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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考察，可以发现，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升级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具有显著的相通性。事实上，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力视为独立发展的，也就意味着，作为生产力之核心要素的技术也是外生于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也将技术作为外生给定的（这主要体现为外生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研投入）
，相应地，发展中国家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就在于充分利用目前人类社会（主要是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技术。不过，这里似乎也潜含着一个思维与政策之间的显著悖论：一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信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一元决定论，但在政策主张上却积极倡导技术的自主研发，试图通过人的努力来改变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林毅夫等提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创造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主要源自专业的知识分工，而这又与社会的资源投入和相关制度等密切相关，但新结构经济学在政策上又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引进的产业升级方式。当然，学说和政策上的争论并没有简单的对错，我们要做的是梳理不同学说在思维和政策上的内在逻辑，不仅要揭示出各自在逻辑上所潜含的缺陷，而且要将不同视角的思维和认知契合起来。这样，就不仅可以推动理论的完善，而且有助于政策的周全。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呢？根本上又在于它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接下来就对此作一逻辑的梳理和剖析。
按照李斯特的观点，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基础在于生产力的提升。为了发展生产力，一国就需要舍弃一些暂时的财富或利益。为此，李斯特反对古典经济学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而基于比较优势来发展生产以及与此相应的自由贸易政策，而主张通过关税保护来构建工业体系，进而促使生产力的提升。正是承袭进而发扬了李斯特主义，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旧）结构经济学就主张，发展中国家可以且应该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工业。问题是，无论是工业品生产还是技术创新，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发展中国又如何获得这些资本呢？为此，（旧）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其主要手段有二：（1）通过税收、投资和销售优惠等方式创办出一批合资和合作企业，从而吸引外资流入；（2） 通过来料和来件等加工贸易方式来发展制造工业，从而获得相应的外汇收入。不过，这两种方式都存在显著不足：（1） 依靠外资流入方式来提供资本投入往往会造成利润和利益的大量外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利率的情况下很可能会造成还债困难进而酿成债务危机；（2） 依靠加工贸易方式来发展制造工业往往会导致技术水平偏低，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严格控制其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更是会造成技术进步的严重受阻。事实上，这两大问题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拉美危机中都得到充分暴露。
正是基于这些教训以及“东亚四小龙”发展经验的总结，新结构经济学就集中思考如何更快速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基本思路就是根据一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其基本理由是：（1） 通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进而也就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2） 资本积累将会带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由此产生出比较优势的变动，在此基础上也就会出现产业升级；（3） 产业升级自然会伴随着技术进步，因为技术本身就内生于产业之中，从而随着资本积累和先进产业的扩展而传播。在这里，新结构经济学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增长中所面临的根本症结，进而集中解决主要矛盾，这显然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
事实上，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市场失灵的领域往往不同；相应地，这就要求政府在不同时空下承担起不同的功能，进而也就体现出因势利导的政府角色。譬如，在发达国家，新技术、新产品都严重依赖R&D的投入，但企业往往偏好于对D的投入而忽视R，因为前者成功了可以申请专利，而后者的产出则属于公共产品。显然，没有R，D就成为无源之水，为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就重点扶持R的研究。马祖卡托（Mazzucato）的研究发现，美国当前在世界上领先的产业，其R都是政府支持的。当然，政府用以支持R的经费也是有限度的，从而必须考虑对投入目标的选择。显然，这就是抓主要矛盾，而能够抓住并且解决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的政府也就被称为企业家型政府，或者也就是有为政府。
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而言，我们也可以从这样两方面来理解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有为政府角色。首先，决定一国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以及企业自生能力的因素包括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经济规模以及软硬技术设施等，那么，一个国家如何最快提升其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显然，这根本上就要看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封闭环境中的生产要素扭曲是发展中国家中产业比较优势不彰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首先致力于理顺与要素禀赋不相符的产业结构。其次，一国的有限资源如何使用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如何投入到合理的产业中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呢？显然，这就涉及在如此众多的现代产业中如何选择目标产业的问题。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发展中国家应该制定因势利导地促进比较优势转换和生产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这可以参考那些与本国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取得高速增长的国家，因而致力于探索“增长甄别”的基本框架。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为何选择将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规模经济、产业集群、技术学习等其他贸易理论所强调的因素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呢？林毅夫在给笔者的邮件中提出了他的理由：一个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不可能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产业上形成规模经济，进而和资本相对丰富同样达成规模经济但这个产业是这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的国家竞争（因为前者的要素生产成本会较高）；同样，一个经济体即使掌握了技术，只要这个产业违反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个产业也不会是这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而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计划经济国家应该说已经掌握了重工业的技术）。所以，即使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使其升级的产业达到规模经济并掌握技术，只要这个产业违反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也不能实现让经济得到稳定快速发展的目标。很大程度上，这就解释了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时，强调的第一个决定因素为何是要素禀赋结构而非规模经济等的原因。
尽管如此，从学理上说，产业比较优势并不局限于要素禀赋决定的要素价格，也与技术水平决定的要素使用效率以及规模决定的协调收益有关。一方面，任何产业结构都与一定的技术水平相适应（尽管并不等于同一技术），技术的发展也将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究其原因，毕竟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构成，而这三者的内涵和生产力水平都因嵌入不同技术而呈现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使用更先进技术和专门性机器，也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劳动分工，从而有助于提高个别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马克思就写道：“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相应地，“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转入胜利者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结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属于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在理论逻辑上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炼。
此外，新结构经济学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政策观还以这一假设为前提：同一产业在全球都使用大致相似的生产技术，因而一国的技术水平就内生于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中。这意味着，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的目标产业及其相应技术在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存在，而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就自然会带来技术的进步；为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中心就在于如何促进产业快速而有效的转移和升级而非技术的传播和创造，进而也就需要促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要素禀赋的快速提升。但是，此路向的产业政策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差距的逐渐缩小，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越先进的技术往往越难以传播和使用，更不要说竞争加剧将使得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通过保密制度、专利制度等来阻止其核心技术的外流来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国际垄断地位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就会逐渐陷入“技术陷阱”，看似蓬勃发展的产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而受制国际资本。那么，又如何避免这一点呢？显然，这就需要从更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一国的技术进步，需要考虑技术进步的自我演化性，这也就涉及技术获得的另一种内生性。这又意味着，即使从应用政策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所开出的政策本身也应该考虑不同的时空条件，而不是采取一种固定的政策框架。
最后，需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从大历史观去观察社会经济的长期演化，从大历史角度考察社会经济变动背后的生产力进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生产力发展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长期来看是平稳的发展过程在短期视角看却往往表现出剧烈的波动，长期来看是自然的过程在短期看却渗入了明显的人为痕迹。事实上，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一个社会事物（如组织或制度）的现状往往由结构、局势和事件等共同决定。其中，“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因素，它决定了一个事物形态的基本走势；“局势”是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并形成周期和节奏的因素，它在事物形态的变动上起重要作用；“事件”则是指转瞬即逝的突发性事变。一般地，突发性事件往往会影响事物形态的突变或扭曲，从而可能成功地迈入新的发展渠道，但也很可能“物极必反”而复归原初形态。有鉴于此，在现实经济分析中，我们也就需要关注短期的局势和特定的事件，要致力于剖析它们对社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要防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乃至出现低水平循环的社会制度改进。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的现状往往受到众多短期事件或局势的干扰，因而就很难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一一对应分析。从这个角度上看，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往往不能简单地将技术视为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更应该探究如何最大限度地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由此来打造出与产业进步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