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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地辨识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升级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间的关系，我们基于历史逻辑对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和变换轨迹作一历时性的集中考察，通过对经济增长逻辑的深入辨识来探寻两者的共性和差异。
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主义时期的斯密，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就是国家组织，探究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从劳动投入和劳动生产率两个维度来研究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其中，劳动投入涉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而劳动生产率则关乎劳动分工及其带来的技术进步。相应地，以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往往就被称为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显然，斯密型增长的根本要旨在于，每个人生产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收益增进，同时，由于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因而就需要通过自由贸易的推行来拓宽市场范围，由此也就有助于劳动分工半径的拓展。不过，斯密型增长马上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劳动分工是如何深化进而推动生产力提升的？
一般认为，劳动分工的深化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和迂回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延长，进而也意味着更多中间产业链独立出来，生产出更多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非可直接使用的最终消费品；而且，劳动分工的深化和拓展也有赖于其他相配套的各种生产资源，而大量出现的中间产品更是生产资源的直接体现。因此，斯密型增长的基础也就在于不断积累的资本。同时，劳动分工的深化意味着个人技巧的提升和相关知识的积累，因而斯密将技术进步归结为伴随劳动分工的自然产物，是由生产性劳动者在“干中学”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现和推动的。显然，斯密根基于资本积累的自发性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这一思想也为马克思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学派所承袭，以至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此，人们往往又将以资本积累和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称为马克思型增长（theMaxian Growth）。
同时，在斯密型增长中，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而早期社会中的市场规模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这就带来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人口增长扩大了市场规模，进而也促进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生产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需要消费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不得不开发更多、更贫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应地，就有两大结果：一方面，经济总量（或社会总收入）将伴随着人口增长及其带来的技术进步而增长；但另一方面，人均收入增长率又受制于人口增长而低于社会总收入增长率。尤其是，如果经济增长根本上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并且出现了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制于自然资源的投入量，尤其是人均收入可能因为社会总收入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而出现负增长，从而就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有鉴于此，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发展必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而关键则在于，需要引入科学技术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相应地，那种以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生产率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又被称为库兹涅茨型成长（theKunznetsianGrowth）。
事实上，尽管斯密型经济增长已经被广泛认为思想过时了，但实际上，迄今依然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和发展，其思想显著地嵌入在各种内生性的平衡增长模型之中。譬如，无论是斯密型增长、马克思型增长还是现代各种平衡经济增长模型，它们都将技术视为一种自然和自发的进步过程，自然性的技术和生产力在可预期的时间内都不会有很大或跳跃性的提升。相应地，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大多重视不断投入的资本或其他资源，不仅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甚至也不再关注劳动分工带来的综合生产力问题。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哈罗德多玛模型和索洛模型等都是基于对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重视。其中，哈罗德多玛模型将储蓄率视为内生于收入结构的变量，索洛模型则将资本产出比视为内生于要素禀赋的变量。在这些模型中，都没有涉及技术要素，而全要素生产力也仅仅用一个残余来表示。
当然，库兹涅茨型成长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如何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以提升生产力呢？一般地，这有两种基本途径：一是发展出更高效的技术而促进技术进步；二是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并充分发挥其效能。那么，在实践中究竟该采用何种措施？熊彼特的观点强调，如果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没有被动员起来投入使用，这些资源和技术就不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因而生产力提升的首要途径在于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当然，要使用现有技术和资源，不仅需要承担风险，而且还依赖于通过应用创新而获取利润的能力；相应地，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又被称为熊彼特型成长（the Schumpeterian Growth）。在这里，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主要不是指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而是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和传播；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就体现为利用这些新思想创造出新的生产组织和资源以增加利润的过程。
