少数族裔事关美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那么，美国少数族裔移民的国际治理与美国外交决策、对外关系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学界没有解决的。

第四，国内外学界关于美国族群通过外交介入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是丰富的，但是，关于美国少数族裔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却相对不足。事实上，相比于学界对于以色列裔美国人、阿尔巴尼亚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希腊裔美国人、亚美尼亚裔美国人、中东欧裔美国人等族群的外交介入行为的研究，学界对于美国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尤其是关于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外交介入行为新发展的研究，是国内外学界的短板之一。

第五，就国际政治的理论层面而言，传统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给予国际移民问题相应的关注，移民问题一直游离于这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之外。理论不完整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当前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对“人”（普通人）之于国际政治的影响提供合理的、系统的理论分析工具。众所周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不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而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四大要素包括：人口、领土、政府和主权。人口的跨国界迁移势必对国家权力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现实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等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都没有对跨国人口迁移予以应有的重视，对这一影响国家权力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没有进行重点论述，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因而，对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互动规律的探索，在解决“国际政治现实的解释需求与理论供给不足”这一意义上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本书的研究得益于国家中心论、族裔中心论、多元文化外交论的启发，致力于在对既有研究进行总结、分析和反思的基础上，弥补上述三种研究路径在理论假设、变量选取和因果关系构建方面的不足，尝试构建一个分析框架，以探究美国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