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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辨识了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是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和生产力的经济增长，二是促进现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的经济增长。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大寓意。（1） 根本上说，马克思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是一个自然的和渐进的过程，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对现有技术和生产力的利用程度，相应地，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的根本作用也就在于解除对现有技术和生产力的利用束缚。（2）林毅夫等人对中西方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又表明，科学技术的创造和科学知识的积累不全然是外生的和自然的，而是与社会资源的投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等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如果说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那么，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的主要目的则在于解除对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束缚。
同时，按照历史的对比分析，依靠技术进步方式往往可以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从而也就成为现代世界各国首选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所依赖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庞大的资源投入，同时，科技研发过程中又存在着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又应该采取何种最佳方式来促进技术进步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往往可以且需要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来推进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其理由是：（1） 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2） 发达国家没有其他获得技术或推进技术进步的渠道。但是，发展中国家采用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研发投资方式却并不明智，其理由在于：（1）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非常稀缺，这些资本分散投资在其他生产领域将更有助于收益最大化；（2）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往往滞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其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大多已经存在于发达国家。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实现本国技术进步的更有效途径在于，发挥后发优势以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进而，这又需要合理而高效地引进外国投资和产业，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政策和技术进步上的基本主张。
有鉴于此，新结构经济学集中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最快地通过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就首先注重通过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来实现生产力的提升。那么，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这根本上需要将技术引进嵌入在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进而，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产业的比较优势呢？新结构经济学又指出，这根本上在于一国产业结构要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符合。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当前国际竞争的基本情形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不同产业间进行贸易，因而发展中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选择自己的最适产业就非常重要。同时，构成企业或产业之国际竞争力的要素不仅有生产成本，也有交易成本，其中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主要因素是各类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安排等，而这些方面显然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为此，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架起桥梁以实现两者的互补共进。
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主张发展与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又在于它基于这样的假设前提：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面临着一个资本密集度从低到高的技术和产业谱系的给定存在，因而直到成为发达国家之前，发展中国家以引进为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可以持续进行下去，而其中的根本性障碍则在于资本的不足和匮乏。那么，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快速获得资本积累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关键又在于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只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才最具竞争力，进而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资本积累。显然，这又带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国际竞争的产业比较优势是如何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根本因素是要素禀赋，因为要素禀赋决定了生产的要素价格。很大程度上，丰富的生产要素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也可能是阻碍经济增长的负担。这取决于这个生产要素如何使用：如果得到充分利用就可以带来红利，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出现资源病。例如，一个国家拥有丰富劳动人口，那么，运用适当就有利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并带来人口红利，但运用不当也会造成人均（自然）资源的不足而阻碍经济增长。显然，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尽可能地使得各个生产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
当然，作为一个产业政策，它不是对既有生产结构的解释，也不是听从要素禀赋的自然演变以及相应产业的自然发展，而更主要是能够前瞻性引领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以及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究其原因，像技术之类的生产要素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创造的；进而，与技术进步相对应的产业变动也必然嵌入了人的力量。同时，就国际竞争优势而言，要素价格仅仅是影响生产成本的一个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技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规模等，而且，后两者因素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关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国内同行业的两个企业就行了：它们的生产要素价格大致相同（实际上，优秀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价格往往更高。其原因是：优秀企业生产的主要是高级产品，高级产品被赋予了更高的锚定价格；但同时，一连串锚定效应使得与之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都拥有较高的锚定价格，从而使得供给成本往往是其产品价格的函数），生产技术和规模却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就导致了根本不同的竞争能力。显然，如果技术水平本身就是决定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那么，这又回到前面的问题：如何最佳地实现技术进步？
在这里，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又在于它预示了这样的现实依据：发展中国家自身投资技术研发不仅成功率很低，而且商业化率更低，而学习、模仿和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要比自己投资研究和开发更有效。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大多数产业（主要是林毅夫界定的追赶型产业）上都只需要对既有技术进行选择和应用，而不应该在技术上花费太多（稀缺的）资源进行自主创新。问题是，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否如此容易学习、模仿和购买呢？新结构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许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不过，这也会遇到质疑：（1）当前国际竞争中的产业差别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显著（如发生在农业和工业或者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相反，主要是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因为竞争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而发达国家必然会动用各种方式对其核心技术加以保护；（2） 产业生产中的技术不是孤立的，而往往与其他技术甚至人力资本联系在一起，此时先进技术能否成功引进的关键往往在于国内是否有其他配套的技术和人力资本；（3）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技术进步，自身根本上都是一个自我演化的过程，依赖于前期的投入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显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引进”一途。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形成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如果技术与产业（尤其是产品）较好地结合在一起，那么，先进技术就会随着产业的转移而传播，此时既有的先进技术往往就容易为后发国家所廉价地吸收和使用；相应地，发展中国家也就需要且可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以节省研发成本，而且，资本越是稀缺，就越需要努力引进技术。另一方面，如果技术与产业（尤其是产品）存在明显的分离，那么，产业的转移并不会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此时既有的先进技术也就不容易为后发国家所吸收和使用；相应地，发展中国家也就需要且应该着手技术的自主研发以避免“技术陷阱”，而且，面临的技术封锁越是严峻，就越需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很大程度上，只有通盘考虑技术的两种内生性，进而偏重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技术和产业引进与重视技术内生演化的技术和产业创新相结合，才可以制定出更全面的产业升级政策，才能避免产业升级过程的中断。
最后，我们也可以揭示出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基础：它主要将技术视为内生于产业的，从而就致力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已经存在的先进技术；同时，它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视为稀缺的，从而就致力于发挥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获取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林毅夫说：“愿意和能够不断地利用技术进步的国家，必须将它们的要素禀赋（劳动力、资本）准备好，并通过宏观经济和部门政策来引导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如果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产业违反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即使该产业达到规模经济并掌握相关技术，它也无法与资本相对丰富且在此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竞争。林毅夫就举例说，如从拥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上讲，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在航空、航天等最先进产业上与美国几乎不相上下，却没有因为拥有这些技术而在经济上赶上美国。正是基于这一认知逻辑，新结构经济学倾向于将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规模经济、产业集群、技术学习等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进而，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来利用内生于发达国家产业中的技术来促进自身的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显然，这也就与历史唯物主义最为根本的经济增长方式——“解放（现有）生产力的利用束缚”——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