显然，迄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及其潜含的生产力水平，这也就是通过解除生产力的利用束缚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则是致力于提升科学技术及其生产力水平，通过解除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以推动经济增长。接下来就对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作一探讨，以此来探寻新结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论间的联结。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观点，历史发展有其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乃至无法越过演变过程的各个自然阶段；相应地，人们所能做的主要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进而协助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生产力仅仅视为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将生产关系视为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生产力之间的劳动关系。这就寓含着，生产力是自然性的，生产关系则是社会性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似乎也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似乎是人力之外的变动过程。进而，既然生产力发展是外生和自然的，那么，马克思也就不再花费较多精力去探究生产力如何提高的机制和动源，乃至更少探究纯技术的进步问题；相反，他将主要精力用于探究生产关系的变动，因为这是一个影响生产力能否从潜在转为现实的社会性问题。
也就是说，在如何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上，马克思集中关注的就是：如何解除现有生产关系对既有生产力利用的束缚，而不是突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基于这一目的，马克思致力于唤起阶级斗争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目的也是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充分发挥现有生产力的效能。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据此，分析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科恩认为，前两句体现了“预见性的限制”：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或早或迟会成为桎梏。第三句则体现了“革命的限制”：当生产关系成为桎梏时，它们就会被彻底改革。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对生产力的束缚或限制呢？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领军者科恩强调，引发社会革命的因素根本上是对生产力利用而非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为此，这里就科恩的观点作一阐述。
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为生产能力的增长，或者表现为所能生产出产品数量的增加；相应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限制一种能力的增长，使生产能力的增长率低于它能够达到的程度，甚至降至为零。其中，前者反映相对低下的束缚，从而产生预见性的限制；后者则反映绝对停滞的束缚，从而产生革命的限制。不过，科恩却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有两种理解：（1）意指生产力在能力上的增长或低下的生产力被更高的生产力所取代；（2） 意指使已经在具体范例中存在的技术具体化，从而使得潜在生产能力得以实现。进而，科恩就区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1） 生产能力的增长是否以某种方式被阻碍；（2） 生产能力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有效利用。接下来需要探究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如何理解这两种方式在现实世界中的相对低位？
显然，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元决定论，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具有自我发展的取向，从而也就很难为其他因素所阻碍；与此同时，特定的生产关系却往往会束缚对生产力的利用，从而反过来会产生出变革的压力。因此，科恩认为：“变革的发生是因为（现在）能够实现的事情与正在实现的事情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因为能力增进的有多快和它能被增进的有多快之间的差异；第二个差距是存在的，但很难认为它像社会变革沉淀剂那样有较大的作用。”在科恩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存在问题，并不在于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它阻碍了对这些关系如此善于创造的高科技的最理想的利用；基本理由是，本来同样的生产力可被用于带来劳动的愉快而健康的重新组合、闲暇和教育，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使得这些技术进步带来了经济混乱、失业以及“去技术化”工作能力的退化。
为此，有别于广为流行的发展束缚，科恩提出了“利用束缚”一词。很大程度上，科恩这一观点也与熊彼特相一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就认为资本主义必然会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但他所依据的理由，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衰退造成的经济困境，而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是一种“创造性毁灭”；相应地，资本主义的垮台原因不能仅仅从经济领域中寻找，更要从构成其文化的思维习惯中寻找。也即，一个好的生产关系，与其说是内含了最高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如说是更合理地使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这里的“合理”并不仅仅是从经济效率角度上而言的，而是包括了其他社会价值的考虑。所以，科恩认为：“相对的利用束缚对革命的限制的满足要好于相对的发展束缚，因为能力与利用之间的差异比受相对的发展束缚阻碍的发展速度的不足更容易察觉得到，因而更有力地刺激动乱、抗议和变革。”为了考察生产关系的退化程度以及由此对社会革命的预测，科恩又进一步区分了两类利用束缚：（1） 绝对的利用束缚，意味着全部生产要素的完全失业，从而产生革命的限制；（2） 相对的利用束缚，意味着生产能力的发展得不到最理想的利用，从而产生预见性的限制。
最后，不可否认，生产关系不仅会束缚生产力的利用，而且也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考虑到这一点，科恩又提出用“最终的束缚”概念以涵盖“发展的束缚”和“利用的束缚”这两大内容，其含义是：“在一种制度发展生产力的和利用生产力的程度都给定的情况下，如果在给定的未来时间它利用的生产力数量少于另一可行的制度将会利用的数量，那就可以说它是束缚生产力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借鉴熊彼特借以评估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视角：既不能只看它们发展生产力有多么快，也不能只看它们利用生产力有多么充分，而是还要看它们允许所利用的生产力的轨线，要看它们所体现的复合的发展水平和利用程度。科恩认为，相对于“利用的束缚”，“最终的束缚”有两大优点：（1）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即束缚生产力的制度的垮台是因为人民继续容忍它们是非理性的；（2）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协调一致观点，历史根本上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增长，社会形态根据它们能够实现和促进还是妨碍或阻止这种增长而兴衰。由此就构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恩有关生产力生产关系之互动发展的基本观点。
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互动作用，但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相应地，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根本上就取决于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发展又取决于科学知识的发现以及相应技术的进步。由此，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就归结为：新知识怎么来？技术何以进步？显然，要真正认识技术何以进步以及如何提升生产力这一问题，就需要对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轨迹展开深入的考察。一般地，这又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可以从起源学和本体论上进行考察，二是通过特定议题的剖析来获取启发。显然，与技术进步相关联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李约瑟之谜：直到14世纪中国都以强大的技术发明和创造力闻名于世并取得辉煌灿烂的成就，但17世纪后却被西欧社会远远甩在了后面。很大程度上，真正认识和揭示出李约瑟之谜，实质上也就离挖掘技术进步的奥秘不远了。有鉴于此，这里也着重从剖解李约瑟之谜着手并首先辨析迄今出现的一些主要论点。
李约瑟（JosephNeedham）本人试图从政治经济制度中找原因：中国强大的封建官僚制度压制了商人阶级，商业得不到发展，技术发明无法给发明者和使用者带来利润和提高地位，进而，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也就无法结合在一起；相反，欧洲的技术发展是同商人阶级的上升掌权紧密联系的。马克斯·韦伯则从宗教伦理上找原因：西方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相联系，如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以及交换等等；儒教伦理的核心命题则反对专业化，反对近代的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社会学家福山则从社会信任关系角度找原因：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低信任的国家，其人际关系主要依赖血缘及其派生的关系，从而难以发展出西方社会中的企业组织。然而，所有这些观点实际上主要解释了为何缺乏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而不是科学技术的发明，更不要说，18世纪后欧洲技术发明的涌现与商人地位的上升并没有直接关系。
事实上，伊懋可（M.Elvin）认为，被历史学家看作对西欧工业革命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每一个因素几乎都曾在中国存在过，但中国社会面临着这样两大问题：（1）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高超的农业技术和较高的人口密度，这就导致缺乏刺激人们进行“试验和改进”以推进科学知识和发明创造的经济激励，因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降低了那些节省人力的技术发明的实际价值；（2）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缺少伽利略和牛顿所探究的基本科学，而科技发明是建立在基础科学知识之上的。问题又在于，中国社会为何缺乏基础科学的研究呢？很大程度上，李约瑟所搜集的成果主要是技术而非科学：技术重视的是“道”，而“道”主要体现在事物的外在形态以及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进而，这种功能联系就主要体现在某种数据相关性上；科学探索的则是“理”，而“理”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而，这种作用机理就集中体现在某种因果联系上。中西方对“道”和“理”的各自偏重则可以追溯到中西方社会文明的起源：西方社会的认知思维起源于对自然世界的探索，进而发展了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理性、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知识；儒家社会的认知思维则起源于对生活世界的关怀，进而发展了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价值理性、辩证逻辑和社会人文知识。进一步地，易纲就从中国文字和逻辑的角度来探寻中国科技进步停滞的原因，认为中国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是阻碍科学理论建立和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问题还是在于，中国社会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问题一直就存在，但为何早期却产生出灿烂的科学技术，而近现代却迅速式微了？
通过对前人见解的逻辑考辨，林毅夫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工匠和农夫的实地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生敏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时自发做出的；而到了现代时期，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所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设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而这类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相应地，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愈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愈先进，这就解释了中国在前现代因人口众多在技术总量上的优势。但是，中国在现代时期的技术发明仍然依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时则已将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这也就可以解释西欧社会为何会出现科技发明的爆发式增长。实际上，技术及其潜含的“道”本身就主要源于经验的总结，来自人们的社会实践；而科学及其潜含的“理”则源于形而上的思考，来自专门的知识创造分工。由此，这里就可以理解另一个问题，西方社会为何在近现代会出现如此多的专门从事实验研究和科技发明的科学家。显然，这就涉及社会分工及其深化的基础：有一部分人从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解脱出来，而这需要有充足的剩余产品和资本为支撑。进一步地，西方社会这些支撑发明和创造的剩余产品和资本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又涉及美洲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量金银以及其他资源。
为此，顺着林毅夫的思路追问下去，我们就可以将中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分岔与历史事件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解释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的动源和途径。按照林毅夫的分析，现代技术进步相对于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再是一个依靠自发性和偶然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是依靠人类有意识、系统性的开发过程，依赖于合理而有效的劳动分工尤其是知识分工；进而，偶然历史事件造成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分工形态，就导致技术发展速度也呈现出巨大差异，进而带来了迥异的经济增长模式，最终造成了富裕与贫困的世界分化。很大程度上，正是考虑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者如保罗·罗默、卢卡斯等人转而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归因于知识积累和创新，这就是现代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只要创新带来的利润超过研发成本就会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投资，进而只要创新带来的溢出效应足够大就可以维系持续的经济增长。当然，张夏准又指出，创新的成功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创业动力，而主要在于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根本上取决于将个体创业动力成功转变为集体创业动力的能力。那么，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呢？显然，这又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